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精神之主潮的贯通
现实主义作为惟一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三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经由分化而独立、独立而强化、强化而断裂之后，又开始由断裂而强化、由强化而独立、由独立而淡化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现实主义精神之主潮的贯通
摘要：文学创作方法是作家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基本方法，它客观地存在于文学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并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
这些作品无论怎样充满了独特的个性特征，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些共同性的创作规律。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其创作理论的形成绝非偶然，绝非一成不变，尤其是现实主义精神的贯通与传承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典传统现实主义、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疑问地构成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三大理论渊源，并由此推动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建国后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和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三次高潮。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 诗学
20世纪中国文学之于现实主义，远非一个创作方法的简单采借和运用，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于文学内里织人与贯通的根本性问题。
精神的内存和依凭，使得百年文学之诗学质涵有了鲜活的常青生命力。
从史学格局看，现实主义精神的以一贯之和边界的不断扩容虽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每当面临文学新变时，其理性思维的游浮与疑虑又导掖着认知上的迷失与盲乱，致使现实主义这一知识学问题在百年文学中备受逼仄，几经沉浮而又命运多舛。
新近，直逼“三农”问题的《我是刘跃进》(刘震云)、《高兴》(贾平凹)、《马车》(孙惠芬)三部标志性作品的出现，又一次彰显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及其在新的文学语境下其质涵的更加放阔与充盈。
因此，挖掘和考理百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知识学理论渊源和艺术魅力，就有着廓清其理论困惑与浮躁的学理性认知意义。
本文从两方面就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百年贯通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形与放阔的流变史作一史线性阐发。
一、现实主义精神：主潮的贯通
勾画和考量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百年文学，其中国古典传统现实主义的潜在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它作为一种文学精神要素，深深地嵌入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个历史进程中。
高尔基认为：“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较早开创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先河的梁启超认为：小说一方面能“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另一方面还能将人之种种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
“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
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王国维也认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
”这些论述都是基于文学的两分视界，但实际上无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其内在现实主义精神的主体要素是明显的。
以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例，《诗经》里的作品既有如《国风》关注社会的现实精神，也不乏有率意直言的浪漫情怀;
《离骚》既体现了屈原爱国主义的现实忧患，也表达了其冰清玉洁的刚烈火焰;诸子百家中既有反映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生活的现实行为，也充盈着诸子时代纵横捭阖的生命豪气;《史记》中既有大义微言、信笔实录的春秋笔法，也有大风飞扬、义薄云天的人杰鬼雄。
可以说，《诗经》和《离骚》分别开辟的写实原则和幻奇手法，诸子百家和《史记》分别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均深深地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总体基调。
汉魏两晋时的建安风骨和玄学清谈延续了这一基调，唐代的诗学气象在李白和杜甫那里得到了相得益彰的继承。
宋代以后，中国文化中心东移南迁的态势，整个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
元、明、清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达到另一个光辉顶点的时代，又是中国封建王朝逐渐走向没落、萌生新生的痛苦涅槃。
从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观念之演变来看，从《史记》至《红楼梦》就是一个从信实到真实、从实录到写实的逐渐演变和不断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史学的信实现实提升为艺术的真实观念、从实录精神提升为写实理论的过程。
通过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才最终确立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精神、审美体系和诗学原则。
这说明，中国文学传统中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从创作精神方面的结合已经源远流长，从审美体系的构成方面出现了双水分流的渊源流变，从诗学原则方面呈现为双峰对峙的壮丽景观。
一般认为，中国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主要以抒情文学为主流和正宗，相形之下，叙事文学一直居于次要地位。
这既有客观的社会方面的外在原因，也有中国文学传统自身演化的内在原因。
当叙述体式的小说被笼罩在史传传统的浓重阴影下，叙述文学的成长是多么的艰难!石昌渝先生这样说：“史传在文体中孕育了小说，换句话说，小说来源于史传;但是史传在精神上阻滞了小说的发展，小说克服了‘史统’的强大阻力之后才走上康庄大道。
”史传创制的叙事方式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基本叙事模式，而史传中记叙历史的秉笔直书的最高原则和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精神。
综上所述，从宋元至明清以来，业已成熟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或写实派已形成了自身鲜明而固定的史学原则，即模拟性、逼真性和客观性特征。
相对而言，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或奇幻派也有了自身的诗学标识，即虚拟性、奇异性和寄托性。
这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幻中有真，极幻极真”，“说谎亦须说得圆”的创作理论，构成了我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美学双翼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它对中国文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奠基性作用。
虽然，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纪初曾以其反叛的姿态企图和自己的传统断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毫无疑问，从较为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种断裂又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幼稚的。
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文学就是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框架下游走，其中尽管出现了诸如8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代主义流派的冲撞，但其文学内里的现实主义精神仍见主色，所以说，离开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渊源，就无法理解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现实主义的另一分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显在影响是一个基本的文学事实。
20世纪初叶的许多作家如鲁迅、瞿秋白、巴金等无不受其影响而写下了许多批判指向至深的作品，既完成了20世纪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应有使命，又接替与延伸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
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其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
从审美心理机制的总体构成来看分为两种类型：即内倾型和外倾型。
以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具有内倾型审美心理机制的作家，以表现内部世界为侧重点，重在对人类的心灵世界和精神文化进行分析、批判和反思;以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具有外倾型审美心理机制的作家，以再现外部世界为侧重点，重在对人类社会的生活现象和物质追求进行暴露、鞭挞和讽刺。
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文学，就其作品的内质、创作观和审美体系而言呈现出别一番意味：(1)作品的内质。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着重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生活现象和社会弊端给予大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可谓锋芒毕露，入木三分。
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总体背景来看，它正处于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的不断上升时期：一方面，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代表的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血腥残暴、赤裸裸的贪欲，包括物欲、性欲和情欲也空前地膨胀起来。
对此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