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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批论文
论文摘要：“文化研究”应被理解为对2O世纪后半期西方知识运动的一次整合，从意识到方法，“文化研究”都突破了现代性学术体系的限制，在人文知识中破除了独立性、专业性、客观性三大神话，突出经验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重视跨学科研究对人文知识整体性的修复。
论文关键词：文化研究 现代学术体系 人文知识
“文化研究”当然不等于研究文化，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一个学科、或者一种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以霍加特(Hoggart)、威廉斯(Williams)、汤普森(Thompson的几部经典著作为标志，一种新型的人文学术诞生了。这是学界对于“文化研究”之学术史的一般认识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克里斯汀·杰拉夫第(ChristineGeraghty)在10年前就曾指出，不能把“文化研究的诞生视为一个“瞬间”，它是在英国人文学术传统、战后国家福利制度、教育体系这一大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产生出来的。Ⅲ在英国以外，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列菲弗尔对日常生活的重视，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学说，西方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等越来越多的理论资源和学术现象纷纷进入“文化研究”学术史的视野。今天的“文化研究”不单是一个学科、一种理论、一个流派，它是西方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运动的一个产物，是西方知识界对自身传统的重新整合，是反思现代性学术体系的结果。它在意识和方法上，都发起了对现代性学术框架下的人文知识的挑战。
一、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弱点
“知识与社会是一种双向建构，知识行动既重构了当代的社会结构，又受到后者的反身建构”，具体的知识可能是个体的、零散的、偶然的，但知识的格局和体系则是社会性的，因此，社会转型通常也伴随着知识体系的重构。古典知识重视知识的伦理价值，重视各种知识万水归源式的形而上的最高统摄，现代性则空前提升了科学理性的地位，使之成为检验知识合法性的标尺。科学精神成为现代社会对于一切知识的基本设想，形成了关于知识的三大神话：独立性、专业性、客观性，这三大神话构成了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学科门类的不断分化，学术生产和评价体系的体制化，学者的专家化和职业化。如果说这种意识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那么，它给人文知识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
独立性神话要求人们相信知识和学术的独立和自足，区分知识和信仰，区分认识论和价值论。在积极的层面上，它使人文学术有意识地抵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和道德的干扰，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消极的层面，它掩盖了意识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和渗透。专业性神话要求人们相信知识应该分门别类，在不同的领域实行不同的学科规范和价值标准，它回应了现代以来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趋势，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前现代意义上的通才和鸿儒已不再可能，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和学者的专家化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在积极的层面上，它促进了人文知识的精细化和深化，催生了新兴学科；在消极的层面上，它回避知识是一个整体，陷入隔行如隔山，画地为牢的泥潭，滋生学术繁荣而思想匮乏的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预见了这种知识状况的危机，反对把社会学、哲学降低为局部科学。毕竟，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不仅道德、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性、地域性与人文知识的形成密切相关，自然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展也常常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对专深学问的推崇，对专业规范的固执，弱化了现代性学术的整体意识和思想性，掩盖了知识领域划分的人为性和历史性。客观性神话要求人们相信人文知识可以摆脱经验的干扰，知识主体采取中立立场是可能的，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客观真理是知识追求的最高目标。在积极的层面上，它造就了现代人文知识追求纯粹的学术立场、拒绝随意性、防止偏见的面貌；在消极的层面上，它把对客观中立的追求与对客观中立的实现混为一谈，掩盖了人文知识与经验、权力、学术体制的复杂关系。
独立性、专业性、客观性三大神话都来源于科学精神在现代社会文化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是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知识扩张、渗透的结果。为什么说它们是神话?人文知识的核心是主体、意识、语言／符号，这些因素具有渗透性和历史性。说它们具有渗透性，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呈现自身，发挥影响；说它们具有历史性，则是因为它们永远没有静止和终极的形态，封闭和静态的研究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独立性、专业性和客观性，作为人文知识的自我约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视之为人文知识的终极价值，则无异于自欺欺人，使人文知识对自身的有限性缺乏反省。这种情况如果发展到极端，对人文知识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整个20世纪，人文知识对自身特殊性的坚持也一直以对抗的姿态修正着现代性学术的科学主义倾向，从狄尔泰对体验、阐释与实验、观察的区分，到克里斯蒂娃在语言和话语／意指实践两者中对后者的强调，到福柯对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的洞察，到伊格尔顿在文学美学理论中突出意识形态，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以差异性经验揭示客观知识的虚假性，无不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三大神话的去魅(disenchantment)。“文化研究”的兴起，既是对20世纪人文知识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反省，也是对上述对抗性知识序列的整合，简言之，人文知识自身的性质和现代性学术观念的弊端，必然导致跨学科的，重视经验的，承认知识的有限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反思知识主体和学术体制的“文化研究”的兴盛。
二、西方社会现实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挑战
上面的分析，是从人文知识内在的学术逻辑出发揭示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弱点。而作为孕育“文化研究”的现实土壤，西方社会在20世纪的历史经验更直接地映射出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弊病。
当人文知识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它就既无法提供关于人类、历史、文化、社会的整体观点，也很难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内理解西方文明的真相。由于国际交流空前频繁，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是20世纪人文知识的重要主题。既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已不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单独发展，文化史实际上成了文化关系史，任何一种文化的自我映像中都包含着对“他者”的理解，因此跨文化比较成为当今人文知识的必然选择。显然，局限在专业学科之类的各种人文知识很难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因此，综合文学、艺术、史学、语言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研究等多种资源的跨学科方法最早在一些文化比较领域中产生，不是偶然的。
人文知识的专业化，也无助于理解后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复杂文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西方世界率先进入了后工业社会，随着物质的丰富，社会福利制度的施行，技术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体力劳动强度，社会从温饱型向消费型转变，政治对抗的根源逐渐从经济上不同阶级、集团的矛盾转向文化差异群体的矛盾，显性层面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淡化，意识形态以更微妙、更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日常感性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开始凸显，深刻地改变了当下的公众意识，符号秩序、性别政治、消费主义、媒介帝国、技术霸权纷纷涌人人文知识的视野，这些议题在现代性的学术分科中很难归类，它既是文学、美学，又是社会学、伦理学。技术与人文不再泾渭分明，不断涌现的概念和理论挑战了人文知识的疆界，更挑战了人文学者的学术储备和知识结构。当前，“文化研究”通常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再强行对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归属的分类，正体现了人文知识面对当下社会文化现象所作出的自我调整。 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为沉重的记忆，对于发源地和主战场的欧洲更是如此。然而，非政治化、非道德化的现代性学术观念，使人文知识在对切身经验的处理中表现得冷漠，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在反省中认识到人文知识没有担负起它应该承担的任务，没有有效地处理切近的历史——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当奥斯威辛成为欧洲知识分子良心的重负，人文知识就必须对自己提问：对中立、冷静的专业立场的追求，能否成为放逐价值判断的理由?对独立、客观的科学主义的信仰，是否掩盖了人文知识的意识形态真相?由此，感性具体的经验，重新成为人文知识追求真实、质疑权威的基点。
对感性具体经验的重视，在边缘性知识对西方思想传统和学术现状的挑战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当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真实面对差异性群体的切身经验之时，西方中心、白人中心、男性中心、异性恋中心的西方知识的虚假普适性就暴露无遗了，所以女性主义把西方历史视为男性书写的历史，黑人批评把西方话语视为对“黑色经验”的剥夺，赛义德把西方的“东方学”视为“虚构性叙事”，“他们在遮掩事实，空许承诺，漠视复杂而又令他们感到不快的史实”。这种质疑始于边缘群体对西方知识真相的发现，随后则发展为对在当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性学术体制的整体批判，以差异性经验挑战所谓的中立立场和虚假的普适性，以跨学科挑战现代学科分类对人文知识的割裂，承认人文知识不可能绝对的客观，正面探讨产生偏见和盲点的原因和机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兴起，与“文化研究”的出现是大致同时的，它们反映了共同的意识：一是认识到知识生产不可能脱离知识主体的经验，“人文学科的知识产生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二是认识到现代性学科体系对人文知识的割裂；三是认识到科学理性的强势地位对人文知识的边缘化，加剧了技术社会管理体系对差异性生存的放逐，对心灵生活的漠视，“就现代世界而言，没有一个社会的人文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比技术来得重要”。
从西方20世纪人文知识的历史来看，我们应该区分“文化研究”的两种涵义。一是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为开端的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文化批评流派，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的关系是并列的；二是作为当前人文知识热点的“文化研究”，它与包括英国“文化研究”在内的上述批评流派，以及福柯学说、媒介研究、城市研究、消费社会研究等理论是包含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是对这一系列知识运动进行整合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学科，一个流派，而是一种对待人文知识的态度，一种对于人文学术建制的设想，一种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要求。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文化研究”的对象何以包罗万象，“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何以遍及一切人类文化遗产，“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何以必然是跨学科的。
三、从意识到方法：“文化研究”对人文知识的更新
“文化研究”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反思和批判，对新型人文知识的设想，主要是一种意识的改变，而意识的改变则带来相应的方法与体制的变革。
英国“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针对西方经典学术对边缘领域的排斥，把工人阶级文化、青少年文化、日常生活、女性经验、通俗文化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冲击了学术研究以经典文学、高雅文化、书面文献为主的学术意识形态。经典的人文学术以文本阐释为主要方法，而面对活生生的、以非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化现象，问卷调查、跟踪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交叉互补成为趋势。因为对上述领域的研究难以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归类，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化研究”，最初是对现有学科体系的补充，而随着它在方法上的跨学科要求，最终走向了对现有学科体系的颠覆。
“文化研究”对差异政治、身份认同等问题的关注，以对差异性经验的忠实挑战了普适性知识的虚假性，冲击了西方人文学术的科学性、中立性神话，揭示知识中的权力关系，揭示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瓜葛，揭示意识形态如何以符号权力的方式对日常生活、感性经验进行渗透。这样的批判意识，必然在方法上体现为对感性经验、具体事例的忠实，动摇了西方学术自17世纪以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对逻辑演绎、规律提取、抽象本质的偏好。
“文化研究”，尤其是它的重要分支如性别研究、传媒研究，重视文化对形象的再现，致力于探讨再现的动机、过程和效果。再现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行为，文学理论、美学、符号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都对此有所涉猎，但这些研究分属于各自的领域，在推崇专业性的学科体系中缺乏沟通，“文化研究”之所以能突破这一限制，是因为它不是以文化对形象的再现去证实某种艺术规律、心理机制、符号体系，而是研究再现本身。可见，方法论的突破仍是以意识的革新为前提的。
从宏观上分析，“文化研究”兴起的意义，不只是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作为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知识“文化转向”的产物，作为西方人文学科反思、批判现代性学术体系的成果，作为对诸多理论学说的整合，“文化研究”重新构建了人文知识的经验性、具体性、意识形态性，体现了对人文知识之本质与真相的正视，对知识与社会之关系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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