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式微生产体系探究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30年,河南文坛既不像毗邻的河北、山西文坛那样出现了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又不像北京和上海文坛出现了“京派”和“海派”。下面是现代文学式微生产体系探究,欢迎参考!

  现代文学式微生产体系探究

  摘要:

  河南省作为文学历史悠久的重要省份之一,在古代曾出现过杜甫、韩愈、李商隐、程颢、朱熹等为数众多的文坛巨匠和哲学鸿儒。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当代文坛又涌现出姚雪垠、李准、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刘庆邦等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实现了“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

  但是在现代文学时期,河南文坛只有冯沅君、徐玉诺、师陀、于赓虞、尚钺等为数不多的作家活跃于当时文坛,这种现象主要是由河南文学中心地位南移、文学生产体系滞后、文学对外交流受阻等原因所造成的。

  关键词:

  河南省;文学式微;文学中心;文学生产体系;文学交流

  河南省作为一个文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大省,在华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长河中曾经出现过诸如杜甫、韩愈、李商隐、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等灿若群星的文坛巨匠和哲学鸿儒,他们对推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进步与繁荣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季、魏巍、姚雪垠、李准等河南作家在全国享有盛誉,进入新时期,当代河南文坛又涌现出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李佩甫、刘庆邦、柳建伟等一大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实现了“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

  但是,回顾中国现代文学30年,河南文坛既不像毗邻的河北、山西文坛那样出现了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又不像北京和上海文坛出现了“京派”和“海派”,

  更不像浙江、四川、湖南、福建、上海等省份孕育出了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冰心、林徽因、张爱玲等中国现代文学的翘楚,河南在现代文学30年时期只有冯沅君、徐玉诺、师陀、于赓虞、尚钺等为数不多的作家活跃于当时文坛。

  为什么现代文学时期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屈指可数、所创作的经典作品为数不多、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河南古代文学相比判若云泥?河南现代作家“集体失语”的个中原因,成为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

  区域文学繁荣与否和该地区作家、作品及其影响力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拥有足够多的作家,且这些作家创作出大量富有影响力的作品时,该地区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文学辐射力从而形成文学中心,如唐代的西安、洛阳,宋代的开封,明、清两代的北京、南京、扬州、苏州等城市。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于此。

  从先秦到宋代,洛阳、开封、郑州、安阳等城市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心。

  在先秦,《周易》《山海经》《庄子》《列子》《韩非子》《墨子》《道德经》以及《国风》中约60%的篇目均出自于河南。

  秦汉时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李斯等作家在河南形成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左思更是以《三都赋》创下“洛阳纸贵”的佳话。

  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元稹、高适、岑参、李欣、崔颢等诗人则在唐代把河南文学推向巅峰,据统计,这个时期至今仍有作品保留的作家有400余人[1],“河南的一流诗人、文学家,在唐代文坛要占到半数还强”。

  一定程度上说“唐代及其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大半是由河南文学家书写的。

  这不能不是一个区域文化的奇迹,不能不是河南人永远的骄傲和光荣”[2]5。

  宋朝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和“靖康之难”的发生,河南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人口大量南迁,河南作家也随之锐减,下面表1是西周至清代中国作家数量排名前10位省份统计表[3]552。

  表1中统计数据显示,从宋代开始,河南作家整体数量不仅和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份相比出现较大差距,而且也少于毗邻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份的作家数量。

  虽然作家数量的多少和文学成就的大小不完全是一一对等关系,但至少作家数量的多寡是衡量一个省份或区域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

  随着作家数量的减少,文学作品总量和经典作品数量的锐减,文学影响力随之下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河南文学由盛到衰的迹象在宋代就已初露端倪,这种衰落的颓势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在现代文学时期达到了探底的程度。

  当“词”这种新的文学体裁随着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广为流行的时候,河南不仅没有像山东、福建文坛那样孕育出李清照和辛弃疾那样的词坛大家,而且宋代以前河南在全国文坛的中心地位已经易位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领衔的江西文坛和以苏洵、苏辙、苏轼等为首的巴蜀文坛了。

  到了明、清之际,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叙事文学逐渐兴起与繁荣,生活于吴越之地的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冯梦龙、曾朴、李宝嘉、许仲琳、吴敬梓等著名作家,则创作出了《红楼梦》《西游记》《孽海花》《儒林外史》和“三言两拍”等经典作品,开启了中国长篇叙事小说和讽刺小说的先河。

  江苏、浙江、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省份也随即取代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份,一跃成为当时文学最活跃的中心区域之一。

  而此时河南则更是鲜有著名小说家与戏曲名家问世,更遑论产生类似于四大名著的文学经典了。

  自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政治及经济的原因,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徐志摩、蒋光慈、闻一多、胡也频、丁玲、冯雪峰等大批全国知名作家来到上海,与上海原有的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等作家汇聚在一起,成为上海这个现代文学重镇的中坚力量。

  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形成了以京、津、沪、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以重庆、桂林、昆明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且在这三个区域各自形成了创作风格迥异的京派、海派和山药蛋派等不同的文学流派。

  而同期的河南文坛则因境内连年灾荒、军阀混战及文人流离失所等原因,则显得相对萧索沉寂。

  据统计,中国现代文学30年期间,被列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河南作家共计22人,其中第一个10年4人,第二个10年6人,第三个10年12人[4];入选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河南现代作家有9位[5];入选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的河南作家6位[6];入选顾彬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河南现代作家有5位[7]。

  无论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还是其他不同版本的文学史,相对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而言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而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其他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列出的河南现代作家数量来看,河南现代作家的数量不仅远远少于浙江、湖南、四川、江苏、福建等省份,而且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张天翼、于赓虞、师陀、黑丁、姚雪垠、徐玉诺等河南作家的影响力更不能和鲁迅、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郭沫若、巴金、林徽因、冰心、张爱玲等作家同日而语。

  由此看来,无论是从河南著名作家数量还是作家、作品的影响力等因素来考量河南现代文学,其衰落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故而,河南现代文学的地位最终和河南古代、近代文学的中心地位渐行渐远,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既无奈又必然的历史选择。

  文学是作家通过语言叙事塑造形象表现其内心审美情感的艺术。

  文学创作完稿后,还要经过排版、印刷、出版、发行、流通等程序,再经由读者阅读后最终完成从文本到作品的转换。

  可见,文学的繁荣除了要具备创作主体———作家这个必要条件之外,还和文学生产体系即“文学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创作机制、传播机制和接受机制”[8]密切相关。

  本雅明认为:“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

  ”[9]49在现代文学时期,以沪、江、浙、赣等省份为中心的长江流域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重镇,和该地区拥有大量的文学报刊及其较完备的发行传播体系紧密相关。

  据统计,从晚清到1949年有正式创刊日期的文学期刊有988种[10]510-580,其中创刊于上海的就有455种[11],更不用说再加上江苏、浙江和江西等其他省份的文学期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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