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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2)

时间:2021-02-10 12:27:57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内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郭著在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这一表述法的好处在于它既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研究者对整个批评史的宏观把握,又为有条不紊地讲清楚每个问题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适宜方式。由于论题集中,往往可以纵横前因后果、旁及左邻右舍,阐发得更加淋漓酣畅、神完气足,从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长处所在。例如,其中关于南朝文学批评的论述,尤其是“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节,下设五目,其第三目“风格”论《文心雕龙》之“体性”说,而远至司空图的《诗品》;论神思则指出“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论曹丕、刘勰诸人之“才气”说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而直贯“桐城派论文好以阴阳刚柔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识和“以问题为纲”的意识都强,所以从全书看,早已经于宋代(如严羽、杨万里)即开始伏笔,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公安三袁则几已呼之欲出,这样迪逦叙来,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说明每一种诗论的形成都是历代思想积累演化的结果。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这一总论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史观的集中体现。不难发现,“演进”与“复古”是构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

  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

  一方面,郭绍虞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思想理论具有阻碍文学批评正常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则又认为这种“逆流的进行”也是历史进化的题内应有之义。如果说这是一种辩证的进化观的话,其基本精神无非是说,这种进化的过程必然是有反复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无论怎样反复迂回,其所以为进化者却又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是为进化论,势必会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批评历史就是一个由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郭绍虞在《总论》第一章里写道: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式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符合进化论的观念的。在郭绍虞看来,“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演变”的意思。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他就并不是完全按进化论的观念来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了。换言之,他实际是在批评史实与进化论判断之间展开自己的理论身世与价值阐释的。

  建国以后,郭绍虞曾先后两次对原著进行修订。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

  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扇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匀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由于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