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影响下秦汉南越国包装设计论文

文化毕业论文 时间:2018-11-30 我要投稿

  〔摘要〕南越国是秦汉时期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地处岭南,偏居一隅,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地域特色鲜明。包装作为物质文化遗存,在南越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处处可见,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南越国包装受到中原汉文化、楚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秦汉;南越;包装设计

  南越国地处岭南,从秦末赵佗称南越王,至汉武帝元鼎六年间,平建德、吕嘉叛乱,历五世93年。虽然存在的时间不到一百年,但它是岭南历史的重要一页。南越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除却继承先人的传统之外,与中原汉文化、楚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地理关系,岭南地区与南方的楚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往来,秦汉时期,这种交流继续保持并发展;中原汉文化随着秦平南越,和赵佗建南越国以及汉武帝收复南越,逐渐向岭南地区渗透。但是,随着文化融合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汉武帝平南越以后,南越本土文化逐渐减弱,异族文化,特别是汉文化因素日益增强。本章主要从包装设计的特点出发,探讨诸文化因素的融合与消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西汉早期的岭南地区,反映的文化面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当地的土著文化依然存在,并顽强地保留和延续着自己源于先秦时期的古老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它欲不断地吸收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结果导致了传统文化特征的日益模糊,自身的具体面貌与先进的汉文化日趋接近,以至最终融合为一体。因此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错综复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岭南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了汉越文化的交流,这个时期是岭南文化自身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以古越文化为基础,再加上中原先进汉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岭南文化在秦汉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汉文化南传始于秦,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据史料记载,五十万秦军戍守岭南,一万五千名妇女为戍越兵卒补衣,其后又有大量汉人南下,与越人杂处,汉人、越人交流频繁,汉文化对越文化冲击很大。但由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是武力征服,汉越民族之间矛盾不断,隔阂依然很深。南越国开国皇帝赵佗推行“和集百越”,采取了尊重越人的文化习俗、提倡汉越通婚、任用越人为官吏等一系列积极的政策,让汉越之间矛盾逐渐消除,民族融合,这时汉越文化交融更甚,汉文化传播比秦更加频繁。在汉越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先进的汉文化势必对古越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而作为物质文化遗存的包装在秦汉南越国也呈现了突出的汉文化的痕迹。首先以南越国陶器装饰图案来说,越族传统纹饰是几何纹,由于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几何纹饰虽然在当时仍然十分普遍,但和先秦不同,此时的几何纹饰更多的是与弦纹结合,装饰于器物腹部;还出现汉族陶器主流的装饰手法,主纹和地纹相结合的手法(见图1)。从目前出土的南越青铜器包装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器型和花纹大多数都和西汉初年中原地区所出相同;这时期南越国青铜器包装基本上摆脱了中原地区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那种庄严、厚重、古拙的作风,追求实用为主,器形一般比较轻巧、生动和多样化。“在这时期的大量铜器上,装饰有精美的纹饰图案,它们一般采用铸印和彩绘两种技法,构图普遍使用环带组合和主地纹相衬的形式。在纹饰中不仅有谷纹、摺带纹、八角星纹、瓣叶纹和涡纹等代表越族传统文化的几何形纹饰,也有饕餮纹、龙凤纹、山字纹、勾连雷纹、蟠虫兀纹及卷云纹等属于汉文化的图案。”①玉器包装也是类似的情况,虽然在岭南地区发现玉器包装不多,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岭南地区出土的玉器包装也是极其少见的,因为在汉代玉制的容器十分罕见,用得很少。

  二、邻近楚文化的影响

  楚国,是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历史书中常常提到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楚国都是其中之一。从西周晚期开始,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吞并许多小的诸侯国,所谓“汉东诸姬,楚实尽之”是也。“汉阳诸姬”,是指周王朝分封在汉水流域一带的姬姓小国。楚国强盛时的疆土相当广大,几乎包括了我国现今版图的整个南半部,所谓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现有的考古材料说明,楚文化的影响在东周时期已经到达岭南。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楚文化的影响到达了现今的两广地区,楚人也到达了两广地区,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中有一些可能就是战国时期楚人的墓葬就是一例。②秦汉时期,楚越交流空前繁荣。在秦代和西汉的早期墓葬,能发现精美的楚式漆器、铜镜和铜兵器等。而楚制漆、纺织印染等工艺技术传入岭南,对南越的经济、文化发展有极大影响。反映在包装上,不仅在岭南地区出土了典型的“楚式”器物,而且南越包装的造型和纹样也都有楚文化的烙印,具体表现分为青铜器包装和漆器包装。首先是青铜器包装。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看,大概是在春秋时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黄展岳先生考证:“中原青铜器在两广出现,最大可能是在楚国势力直接进逼岭南时传入,时间最早不超过春秋晚期。”两广地区考古学界把本地区发现的秦汉以前的青铜器称为“先秦青铜器”。《西汉南越王墓》一书中也指出:“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势力进逼岭南,五岭通道开始打通,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岭南才开始有自己的冶铜业,同外界有了较多的接触,青铜冶铸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③。可见,南越国的青铜冶铸业是在楚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在岭南发现了一件楚文化铜鼎,这是广州汉墓中仅见的一件楚式铜鼎,出自西汉王墓西耳室,通耳高42厘米。这鼎最明显的特点在三直足呈多棱的柱形,上饰兽面纹,下呈蹄形。这种鼎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的楚墓最为常见。同时在广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提梁漆绘筒,也是典型的一件楚式包装。“竹筒形。长直腹,圈足。有盖,盖顶有环钮,上腹部有一对铺首衔环耳,并套双索链和提梁。器身分为两节,仿竹节形。提梁筒外表绘漆彩画,每节分为两段,每段又自成为一个完整的画面。内容有人物、禽兽、花木、山岭、云气等题材,盖面饰勾云纹,足部饰菱形纹。”④所绘人物图像线条流畅,形象生动,画风笔意,明显受楚国漆器绘画的影响。但这一类竹节筒不见于其他地区出土,应是南越国自铸的。其彩绘很可能是来自楚地的“与越杂处”的画师。南越漆器包装,既有本身地方特色,也明显受到楚地风格的影响。西汉初期,四川成都、湖南长沙是中国漆器的重要产地。秦平百越时,数十万大军和戍边的罪人等逾岭南下,其中也可能杂有漆工。所以,战国时代,岭南还未发现建立漆器业,而到了南越国时期,漆器业急剧发展,外来人才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到目前为止,西汉前期墓中,出土漆器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和南越国墓葬同属西汉前期,年代一致,两地在地理位置上又紧紧相连,因此,两地包装的相互比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南越漆器包装的研究了解。在器形方面,两地漆器包装都以奁、盒、壶为主,但马王堆的鼎、壶、钫等较大型的饮食器包装,表面饰满图案花纹,十分富丽;南越则少见,广州柳园岗汉墓各出一对漆壶和漆钫,但器形较小表面素身。在纹饰方面,两者均有几何纹、龙凤纹、花草纹,这是共同的,但南越漆器有鱼形纹、蝉形纹等,马王堆漆器不见上述纹饰,大概是南越国近海多鱼,炎热夏天则多蝉。另外还有动物纹饰,马王堆漆器有猫纹和鬼纹,南越漆器是犀牛纹。由此可以看出,南越的漆器,和马王堆的漆器在装饰工艺上不尽相同,应是南越国自己制造的,这亦反映出南越国漆器制造业的发达。

  三、海外文化的影响

  中华物质文明虽然主要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一种文明类型,但也包含了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一些因素,可以说,中华文明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具体到各地域而言,有些地区并非以农业文明为主体,例如内蒙古地区,就是以草原文明为主同时也包含了农业文明的成分。岭南地区也正是如此。由于岭南地区面临海洋,必会出现海洋文明的特征,又加上历代几乎都把这里作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而外来文化由此也踏上这块土地而向内地扩散,所以,岭南地区的海洋文化气息十分浓重。但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农业文明还占有相当的比重,由中原王朝向这里所传播的封建文化和经济类型,又加重了岭南农业文明的分量。所以,岭南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同时并存的地带。两种异质文化并存而又共同发展的状况,在我国其他文化区域中并不多见,秦汉时期的岭南包装,不仅大量糅合了中原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内容,同时还吸收了一定的海外文化。⑤岭南濒临南海,海岸线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南越的海上航运颇为便利。“南越族是一个以捕渔和猎取海生物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海洋民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南越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先驱。”早在先秦甚至史前时期,古南越族及其先人就已开始与海外有了交往。考古资料证实,早在5500~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南越人祖先,已利用舟楫,在东南沿海巡游并已涉足到太平洋群岛,从事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在台湾、菲律宾及太平洋的波利尼亚岛、苏拉威西岛和北婆罗州一带,曾发现有越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段石石奔,有专家考证认为,这是越族先人越洋过海来到上述地区的遗物。20世纪下半叶,考古工作者在广东省沿海一带又发现了许多考古资料,从这些考古发现材料来看,自氏族社会末期至商周之时,南越先人已同东南亚、南亚的一些民族有了交往。春秋战国,这种海上贸易交流持续发展。根据《史记》记载,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广州)是当时岭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西汉早期重要的港口和商品聚散地,已经拥有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广州是迄今有秦汉时期造船遗址发现的唯一地点,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秦汉造船工场的船台遗址;1994年,又在原址西北面做了进一步的试掘,两次的发掘都取得重大成果。在遗址中人们发现规模宏大的船台。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也详细记载了当时中国出南海的海上交通路线,这条路线,应该在南越国时期已经开通。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秦汉时的南越已与海外东南亚有频繁的贸易交易,南越本土文化不可避免受到了海外文化的影响。包装作为物质文化遗存也或多或少有所体现。1982年南越国文帝陵东耳室出土的船纹铜提筒,提筒腹中部有一组羽人船纹饰,共有船4条,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鹢首鹢尾。船体明显绘出甲板,船内分舱,隔成5舱或6舱,满载战利品,有一舱内满是铜鼓。这样的船纹,反映了海洋文化对当时岭南文化的影响。海外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包装上,除了装饰纹样有所表现之外,直接从海外“进口”包装也是一种形式。在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列瓣纹银盒被认为是岭南发现的最早的“舶来品”(见图2)。银盒出自墓主棺椁“足箱”中,扁球形。出土时内有半盒药丸,器身有子口,盖与身相结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样凸起,表面有极薄的鎏金。盖身与盒身的外周有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是用模子压着锤碟而成。盖面上有银焊的3个小凸榫,分别刻有“I”、“II”、“III”的记号。银盒底部附加一个鎏金的铜圈足,底部原有三处铭文:“之三”、“私官容”、“名曰”。这个银盒与汉代的中原银器有明显差异:1、银盒的造型和纹饰与汉代及以前银器的风格迥异,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银器中却不难找到与之相似的标本。2、汉代银器一般是铸模制成,而银盒却是锤碟制成,制作工艺方法不同。3、银盒盖上的小凸榫和圈足是加上去的。小凸榫用来套钮座,经化学分析,凸榫内银的含量比盖身的略低,但与墓内西耳室的银锭的银含量相近。由此可见,银盒是一件海外的舶来品,从西亚流入南越国后,工匠按照汉代盒的流行造型,加以改造,在盖面焊上小榫,以套入兽钮,底部也焊上凸榫,以焊上铜圈足,成为典型的“洋为中用”之物。

  注释:

  ①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201.

  ②后德俊.从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看楚国科学技术对南越国的影响[M].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232.

  ③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文物管理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31.

  ④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85.

  ⑤赵春晨,李晴德,刘汉东,何薇.岭南物质文明史[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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