《鲜花》西部电影的文化生态建构论文
一
在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复杂语境中，如何以一个观察者的客观角度审视并认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成为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
哈萨克族电影《鲜花》或许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深刻的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叙述文本。影片通过哈萨克族女阿肯(意为歌手)鲜花的视角，以唯美诗化、纯真鲜活的镜头语言，倾情述说了哈萨克游牧民族质朴的爱情与亲情 ：伴随着悠扬动人的哈萨克民谣《蓝色的河》，主人公鲜花诞生于盛大的哈萨克草原上举行的阿依特斯大会(“睡摇篮”段落)。爷爷罹世，失声五年的鲜花第一次唱出阿依特斯主调(“挽歌”段落)。与卡德尔汗的两次谎言歌交锋，无疑是主人公生命之花的激情绽放(“谎言歌”段落)。离开要带她走出草原的初恋男友卡德尔汗，嫁给老实本分的苏力坦，只为眷恋深爱的阿依特斯和大草原(“哭嫁歌”段落)。丈夫苏力坦遇难，却为鲜花留下了遗腹子，这给鲜花带来了新的希望，鲜花也成为阿依特斯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无声”段落)……
影片既非奇异爱情加上异域色彩的惊险片样式，也不是民族记忆裹挟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更非庸俗的时尚民族叙事思维，而是以边疆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风俗礼仪为景观，娓娓道出一个边缘少数民族的自我心声。全片大量采用哈萨克语唱段，所有演员也均为哈萨克本民族演员，而且女主人公鲜花的扮演者茹扎为非职业演员。在资本博弈与文化竞争的后现代社会中，如此做法无疑大胆而冒险。这样的文化自觉与叙事意图摒弃了“概念化主旋律”的传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模式，在抒情悠扬的歌声中倾诉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生命意识。
影片中，主人公鲜花原本执意要嫁给一个像自己一样的阿肯卡德尔汗。卡德尔汗在对唱中赢得了鲜花的芳心，却因为身上流露出过多的“现代意识”而无法迎娶坚守民族传统的鲜花，深刻揭橥了哈萨克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的内在困顿。阿依特斯传人卡德尔汗和伙伴们平时模仿收听的歌曲，是美国巨星迈克尔约翰逊的摇滚歌曲。“与一群哈萨克小伙在春天的林地里策马嬉戏、优美的慢动作镜头中，小伙子们如同古尔邦节上玩弄叼羊一样，潇洒地抛掷着收录机，而机子里放着的正是杰克逊的《真棒》。因为在城市参加演出和录制歌带，卡德尔汗错过了与鲜花在古尔邦节上对歌定情。他身上穿着时装，头上却戴着哈萨克民族的帽子。”《鲜花》的.电影叙事意图冷静清晰，一方面克制地保持与现代生活的“时代之篱”，一方面充分调取大量哈萨克民族文化符号 ：哈萨克草原的旖旎风光、阿依特斯大会、哈萨克民族的婚丧嫁娶。影片试图成功融汇时空观念与生存哲学等诸多抽象命题，“既是作为‘消费性’的视觉元素吸引观者进入文本内部，也是引导、开启观者去解码故事内蕴的某些普遍性价值观与生存哲学的‘生产性’策略”。
由是观之，造就一部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需要有尊重他者的适当摄影间距，而认同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需要有效融入其宗教人文情怀。《鲜花》值得借鉴之处，正在于其秉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叙述的文化生态建构，成功书写哈萨克族裔信仰、氏族、家庭混杂结构的普世价值。
二
《鲜花》的镜头语言自然舒展，充溢原生态美学魅力。影片以哈萨克文化遗产“阿依特斯”为叙事背景，娓娓讲述哈萨克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活和绵延流逝的生命哲学。作为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西尔扎提拍摄过家喻户晓的《吐鲁番情歌》、《买买提的2008》。此次执导《鲜花》，西尔扎提率领主创团队深入新疆伊犁州直、阿勒泰、塔城等地选景，广泛采访阿依特斯专家学者，最终将冬季拍摄场地选在具有“世界上最美丽村庄”美誉的布尔津县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冰雪世界、迤逦草原、壮美山川尽收眼底。哈萨克民谣《蓝色的河》在鲜花、爷爷和学生的口中反复咏唱，在推进剧情的同时，有效阐释了影片情节主旨。这部“中国哈萨克版《音乐之声》”的旋律动人心弦，让观众仿佛置身“生活如歌、歌即生活”的西域哈萨克草原，“《鲜花》通过自觉的尝试，以其对哈萨克民俗文化的独特理解以及对这片草原上生存的哈萨克人生命意识的独特呈现，超越了此前拍摄的哈萨克族背景和题材的作品，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表现哈萨克族文化生态及其民族文化心理的故事影片”。以往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歌舞风光往往成为外在的民族文化符号，抑或裹挟入新中国革命叙事的国家话语，抑或屈从于新时期国产电影的商业压力，难以具备独立的文化自觉。不言自明，作为一种西部电影的文化生态建构，彰显本民族文化自觉与生存哲学精神，《鲜花》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文本。
三
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演进路径与当地生态环境密切相连，当西方物质文明来势汹汹，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功利主义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无情破坏，少数民族文化景观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鲜花》以原生态的影像谱写哈萨克游牧民族的“生命之歌”，融自然风情、深邃情感和生存哲学于一体，为我们有效建构西部电影文化生态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
作为“新西部电影”的一种，《鲜花》或可称为“新民族电影”。这类电影大多“不约而同地采用民族语言、内向视角、风情叙事和诗意策略，并力图以此进入特定民族的记忆源头和情感深处，寻找其生存延续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基因，直陈其无以化解的历史苦难和现实困境，抒发其面向都市文明和不古人心所滋生的怀旧、乡愁和离绪”。以《鲜花》为代表的“新民族电影”，其叙述洋溢着浓郁的宗教文化气息，保持着对“本真民族文化心理”的审美敬畏。恰是这种尊重克制的审美距离，消弭了“汉族中心主义”和“东部中心视野”的民族电影观念，西部不复为汉族视野里的影像奇观，而是产生出其本身应具有的多义性文本空间。影片所呈现的西部空间(哈萨克毡房、哈萨克民族舞蹈黑走马、令人如痴如醉的冬不拉琴声)，一如其他“西部新民族电影”，“在雪域的高原、无边的草场与葱茏的竹海之间，显隐着猎猎飘扬的经幡、炊烟缭绕的蒙古包与古老宁静的村寨，回荡着虔诚的诵经声、悠扬舒缓的长调与如醉如痴的木鼓舞，再加上沉默如山的信众、宽厚慈祥的母亲与充满渴望的心灵，仿佛令人触摸到了特定民族的精神之魂、文化之根”。由是观之，直视西部民族生存困境、与中国西部多语种的电影受众建立密切关联、以丰富的文化景观为主要表达对象，方为中国西部电影生态系统构建的切实之途。
《鲜花》导演西尔扎提自言 ：“拍摄一部电影应该有其价值，中国电影市场需要这种挖掘优秀民族文化的影片，而‘阿依特斯’这种艺术形式，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很有必要深入挖掘。阿肯知识丰富、感情充沛、文思敏捷，他们凭一只冬不拉和嘹亮的歌喉，以无比的智慧，即兴随口编唱歌曲，这在别的民族非常少见，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让其他民族通过电影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增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五月份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更恰逢‘民族团结月’，我们选择这个时候让民族的《鲜花》‘开’遍全国，各族人民共谱‘民族和谐曲’。”《鲜花》一反民族文化景观的“童话叙述”，正视生存困境，正视个体生命的痛楚挣扎，正视哈萨克族群乃至全人类的生命苦涩，最终抵达“现实彼岸”，建构出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主题呈现，很容易唤起观者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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