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蒙的文学批评内容

试论王蒙的文学批评内容

　　经历了黑色的六月，顺利考入大学，转眼间美好的四年大学生活就这么过去啦!又是一年的毕业季，毕业成绩单：毕业论文，总是让人头疼。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论文关键词：王蒙 批评内容 红楼梦》 “人文精神”;王朔

　　论文摘要：王蒙是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个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内容贯通古今。本文欲通过对他的批评内容的梳理和分析，以深化对其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和认识。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10月生于北平，当代作家。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王蒙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理论家”①，也是“当代首屈一指的文学批评家”②。笔者此篇论文就意欲从他的文学批评的内容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王蒙文学批评的内容可分为：一、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二、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批评。下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一、对作家作品的批评

　　(一)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批评

　　1、对李商隐诗的研究。王蒙有《雨在义山》一文，其中对李商隐诗中的意象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对其“无题”诗展开精辟论述。就王蒙的李商隐研究，温州师范学院的黄世中认为，王对李商隐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当代性，二是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了“五层次研究说”，三是特别重视对李诗歌所反映的心象的探求，提出了“混沌的心灵场”的见解。他认为李商隐 “以其诗人的特殊敏锐力，在研究方法论上给予学界许多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感悟与理性的统一，摒弃学院式的考试又不离传统，引进新方法论又自出机杼”③。

　　2、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研究。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认为，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在《红楼梦》研究已经碰壁、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不仅对读者是启示录，对整个中国的红学研究也是个启示录，“王蒙对《红楼梦》的点评是当代红学研究最卓著的成果之一，王蒙也被读者和红学界誉为当代最著名的红学家” ④我们可以从王蒙收录在其新世纪讲稿中的几篇文章中有所发现。2003年在文津讲坛发表的《<红楼梦>纵横谈》中他谈到了：一、红楼梦的人生性，由鲁迅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引出了红楼梦带给人生的一种悲凉感、荒谬感和罪恶感;二、红楼梦的总体性，超越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以道德教化为标准的观念;三、开放性;四、本体性，《红楼梦》表达了人生的本身;五、原生性和可比照性。2004年8月在现代文学馆的演讲《<红楼梦>的自我评价》中，王蒙从小说与荒唐言、人生与辛酸泪等方面对《红》展开人生、生命审美价值论的探讨。同年10月19在青岛海洋大学“红楼梦周”上作的《红》中的政治的演讲，概括了《红》的政治主题、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等，开辟了《红》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适当的弥补了红学研究中的空白。

　　(二)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

　　1、对王安忆早期作品的批评。他在《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中写道：“王安忆是用自己的坦诚和独特的目光去看生活的，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对于生活的温柔的、不能不说还有些天真的幻想，以及她对于自己的幻想，对于青年人的热情的遭际，对于一切冷暖炎凉的十分敏感…她的叙述大胆而又细腻，温情而又冷静，含蓄而又饱含着内在的紧张、焦灼。”(第351页)在《漫话几个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概括了“王安忆常常用一种单纯的、甚至是天真的语调，去探寻生活深处、人心深处、社会关系深处的细微信息”(第400页)。而且王蒙还发现王安忆是“怀着‘善’来写‘恶’，用善来照耀恶。”(第408页)

　　2、对张承志的批评。王蒙认为张承志作品的特点在于其中张扬着一种抑制不住的火热的情思，但也客观地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张承志的作品有时失之艰涩，缺少让生活本身发言”，并通过与王安忆的比较，得出他的作品没有王安忆作品中有一种生活与情感的升腾与浓聚的特点。

　　3、对铁凝和张辛欣的评价。前者，王蒙指出其有细致入微的艺术感受和语言的天籁感;对于后者，认为她有“‘独特’的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对人们的心灵的一次认真的冲击、认真的挑战”。

　　二、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批评

　　(一)对 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批评

　　人文精神讨论是90年代波及面最广的一场大讨论，其主题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精神立场的问题，其触发点是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大潮冲击下，文学和人文精神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这场讨论由王晓明和他的博士生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的讨论记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它质疑了文学的现状，认为“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

　　对“人文精神”的这场大讨论在当时可说是众语喧哗、唇枪舌剑、相持不下。像陶东风、王德胜、王晓明、党圣元、张德祥、张志忠、王彬彬等人纷纷发文立说，各抒己见。当众多学者振臂高呼“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时，王蒙坚持认为应该首先弄清失落的是什么，他进而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本来没有什么人文精神，也无从谈什么“失落”，“失落”的或许只是一部分人认准的那一种人文精神罢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应该在深刻反思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关注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与人类的信仰问题。

　　(二)对以王朔为例的“玩文学”现象的批评

　　在90年代的自由作家中，王朔，是市场化写作的代表。他的作品充斥着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对一切传统信仰与价值进行颠覆与解构。王蒙于1993年《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躲避崇高》一文。他说：“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在这篇文章中，王蒙为王朔辩护，肯定是生活先亵渎了神圣，后才出现了王朔的玩世言论和玩文学。王爱松在其著作《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中认为，王蒙对王朔一定程度的认同“有自我认同的成分在内”。但他并非完全赞同王朔，他不满于王朔的是王朔“在倾倒澡盆里旧的污水时，将孩子也倒掉了。”(第63页)王蒙反对将理想、信仰、崇高绝对化。他从“躲避崇高”的主旨出发，赞同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并且亵渎神圣的玩文学。因为“王朔的玩世言论是对红卫兵精神和样板戏精神的反动”(第297-298页)， 但同时，王朔的“顽主们”的言行又是“对红卫兵精神和样板戏精神的一种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