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论文

　　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论文【1】

　　【摘 要】自20世纪以来，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人类学转向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文学与人类学两者的融合，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积淀而来，文学人类学经历了长时期的历史路程。

　　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阐释人类学的定义和发展过程，二是当代文学中的视角、叙事结构、思想体现的人类学特点和意蕴，根据隐藏于文体内部的人类学的特征和意蕴，，探析人类学转向，三是从正规文本中写有田野笔记这一种现象，来探析人类学转向的过渡状态，四是民族志作家作品中体现的民族志转向，以此来探讨显性的人类学转向。

　　【关键词】人类学;当代文学;文本;民族志

　　人类学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学科领域并不断扩展着其研究范围。

　　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给其他学科带来了研究范式的扩展和方法论的变革，在20世纪后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出现了“人类学转向”思潮。

　　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已有叶舒宪、程金程等学者写文著述，其中有许多研究人类学转向的方法论，也有对文学研究范式的探讨，不论是叶舒宪先生的 “四重证据法”和原型批评，还是方克强先生首开的文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指导等等，这些更多的属于文学研究范式的人类学转向。

　　学者们似乎都忘记了文体本身，文体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但却没有受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视。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如莫言、阿来、韩少功、刘震云、王安亿、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具有许多人类学的元素，其中包含了充分的人类学底蕴和人类意识。

　　那么在这强烈的“人类学转向”的洗礼下，当代文学在文本自身的叙事层面、结构、思想意识是否有所改变？本篇文章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但是，本文所阐述的转向只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动态和趋向，不是说所有创作都以此为发展方向。

　　一、人类学的定义和发展过程

　　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学从最开始动物学的附属学科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的。

　　在有关人类学的定义方面，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

　　综括众说构成一个定义：“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1]人类学是在历史长河淘尽风沙后积淀而来，走过了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人类学最初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因为19世纪以来许多大学者如达尔文、斯宾塞、泰勒等倾尽心力于此，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学说，出版了关于人类学初始代表性的作品，如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等。

　　人类学之风迅速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的人类学也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进步。

　　人类学要与文学相融合，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历史路程。

　　从早期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到弗莱、荣格等对人类学批评理论多维建构的研究;以及到20世纪以来，中国一批优秀的学者对人类学转向研究的尝试，比如周作人、闻一多、林耀华等，都为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研究做出了贡献;20世纪后期，关于“文学人类学转向”的研究不断涌现，为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时机与空间。

　　二、隐藏在文本内部的人类学转向

　　自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大多数作家热情的讴歌时代精神，创造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形象，并极力表现社会的真实状况，这种写实主义的法则在建国以来占据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直到1978年以后，作家们开始思考以新的文体形式进行创作，从而为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以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为例，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独具匠心。

　　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为基本叙事结构，重述了三个故事。

　　王安忆通过“重述”改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庄严也最俗气的叙事结构，小说中内含了一个双层的叙事文体，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叙述的故事，还包含了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全部过程。

　　小说里有“叔叔”和“我”两种叙述声音，“我”在小说中竭力破坏着真实性的原则，随意虚构出故事即将出现的状况，强化了叙述人的主观意志。

　　采用双层叙事人的手法，使最后叔叔以极度讽刺的结果收尾。

　　这不仅仅是在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也是在思考人生。

　　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在文体特征上充满了人类学影响的痕迹，张清华在论述《丰乳肥臀》何以为“伟大汉语小说”就很有见地地指出，“人类学”和历史本身在莫言的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大的复调结构。

　　[2]196当代小说中的人类学转向随处可见。

　　比如当代文学里一度受到作者喜爱的高大全形象被打破，出现了一批非英雄、平民甚至非正常的人物形象。

　　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我”、余华《一九八六》中的“疯子”、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等成为叙事者，这些小说弱化了叙事人，却更有力的反映了人的意志，呼唤起人们的反思，也增强了小说自身的文学魅力。

　　除了叙事结构、视角层面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文化底蕴也有人类学影响的踪迹。

　　《日光流年》在精神追求上开创了人类学疾病叙事先河，贾平凹的药文化小说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如《浮躁》这本小说描写了州河人民的病态情绪。

　　鲁迅也是疾病叙事的早期作家，贾平凹曾说：“自己的小说创作最早学习鲁迅，学习鲁迅主要学习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对社会的透视力”[3]373由此可见，鲁迅写疾病叙事小说是很早的，他的《狂人日记》《药》开创了疾病叙事的传统。

　　贾平凹的《秦腔》《废都》《高老庄》等都表现出了人类学中“药”文化的发展，他的作品有了充分的人类学意识也体现出了他自身对人类性意蕴的执着追求。

　　三、过渡状态：田野笔记

　　而除了叙事结构、视角及思想意志追求等方面有了人类学的影响痕迹外，还有就是一种极富形式感的作品，便是处于显见人类学转向和隐藏的人类学转向的中间部分，是一种过渡性文体，即田野笔记。

　　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民族志学家下乡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想要为复杂的民族状况做出一部整体性的民族志。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许多民族志学者已从田野工作转向对收集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并在当时计划出三套丛书：第一套是经识别的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第二套是少数民族简志;第三套是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

　　[4]这些都是从田野工作中精炼而来，由此说明田野笔记这种动态文学是人类学意义中的参与观察，田野笔记有学术和文学的双重性。

　　民族志学者的研究材料也从文本语言变成古迹碑刻、人文风情、仪式文化等来自民间的真实资料，这与人类学民族志的演生过程有一定相同之处，人类学研究从最初单一的文本研究变成文本与田野并重的研究，田野笔记成为了一种边际文体。

　　有时在文本中穿插一些田野笔记，比如朱千华的《岭南田野笔记》，它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纪实文体，体现了人类学的民族志意味，采用了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但这只能算是民族志研究的材料，在当代文学文本中隐现的民族志随处可见。

　　比如范稳的《水乳大地》，这部小说以上世纪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掀开故事的帷幕，小说以编年体呈现，忽而“世纪初”，忽而“世纪末”，忽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忽而“二十年代”，一面是现实一面又是历史，看似杂乱，但却不离主题，始终围绕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展开。

　　在《水乳大地》作品研讨会上，范稳对采访他的记者这样说到：“《水乳大地》花费了我整整四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前两年几乎都在跑藏区体验生活、做采访，平均每年要进藏四五次，这里许多人和事几乎可以不经多少艺术加工，就可以进入到我的小说中来”，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经过实地考察而写作，不是凭空臆想。

　　本部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手法描绘出了在一方天地中，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这本身就具有民族志意味。

　　在后来的《悲悯大地》中更是每章后都附有田野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有关藏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佛教传说等民族志材料在其中。

　　四、显见的人类学转向―民族志

　　如果将上述的小说看作研究民族志的材料，或者将其看成小说与民族志中间的过度状态，那么接下来论述的是，在文体上纯粹用民族志的叙事模式来创作的小说。

　　当代文学中，林耀华的人学报《金翼》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5]以贾平凹的《高老庄》为例，这部小说以一个村庄来映射整个民族，以高老庄浓厚的文化历史气息承载着中国民族的重任，这与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相通，例如《百年孤独》。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因其自身经历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坎坷经历，所以他的小说在80年代末饱含了时代的幻灭和凄凉。

　　他的《废都》，评论家雷达在评论集《文学活着》中指出：“一方面他背负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另一方面，现实的苦痛折磨，个人生活的变故，民族文化的衰亡使他对川端康成颓废美的沉沦、阴谋崇尚到了极至”。

　　[6]根据上述评论看出，《废都》充满阴郁、颓废气息。

　　《高老庄》则在写文化在乡村的颓败，乡村映射整个民族，比如作品名为《高老庄》，而这个村庄却有许多腿短身长的矮子，这与“高老”二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隐喻了民族文化中妄自尊大，外强中干的丑陋现象，强有力的表现了对文化的反思，并且在小说中详细列举了这个村庄的历史历程、文物古迹、传记碑刻和村里人的体质特征，以及地方方言等，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自述体民族志小说，作者在倾心为民族文化写传。

　　又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它同《高老庄》一样可看作是民族志式的小说，都开始批判中国文化中的不足，在不断反思中追求文化与民族的未来。

　　而将民族志书写达到顶峰的是霍香结，他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地方性知识》，详尽的描写了名叫汤厝的村落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风俗人情等，本部小说包括了标准民族志的一切要素，可看作一部标准的民族志著作。

　　这部小说与前文处在过度状态的小说不同，作品起用了“方志”体例，从疆域、风俗、语言、列传、艺文志等多个层面深入描写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村庄，被喻为微观人类学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标准的民族志文本。

　　五、结语

　　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是对文学自身的一种拯救，使文学在时代进步中不断革新提高，其中人类学转向的内容除了上文所说的文体本身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在此处论述的是文学创作中重要要素之一的文体方面。

　　文学同现在的时尚潮流一样，需要改革创新，只有推陈出新才能获得读者认同。

　　而以往只靠在书房中想象的文学写作已经落伍了，所以有作者说“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实证性，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经历和定力去学习新的东西，田野考察”。

　　[7]482创作需要走进田野，大胆创新，作品才能另读者满意，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才能走向更成功的道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