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由行”利益博弈分析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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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自由行”政策执行中存在多方的利益关系及博弈，香港政府、香港市民、香港观光服务业及内地游客四方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则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其中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四方间围绕着一些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发生了交互博弈的关系。中央政府需要加强对“自由行”政策的宏观预测与风险评估，香港政府对区域事务应“积极作为”而不是“积极不干预”，广东省政府有必要加强与香港政府的协调与配合。
关键词： 香港“自由行”; 利益博弈; 香港市民; 内地游客; 香港观光服务业。
一、“自由行”政策在香港执行中交织的利益相关者。
“自由行”政策在为香港带来成倍增长的内地游客、拉动香港“内需”的同时，也因输入性人口的急剧增加，导致了诸多公共利益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再分配。由于涉及多重的利益关系与利益博弈，公共政策和政府管治稍有不当便容易诱发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从表象上看，由“自由行”政策执行所孳生的各种民间矛盾与冲突，主要体现为香港部分市民与内地游客间的冲突，因此，香港市民与内地游客在个人生活习惯、文明素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往往成为冲突根源的主要关注点。但是，在讨论和反思“自由行”政策时，不能仅仅关注“人际冲突”，更应注意到其背后交织的更多利益关系及其诱发的利益冲突。本文认为， “自由行”政策在香港执行过程中，交织着多方的利益相关方和行动者，主要涉及香港政府及市民、香港观光服务行业、大陆游客、中央及广东省政府等。其中，香港政府、香港市民、香港观光服务行业及内地游客四方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则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 见图1) 。下面对“自由行”政策执行中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做重点阐释。
( 一) 香港政府。香港政府是“自由行”政策的推动者和实际执行者，也是该项政策执行的重要受益者之一。“自由行”政策给香港政府带来的潜在收益是，它提振了社会士气和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最大限度地争取到爱国爱港力量的执政支持。“自由行”政策实施前后，香港经济增长出现巨大起伏： 2001( - 1. 2%) 、2002( - 1. 7%) 、2003( - 3. 4%) 连续三年陷入负增长。但“自由行”政策执行的次年( 2004 年) ，香港经济就重新恢复增长; 2005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已超越1997 年的高峰，创下13826. 75 亿港元的新高; 2006 年，香港经济再次出现了6. 5% 的高增长。 [1]由此可见， “自由行”政策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复苏，带动了金融、教育、医疗等产业的服务需求，使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给香港政府带来了巨大经济资源，也为其赢得了管治声誉及公众支持等政治资源。
( 二) 香港观光服务业。香港观光服务行业是“自由行”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与观光业相连的餐饮、酒店、娱乐、零售、奢侈品、出租车等服务性行业。据《香港统计年刊( 2004) 》和《香港统计年刊( 2012) 》的资料显示，零售业总销货额从2003 年的172863 百万港元，增长到2011 年年底的405732 百万港元，2011 年相比2003 年的总量增幅达135%; 饮食业总收益从2003 年的48172. 1 百万港元，增长到2011 年的89300. 6 百万港元，2011 年相比2003 年的总量增幅达85%; 按行业划分的就业人数中，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的就业人数从2003 年的991. 8 千人，增长到2011 年的1116. 7 千人，其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就业人数达577. 9 千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香港的就业压力。
( 三) 香港市民。香港至今虽保留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汉语官语化地位，但经过100 多年英式文明的洗礼，香港社会形成了一种崇尚文化多元、经济自由、法治秩序的独特气质。因此，对于土生土长的香港市民来说，香港中西合璧的文化、优越的经济环境、良好的法治秩序和现代的文明生活方式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地方，对此他们愿意习惯性坚守，而不容易屈从于资本的腐蚀和权力的压制。也正如此，香港普通市民作为原子化个体，坚持的是利益诉求理性化的决策逻辑，他们对待“自由行”政策的态度，既不像香港政府那样考虑得那么宏观，也不像香港商界那样唯利是从，更多是要捍卫香港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价值观。因此，当“自由行”政策的推行能够有利于增进他们的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福祉时，香港市民是欢迎这个政策的，但这是一种谨慎的欢迎; 相反，如果“自由行”政策的推行侵蚀或损害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那么，无论这个政策能够给香港政府和香港观光服务业带来多大的好处，他们也不会委曲求全或以牺牲个人小我利益来换取所谓的更大的集体利益。
( 四) 内地游客。在“自由行”政策执行中，内地游客是趋利避害的普通“消费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支付金钱和时间成本到香港旅游、购物或进行其它消费，必然想享受到物美价廉、人性化的优质服务，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当然，随着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于成本收益核算的经济利益已不再是内地游客考虑的核心，其关注的重点是香港消费品的信誉与质量，以及在内地享受不到的一些特殊公共服务。比如，能购买到货真价实、品质过硬的婴儿奶粉、手表、服装、电子产品等外国品牌货; 又如，内地“双非”孕妇可以避开计划生育政策赴港产子; 再如，不少内地游客借“自由行”机会到香港公立医院看病治病、到香港一些大学接受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资源等。但内地游客由于人数众多、流动性大，加之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良莠不分，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像香港市民那样均质性较强，而是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种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方面的个体差异性，容易诱发人际间言语和肢体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