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化文论体系构建的思考
人的存在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的存在是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中国化文学创作活动的存在是中国化文论存在的理由;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永恒;文学是一种永恒，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永恒。
对中国化文论体系构建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文论重建;“中国化”“民族化”原则;“中国化”文论的重要资源;应用价值
[论文内容摘要]全书的关键词是“中国化”，那么，重建一个具有中国化、民族化特色的新的文论体系，应是这一课题研究中颇值得参照的核心理念或方向。
吴家荣教授在书中隆重推介并表述了自“五四”以来“中国化”文论的产生及其建树，弘扬了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文艺观及其文艺思想的精华所在。
这些无疑都是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的重要资源。
然而，对当下文学现象及经验的全面总结、对西方理论的合理“引用”和有节制地“拿来”，对中国古代文论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某些精华进行现代转换，都是构成“中国化”文论体系不可或缺的资源。
资源或许是丰富的，取之不尽的，但“中国化”、 “民族化”这根金线却必须贯穿始终，唯有符合中国国情、文情、学情，重建的文论体系才有应用价值，才会走得更远一些。
有关传统文学理论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论体系亟待重建的讨论乃至争论，是文论研究领域近两年来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尽管人们对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说的意见或看法不尽相同，但对于文论体系需要重建的倡言及其论证，却在不谋而合中达到一种共识。
然而，究竟应该重建一个怎样的新的文论体系，似乎又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难以匆匆作答的问题。
而吴家荣教授的论著《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恰在这时出版发行，无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所观照，也有所启悟。
滞后的文学理论已经跟不上当前文学实践活动的步伐和要求已是不争的事实。
围绕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甚或争论是有必要的，但争论之中应当警惕形成新的“话语霸权”，即在众语喧哗之中突然冒出个什么“权威”——犹如老鹰入林，从而导致文学理论何去何从成为一“权”之言。
在这场尚未终结了争论中有一种声音是值得关注的，这就是主张重新建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
这显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文学实践活动发展了，变化了，文学理论也要跟上这个发展与变化，那种早已显得疲惫不堪、了无新意的文学理论体系势必要打破重来，这是当前摆在文学理论界同仁面前的一个最为迫切的任务。
倘若这能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少一些无谓的争论，多做一些文论重建的实事，才是重振昔日文学理论一度拥有的衣袂飘飘或飞天之姿的有为之举。
当然，文论重建是一条复杂而艰辛的长途，对于每一个有志于斯的文论研究者来说都是一次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旅。
不过，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并且已经做出成绩来的学者比参与这场争论的学者多，他们写出来的理论文章或专著虽然不能说能成为文论重建的范本，但起码可以为文论重建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或文学经验资源。
不久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再版的安徽大学中文系吴家荣教授的著述《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就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书。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理论是否已经“瓦解”的争论屡屡见诸报刊，一时间众语喧哗，异声四起，以致文学理论界的各路“神仙”纷纷冒出“山林”参与这场争论。
从“瓦解”说者有之，斥“瓦解”说者有之，不从不斥乃至另立一说者有之，时下还远远没算划上句号。
尽管那种认为文学理论已经全盘“瓦解”的观点未免偏激，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早已渗透在我们血脉之中的文学理论即便是当下大学课堂还在继续讲授的一些文学理论命题，究竟对当前呈多元走势的文学实践活动还有多少实际的指导意义?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吴家荣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斐然。
前些年我曾认真拜读过他的另一部著述《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受益匪浅，于是在教学中就直接把这本书当作讲授新时期文艺思潮课的第一手教材来用，竟然很受那些专升本学员的欢迎。
在那本书里，作者虽以史为金线，但特别之处却在于全书以金线串“双珠”，这双珠就是“文学理论珠”或“文学实践珠”。
作者站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制高点上，俯瞰或梳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活动在各个时间段里所迸发出来的浪花乃至急流，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对理论思潮和创作思潮进行了相得益彰的把握与探讨，
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活动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双重发展的轨迹与格局，让人对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一目了然。
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熔理论思潮和创作思潮于一炉，将两者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支撑起来的是新时期文艺思潮发展情况的整体构架，显得全面、完整而不失之于偏颇。
吴家荣教授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文学创作潮流的风云变幻是十分熟悉的，可见他在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及其文学创作活动的研究与探讨中，走的是自己认定的中国化的路子，
注重对本民族文学理论生成之根的守望与挽留，而不像时下某些学者总是跟在西方学者的屁股后面拾人牙慧甚至不惜蹈空袭虚弄出一些花拳绣腿的东西。
此一类所谓学者往往吃里爬外，动辄搬来一些吓唬人的东西在那里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以图“技压群芳”，“独树一帜”。
吴家荣教授是务实的，他始终把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活动当作自己研究与探讨的目标，坚持遵循本民族的文化背影和文化特色去考察各个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活动的发展与变化，所以他的探索与尝试总是事半功倍、收益多多，为圈内众多同仁所看好。
如果说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仅仅是他中国文论研究之路中的敲门问路之作，那么这部《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便是他在走中国化文论研究之路中修得的一枚正果、硕果，它们虽远近大小各不同，但在中国化这一立足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一书仍然保留了《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一书的本色，在“中国化”这一根本思想的指导下，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造活动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和研究, 从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观的形成到新时期某些文学理论命题的确立，都贯穿在“中国化”这一纲领之中。
应当说，文论中国化的倡导由来已久，但进入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里，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卷入，加之国内某些研究机构和某些学者又不惜照搬照抄以致当作自己的看家本领，使得“中国化文论”一度变得暗淡无光，似乎成了时尚文化边缘的一道“农家土菜”, 自然不被那些以“文论西化”为时尚之流所青睐。
当前，文论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强调文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声音也不只是一蝉之鸣，多数学者在这一原则立场上是一致的，对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是充满信心的。
尽管我们已经承认原来的文学理论体系已不适应当前的文学创作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已经死了，不能更新了，再喧闹再活跃再广泛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终究不能替代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自有它存在的文化基础和各种理由，
只要文学不会消亡，文学理论就不会消亡，文学批评就不会消亡，那种认为文学行将消亡的看法或叫嚣不过是一种“青光眼视力”所致，不必加以理会。
人的存在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的存在是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中国化文学创作活动的存在是中国化文论存在的理由;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永恒;文学是一种永恒，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永恒。
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论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熠熠生辉，就在于它们具有西方化或本土化特征;那么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要想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流光溢彩，我们就要坚持走中国化的文学创作和中国化的文论重建之路，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学和文论才能成为世界文学乃至文论之林中的一枝奇葩。
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