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人类学
当代文学的人类学【1】
【摘 要】自20世纪以来，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人类学转向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文学与人类学两者的融合，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积淀而来，文学人类学经历了长时期的历史路程。
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阐释人类学的定义和发展过程，二是当代文学中的视角、叙事结构、思想体现的人类学特点和意蕴，根据隐藏于文体内部的人类学的特征和意蕴，，探析人类学转向，三是从正规文本中写有田野笔记这一种现象，来探析人类学转向的过渡状态，四是民族志作家作品中体现的民族志转向，以此来探讨显性的人类学转向。
【关键词】人类学;当代文学;文本;民族志
人类学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学科领域并不断扩展着其研究范围。
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给其他学科带来了研究范式的扩展和方法论的变革，在20世纪后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出现了“人类学转向”思潮。
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已有叶舒宪、程金程等学者写文著述，其中有许多研究人类学转向的方法论，也有对文学研究范式的探讨，不论是叶舒宪先生的 “四重证据法”和原型批评，还是方克强先生首开的文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指导等等，这些更多的属于文学研究范式的人类学转向。
学者们似乎都忘记了文体本身，文体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但却没有受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视。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如莫言、阿来、韩少功、刘震云、王安亿、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具有许多人类学的元素，其中包含了充分的人类学底蕴和人类意识。
那么在这强烈的“人类学转向”的洗礼下，当代文学在文本自身的叙事层面、结构、思想意识是否有所改变?本篇文章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但是，本文所阐述的转向只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动态和趋向，不是说所有创作都以此为发展方向。
一、人类学的定义和发展过程
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学从最开始动物学的附属学科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的。
在有关人类学的定义方面，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
综括众说构成一个定义：“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
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1]人类学是在历史长河淘尽风沙后积淀而来，走过了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人类学最初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因为19世纪以来许多大学者如达尔文、斯宾塞、泰勒等倾尽心力于此，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学说，出版了关于人类学初始代表性的作品，如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等。
人类学之风迅速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的人类学也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进步。
人类学要与文学相融合，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历史路程。
从早期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到弗莱、荣格等对人类学批评理论多维建构的研究;以及到20世纪以来，中国一批优秀的学者对人类学转向研究的尝试，比如周作人、闻一多、林耀华等，都为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研究做出了贡献;20世纪后期，关于“文学人类学转向”的研究不断涌现，为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时机与空间。
二、隐藏在文本内部的人类学转向
自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大多数作家热情的讴歌时代精神，创造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形象，并极力表现社会的真实状况，这种写实主义的法则在建国以来占据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直到1978年以后，作家们开始思考以新的文体形式进行创作，从而为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以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为例，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独具匠心。
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为基本叙事结构，重述了三个故事。
王安忆通过“重述”改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庄严也最俗气的叙事结构，小说中内含了一个双层的叙事文体，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叙述的故事，还包含了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全部过程。
小说里有“叔叔”和“我”两种叙述声音，“我”在小说中竭力破坏着真实性的原则，随意虚构出故事即将出现的状况，强化了叙述人的主观意志。
采用双层叙事人的手法，使最后叔叔以极度讽刺的结果收尾。
这不仅仅是在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也是在思考人生。
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在文体特征上充满了人类学影响的痕迹，张清华在论述《丰乳肥臀》何以为“伟大汉语小说”就很有见地地指出，“人类学”和历史本身在莫言的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大的复调结构。
[2]196当代小说中的人类学转向随处可见。
比如当代文学里一度受到作者喜爱的高大全形象被打破，出现了一批非英雄、平民甚至非正常的人物形象。
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我”、余华《一九八六》中的“疯子”、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等成为叙事者，这些小说弱化了叙事人，却更有力的反映了人的意志，呼唤起人们的反思，也增强了小说自身的文学魅力。
除了叙事结构、视角层面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文化底蕴也有人类学影响的踪迹。
《日光流年》在精神追求上开创了人类学疾病叙事先河，贾平凹的药文化小说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如《浮躁》这本小说描写了州河人民的病态情绪。
鲁迅也是疾病叙事的早期作家，贾平凹曾说：“自己的小说创作最早学习鲁迅，学习鲁迅主要学习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对社会的透视力”[3]373由此可见，鲁迅写疾病叙事小说是很早的，他的《狂人日记》《药》开创了疾病叙事的传统。
贾平凹的《秦腔》《废都》《高老庄》等都表现出了人类学中“药”文化的发展，他的作品有了充分的人类学意识也体现出了他自身对人类性意蕴的执着追求。
三、过渡状态：田野笔记
而除了叙事结构、视角及思想意志追求等方面有了人类学的影响痕迹外，还有就是一种极富形式感的作品，便是处于显见人类学转向和隐藏的人类学转向的中间部分，是一种过渡性文体，即田野笔记。
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民族志学家下乡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想要为复杂的民族状况做出一部整体性的民族志。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许多民族志学者已从田野工作转向对收集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并在当时计划出三套丛书：第一套是经识别的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第二套是少数民族简志;第三套是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
[4]这些都是从田野工作中精炼而来，由此说明田野笔记这种动态文学是人类学意义中的参与观察，田野笔记有学术和文学的双重性。
民族志学者的研究材料也从文本语言变成古迹碑刻、人文风情、仪式文化等来自民间的真实资料，这与人类学民族志的演生过程有一定相同之处，人类学研究从最初单一的文本研究变成文本与田野并重的研究，田野笔记成为了一种边际文体。
有时在文本中穿插一些田野笔记，比如朱千华的《岭南田野笔记》，它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纪实文体，体现了人类学的民族志意味，采用了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但这只能算是民族志研究的材料，在当代文学文本中隐现的民族志随处可见。
比如范稳的《水乳大地》，这部小说以上世纪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掀开故事的帷幕，小说以编年体呈现，忽而“世纪初”，忽而“世纪末”，忽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忽而“二十年代”，一面是现实一面又是历史，看似杂乱，但却不离主题，始终围绕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展开。
在《水乳大地》作品研讨会上，范稳对采访他的记者这样说到：“《水乳大地》花费了我整整四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前两年几乎都在跑藏区体验生活、做采访，平均每年要进藏四五次，这里许多人和事几乎可以不经多少艺术加工，就可以进入到我的小说中来”，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经过实地考察而写作，不是凭空臆想。
本部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手法描绘出了在一方天地中，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这本身就具有民族志意味。
在后来的《悲悯大地》中更是每章后都附有田野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有关藏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佛教传说等民族志材料在其中。
四、显见的人类学转向―民族志
如果将上述的小说看作研究民族志的材料，或者将其看成小说与民族志中间的过度状态，那么接下来论述的是，在文体上纯粹用民族志的叙事模式来创作的小说。
当代文学中，林耀华的人学报《金翼》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5]以贾平凹的《高老庄》为例，这部小说以一个村庄来映射整个民族，以高老庄浓厚的文化历史气息承载着中国民族的重任，这与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相通，例如《百年孤独》。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因其自身经历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坎坷经历，所以他的小说在80年代末饱含了时代的幻灭和凄凉。
他的《废都》，评论家雷达在评论集《文学活着》中指出：“一方面他背负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另一方面，现实的苦痛折磨，个人生活的变故，民族文化的衰亡使他对川端康成颓废美的沉沦、阴谋崇尚到了极至”。
[6]根据上述评论看出，《废都》充满阴郁、颓废气息。
《高老庄》则在写文化在乡村的颓败，乡村映射整个民族，比如作品名为《高老庄》，而这个村庄却有许多腿短身长的矮子，这与“高老”二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隐喻了民族文化中妄自尊大，外强中干的丑陋现象，强有力的表现了对文化的反思，并且在小说中详细列举了这个村庄的历史历程、文物古迹、传记碑刻和村里人的体质特征，以及地方方言等，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自述体民族志小说，作者在倾心为民族文化写传。
又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它同《高老庄》一样可看作是民族志式的小说，都开始批判中国文化中的不足，在不断反思中追求文化与民族的未来。
而将民族志书写达到顶峰的是霍香结，他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地方性知识》，详尽的描写了名叫汤厝的村落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风俗人情等，本部小说包括了标准民族志的一切要素，可看作一部标准的民族志著作。
这部小说与前文处在过度状态的小说不同，作品起用了“方志”体例，从疆域、风俗、语言、列传、艺文志等多个层面深入描写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村庄，被喻为微观人类学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标准的民族志文本。
五、结语
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是对文学自身的一种拯救，使文学在时代进步中不断革新提高，其中人类学转向的内容除了上文所说的文体本身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在此处论述的是文学创作中重要要素之一的文体方面。
文学同现在的时尚潮流一样，需要改革创新，只有推陈出新才能获得读者认同。
而以往只靠在书房中想象的文学写作已经落伍了，所以有作者说“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实证性，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经历和定力去学习新的东西，田野考察”。
[7]482创作需要走进田野，大胆创新，作品才能另读者满意，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才能走向更成功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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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的原因【2】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经典匮乏，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以外，文学基础的薄弱化、文学创作的功利化和文学批评的形式化，无疑也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关键字：当代文学;作家;大师
中国当代文学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却并未出现我们所期待的大师级人物。
当然，对大师的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一个可以量化的客观标准。
但是，正因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大师这一称谓的使用才需要格外慎重，随意而盲目的滥用，往往会导致“大师”泛滥，却无真正的大师来造就传世经典。
造成当代文学大师缺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学界也早就一直在探讨。
评论家吴炫先生诊断出的结论是“思想的贫困”和“穿越意识的淡薄”。[1] 而田崇雪先生的结论则是“小农意识”太重，“小资情调”太浓，“贵族精神”阙如。[2] 诚然，大师的缺席自然有作家自身思想偏狭的缘故，但在这诸多表象的背后却是普遍存在的文学基础的薄弱化、文学创作的功利化和文学批评的形式化这三个重要原因。
一、文学基础薄弱化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如郁达夫既写小说、散文、古诗和评论，还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朱自清、闻一多都创作诗歌、散文，还在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巴金可以将《昭明文选》全部背出来;茅盾也能将《红楼梦》一字不差地背诵。
可见，要成为文学大师，古文修养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反观当下，许多当代文学作家的文学功底式微，古典文学修养更是不敢恭维。
许多作家阅读内容随意，阅读范围狭窄，浅尝辄止。
对于本国的文化遗产，许多当代作家无法充分地从中汲取营养来夯实自己的文学基础。
如不借助工具书，甚至有人无法顺利读懂普通的古文读本，更不用说那些鲜有人问津的典籍孤本了。
对于外语原著，鲜有作家可以通读，零距离玩味异域文学的风采，并能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从他们的文化中最大限度地吸收有益的滋养。
波恩大学汉学教授，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顾宾教授就认为，中国尚无伟大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外语。[3] 1949年以前的中国作家如张爱玲、林语堂、胡适等都能用外语写作，鲁迅更是能用两种外语自由表达。
而当代能懂外语，会用外语创作的作家则踪影难觅。
不会外语，则只能看翻译作品，这使中国作家不能真正从另一个语言系统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的美学解读。
如此文学素养，何以能创作出一流的经典作品来?
由于文学基础的薄弱，当代文学作家常常是靠自己的一点悟性和灵气在文学上混出了点名气。
成名后却难掩浮躁心态，创作上自我复制，固步自封，最终为名所困，再无建树。
有些作家文字粗俗，不堪入目，一味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
文学基础之贫弱可见一斑，也与文人应有的修养格格不入。
加强文学修养，特别是加强对古典文学的学习，无疑是准大师们和热爱文学的人士必须做的功课，也是普及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有效方式。
因此，不妨在中学和大学的语文教育中，加强古文教学的力度。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主要存在于这些古文中，而且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考验流传至今，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施蛰存老先生就认为：教材要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文言文要选老文章，就是过去的人都读的、历代传诵的名篇;白话文也一样，没有经过历史考验的不能选做课文。[4] 若真能如此，产生当代文学大师的土壤也许会更加深厚而肥沃。
二、文学创作功利化
作家写作过程应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时下的许多作家为迎合读众口味，沉迷于凶杀、色情、灵异等主题的创作，以赚取稿酬，全然不顾其作品的`质量和可能产生的危害。
有的作家被商业收编，沦为网络写手，他们以网络为媒介，上传此类作品，以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从中获取利益。
于是，写作成了安身立命的手段，文学成了谋取名利的道具。
作家不是被“圈养”，就是被商业收编，无法实现精神和灵魂突围。
作家的物质GDP是上去了，精神CDP却一直负增长。
朱自清说，作家如果“忘记了自己的世界，放纵到色情上，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吸引读众”，那“只是迎合低级趣味，而读者贪渎这一类低级的软性作品，也只是沉溺，谈不上‘百读不厌’。”[5] 如此看来，那些庸俗、媚俗的作品只能流行一时，却不能成为流芳百世的经典。
对许多成名作家而言，这一问题则尤为引人注目。
许多作家成名之后，便将自己的名气作为一种资本，想方设法把名气变现，文学成了他们的摇钱树。
市场经济社会，当然有诱惑。
许多人可一夜成名、一夜暴富。
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传统作家终于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高，从寂寞的板凳上跳将起来，加入了淘金的大军。
每个人都想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文学创作变得急功近利，哪里还有时间去体验、去阅读、去思索。
至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则成了遥远而苍白的命题，被敬而远之。
失却了这最起码的素质和品格，作家如何能激荡灵魂，引领思想?
从作家个体角度看，也只有甘于寂寞，潜心文字，淡泊名利者，才具有大师的潜质。
只有不随波逐流，自暴自弃，急功近利者，才能出淤泥而不染，冷眼看世界，劲笔写华章。
批评家李建军先生认为，“大师是那种在创造能力和人格修养上，都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是那种在许多方面，都高于他的同时代的人;是那种人们提到他们的名字，便觉得温暖和鼓舞的人，便觉得骄傲和自豪的人。”[6] 作家若都以此目标自励，文学创作的急功近利也许早已销声匿迹了。
三、文学批评形式化
创作和批评是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创作不断给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资源，而评论或批评则起着引导、启迪创作的作用。
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文学评论却成了一些所谓文艺理论和观念的复制品，未能真正发挥客观公允的批评作用，文学批评最终只能流于形式。
文学批评当然需要文艺批评理论的支持，但若深陷理论的泥潭不能自拔，为学到了点舶来的“主义”而沾沾自喜，忘记了文学批评的真正使命和职责，则委实有点本末倒置了。
应当承认，传统的文学批评难以摆脱儒和道两种思维模式，往往流于庸俗和神秘，无法准确解读当今的文学作品。
于是，在传统文学批评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之时，一些嗅觉灵敏的批评家就将目光投向域外，纷纷祭起“拿来主义”的大旗，一时间西方批评界的时尚学说被大量引进，“主义”漫天飞舞。
什么“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西方的文艺理论，不胜枚举。
有了“主义”来撑腰，批评家们自然神气了不少。
不少批评家都能娴熟地应用西方各种批评方法和话语，用来评析各种当代文艺现象。
鲁迅先生说：“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7] 文学批评是一种权利，更是一份责任。
没有对当代文学进行望闻问切的临床诊断，仅凭几个“主义”就出来行医，则难免会误诊误断，延误病情。
如若作家们受其蛊惑，则会在创作中迷失方向，失去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就很可能与大师和经典擦肩而过，悔之晚矣。
而事实上，“能够流传下来的进入经典行列的作品，总是与那些亘古不变的基本文学原理相契合”。[8] 盲目宣扬和追随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必然导致有种无收有花无果的尴尬境地。
当下流行的批评理论多是文化批评的策略或范式。
如“新历史主义”宣扬取消一切学术领域的种种界限，从文化范畴内所有学科的视角来对文学实施综合整治，对于纯文学批评则不屑一顾。
于是一些批评家就打着文化批评的幌子，将一些粗俗不堪的文学作品，做些包装以后就推到了公众面前。
严肃的文学批评既然无法做到深刻而透彻，还不如干脆做个顺水人情。
中国人历来重视人情面子，不愿得罪人，即使是批评也搞的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很少有尖锐犀利的批评之声。
于是在你好我好的和谐气氛中，许多评论家被集体招安。
曹文轩对此表示了无奈，“譬如人家请你参加作品讨论会或是请你为他的作品写序，你总不能到讨论会上去一边喝着人家的茶一边贬人家一通，或是在序里一句好话没有，竟是些让人家心慌耳热、无地自容的言辞。
这不合情理。”[9] 这番道白恰恰说出了当今文学批评的弊病。
批评家应具有敢于言说的勇气和稳定的评价尺度，应当做作家的诤友，而不是侠义兄弟。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文学批评应该客观公允，不应为人情所累。
其实，说到底还是评论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
于是，作品争鸣变成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吹拉弹唱”。
而所谓的文学“批评”却变成了恶语相向和人身攻击。
文学批评自甘堕落，尊严和权威消磨殆尽，又如何能影响作家的创作呢?
四、结束语
也许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所必然经历的磨难，也许我们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耐心等待。
但若因此而放任自流、无所作为，那就是一种逃避甚或是一种犯罪了。
对作家而言，不断学习、放下浮躁、潜心文字才是正道;对批评家来说，文学批评应回归本位，真正为文学发展服务。
期盼若干年后，当我们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大师们如一盏盏明灯照耀着人们的灵魂、指引着时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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