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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编辑文化在数字出版时代的传承论文

时间:2021-04-10 09:12:04 文化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中国传统编辑文化在数字出版时代的传承论文

  摘要:本文首先纵观历史,分析了编辑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贡献,结合在改革开发新时期取得的卓越成果,阐述了传统文化的继承意义。在内部转企和外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交互作用下,坚守传统文化精神实质,与时俱进变革制度,借助高新技术,才能再次焕发编辑工作的勃勃生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编辑工作自甲骨文出现后既有记载,从殷商时期的史官、巫师、乐师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的经学大家,对于中国各类国学经典收集和整理工作,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

中国传统编辑文化在数字出版时代的传承论文

  一、编辑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古文明国家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是“四大文明古国”概念的早期雏形。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很多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一般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文明的贡献。但是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即梁先生所称“小亚细亚”),皆在战火中灰分湮灭,漫长华夏5000年历史中,历经战火和政权更迭,中国的许多方面都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中华文明却始终延续,所以中国是最古老的且持续存在的文明。作为文明的载体文化,文化的载体是书籍,负责编辑书籍的编撰官在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世袭王朝政体下,始终承担者书写历史、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

  东方民族作为世袭的农耕部落聚合的社会,较之西方游牧民族聚集的社会体系,其生活节奏和环境的稳定性,更有利于对书籍的编撰工作,所有文化的传播,公民的教育多借助于书籍实现。千百年来,先贤学者从文、史、哲、经等传统学科入手,对这些经典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博大精深的研究,但从编辑学视角着墨的不多。原因无它,因为编辑作为一项工作是古老的,而成为一门学科则是新兴的。在《词源》中对编辑的释义为“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编辑”一词最早出现在《魏书?李琰之传》:“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缉。”后在唐真卿《〈干禄字书〉序》:“不揆庸虚,久思编辑。”和宋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也有出现。但是仅以“整理、加工,编成”解释编辑,不但未能涵括近代以来报纸、期刊和电子出版物出现后的编辑工作的全部意义,也淹没了浩瀚历史长河中诸如孔子、司马迁、班固等大师的历史贡献。其中在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中,古代国人体现了三个阶段的编辑智慧:

  ①堪称编辑学“元理论”的“述而不作”与“以述为作”;

  ②展现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气度的“会通古今”;

  ③肯下硬功夫的“分类编目”。

  二、传统编辑文化传承的现代意义

  1、入行之初“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原文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意为只是继承延续,不创造发明。

  这种态度最适合于初入编辑行业的“天子骄子”们,现今大学教育强调程序和范围,在既定的范围内按程序选修足够的学分,即达到毕业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处的产品往往千人一面,缺乏新意。即使借助互联网等科技手段,信息爆炸时代吸取知识、信息,但不可否认,我们的年轻同志所宣称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章节化、断面化信息的堆砌,缺乏系统的梳理与规范。

  对于行业内的新同志在明确编辑要求的基本技能后,面对大量的、系统化、专业化的文章,应保持吸收、为我所用的态度。作为《论语》的作者,孔子最早对编辑及其对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位。编辑面对编辑对象时,最主要的职责是“述”,而不是“作”。正如有论者所说,“所谓‘述而不作’即尊重史实,保持原来的文章,不无根据地想象乱编”、“保持原作的文辞,不随便添加己意”。年轻同志们应该有海绵的精神,以吸取众家之长为首要任务,暂时无需“激扬文字、挥斥方遒”。

  2、谋求发展“以述为作”

  当编辑的本专业知识达到相当的积累和沉淀后,自然会基于成熟的世界观、价值观,按照现行规范自觉的、有目的的进行策划、选编、加工、定稿、校对等一系列行为。这是作为从业人员,编辑初步具备了对社会文化的选择、积累和创新,同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对编辑文稿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塑造。

  现今编辑从业者工作的平台逐步从书刊、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介转向电子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兴起,使得编辑的客体和对象更加丰富和复杂,给编辑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于是,当今报刊、网络将编辑主体性无限放大,编辑不叫编辑,而是冠以“策划”、“主持”、“版主”等,把编辑工作当成“包装”工作,对原创性作品任意“装扮”,以适应市场所需。还有一种现象,正如编辑家崔道怡所言,“近年国情民风,求名胜于务实。编辑无名,不甘冷落,顺应潮流,改弦更张。对一般作者,是‘老爷’和‘老板’,把稿件予夺当交易筹码;对名家大腕,是‘清客’与‘掮客’,在精神产品商业操作中逐利求名。”由此观之,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编辑是否应该稍稍回归到正常的编辑职业定位,以“述”为“作”,特别要对于文学家、艺术家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形象,持尊重的态度,不要随意改削,弄成千人一面、时髦媚俗,以迎合大众商业消费潮流。

  3、初露峥嵘“会通古今

  “会通古今”对于现代编辑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会通”仍然是成就编辑大家的必由之路。处于信息时代的出版传媒行业,价值取向强调“精”和“杂”两个极端方向。通常对于非学术类编辑家为“行家”,对政治类和专业技术类编辑家为“专家”。不管是要当好“行家”,还是要做好“专家”,都要求现代职业编辑不仅要“会通古今”,而且还应该加上“会通中外”,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格局。第二,“会通”仍然是编辑优秀书刊的重要方法。改革开放之初,一批当代编辑家编辑的几种“走向世界丛书”,就体现了会通中西的视野,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重新开启了国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通之路。当下一些编辑游走于传统媒介与电子媒介之间,杂取各类材料,编辑出版了一批崭新的“边缘”出版物,可以看成新形势下的初步的“会通”。

  纵观历史,“会通”的编辑思想,孔子开其端,继孔子、司马迁会通编辑思想之后,刘知己的《史通》、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都闪烁着贯通古今的'“会通”编辑思想,贯穿了疏通知远的历史借鉴精神,从而形成了我国编辑学的优良思想传统。

  4、臻化大家“分类编目”

  作为编辑大家,最高境界仿佛武林高手“无招胜有招”,手中“无剑,以身为剑”,不应在拘泥于文章本省,而应着眼于“辨真伪、找缺失、分门类”。其中又以“分门类”最为见编辑的毅力和功底。通观孔子整理《尚书》、《鲁春秋》,司马迁编撰《史记》,清纪晓岚统编《四库全书》,以及今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古人和现代人给图书分类是需要大智慧和大毅力的。对出版物的分类是从大处着眼,而编辑目录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细活。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书名或篇名,录则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类书目,从汉代刘歆的《七略》到清代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包括历代宫廷藏书和私家藏书目录,为数之众,蔚为大观。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古代编辑家们在分类、编目、辨伪、辑佚等方面下的硬功夫、死功夫,我们今天面对的浩瀚典籍仍将是一盘散沙,后来者只能“望典籍而兴叹”。我们今天面对的书刊种类更多,数量更加浩繁,有纸质的,有电子的,还有网络版的,对其进行科学分类,使得现代文化的精华凝聚成典籍,传诸后世,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做。尽管互联网的发展和电脑的普及,图书期刊分类编目获得了前人难以想象的技术支撑,但由于市场经济大潮和文化消费主义盛行,海量的图书期刊及其网络版难免泥沙俱下,需要下功夫花时间去选择整理归类。现在各类《年鉴》承担了聚集和保存精华文献的责任,但质量不尽如人意。古代编辑家对国学经典的分类编目中表现出的孜孜以求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贤们在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大智慧,使他们成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甚至藏书家。同时,他们也应该是伟大的编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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