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史料”与“史见”问题

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史料”与“史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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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引导学生培养合理、科学的文学史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史料”的选择、提取、介绍和自身对文学事件、现象、作家作品所形成的“史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文学史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史观。对“史料”的讲解应力求客观、翔实、全面，尽量回归文学史本身，而“史见”的发挥应做到“论从史出”，平情议论，既阐释自己对于文学史的“一家之言”，又以谦虚、真诚的态度引进其他“史见”，引导学生在独立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教学 文学史观 史料 史见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其课堂教学目标在于通过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呈现现代文学思潮运动及各类文体的发展脉络，讲析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以提高学生分析鉴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水平，并培养学生认知与评价文学史的能力。而无论是作家作品的讲解和分析，还是文学思潮与运动的梳理和评价，都依托于教师对于“史料”的处理和其“史见”的阐释，并从而影响到学生文学史观的形成。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科学、合理的“史料”意识和“史见”阐发，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方法论上都极为重要。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在“史料”和“史见”的处理上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不足与偏差，不仅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水准和质量，而且更直接对学生文学史观的培养产生了负面的导引作用。

　　“史料”处理和“史见”阐发的主要问题

　　(一)过分拘泥于“史料”呈现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而言，史料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十分突出。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论的观点：“‘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也就是说，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历史资料。对史料进行带有实证性质的搜集、甄别与选取，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合理、科学地运用史料，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文学史的认知兴趣，并通过呈现史实，营造“回归文学史”的氛围，增强教学的历史感，最终实现对学生独立获取史料、鉴别史料、运用史料分析历史的能力培养。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却出现了过犹不及的极端倾向。

　　具体而言，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走向“故纸堆”，过分拘泥于史料的介绍与呈现，这或许体现了对史料在课堂教学中重要性的充分认知，但往往造成过犹不及的后果。这一教学倾向体现为教师极尽考据之能事，尽可能挖掘某一文学运动或作家作品的相关文献资料，史料的介绍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可能了解了文学史或作家作品的相关知识与风貌，但却停留在零乱浮泛的层次上，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面对纷繁驳杂的资料性知识，却无法获得认知对象、分析对象、解释对象的能力。比如对现代文学中的重量级作家诸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的教学，往往纠缠于对作家整个生平事迹作来龙去脉的细节性追溯与交代，有严谨考证的优长，但却不能对每一阶段的作家创作道路作出判断、总结和概括，不能挖掘出生平中的某些重要的具体事件的性质及其对于作家创作个性和风格生成的特殊意义，而学生对作家的认知也就停留在感性的、或者趣味的层次上，难以上升到理性分析的高度。又如，对于新文学三个十年中的多次文学论争的讲授，也只是停留于冗杂的、带有文献性质的史料介绍，对论争的焦点、实质、产生语境等诸种因素不能作系统的梳理和概括，不能辩证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论争双方的合理性和缺失，更是缺少主观的评价与判断。而且由于史料获取的不完整性，教师所呈现的很大程度上可能还只是一种局部的真实，学生所获得的也就只是对对象低层次的片面认知。因此这种“纯客观”且是不完整的史料介绍，实则体现了教师缺少对于文学史的识见，所反映的无疑是由于缺乏理论思维能力所导致的面对浩如烟海的新文学史料的无能为力。

　　(二)“以论代史”——轻视对史料的占有

　　在课堂教学中，与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沉溺于史料的表象事实呈现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倾向，是忽视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实证即史料的占有，在课堂教学中停留于对历史事实的轻描淡写与简单勾画，甚至放弃对史料的介绍，更多地乃至完全地在进行自身史见的阐发，“以论代史”地进行文学史及作家作品的讲授，学生聆听到的也就几乎全部是渗透了教师个人情趣、意向和其文学史观的主观性内容，获取的纯粹是其对于讲授对象的主观看法和评价，文学史的真相因为史料的匮乏在课堂这一重要的认知渠道中被遮蔽，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学生对于文学史事实的了解和基于了解与认识基础上进行自主判断和评价的权利，课堂中的文学史成为教师个人的主观史见的阐述史。

　　如果教师“以论代史”之“论”是基于对史料的充分占有、考证与分析，是从既有的文学史事实出发，那么即便只是其“一家之言”，尚且提供了一种认知历史的角度和方法。更为可怕和需要规避的是，“以论代史”之“论”只是因史料的缺失而进行的不顾文学史事实的主观臆测与随意判断，这种文学史研究与教授彻底丧失了学术研究本应具有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看似滔滔不绝，实则是一种“伪批判”的姿态。在缺失对史料充分占有的尴尬背后，其冠冕堂皇的逻辑起点是历史(包括文学史)的“不可知论”，即过于强化历史真相难以抵达、无法探知的观点，认为文献资料(这是新文学史料的主要存在形态)本身只是观念诠释的产物，它与历史的真相之间存在距离，无法揭示历史的本质。这一论调的实质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基于这一理论前提，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以史论作为文学史的阐述方式，且因为史料的匮乏而导致了诸多主观的随意评价与判断，其呈现的内容不仅没有构成对文学史的趋近与回归，反而使历史本相失之甚远，更无法实现对文学史进行全面把握和本质分析的教学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