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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息服务影响因素
农村信息服务影响因素【1】
摘要：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于信息服务的强烈需求，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农村信息服务发展成绩斐然，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显现。
通过对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概况以及影响农村信息服务效果的因素即农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农村信息服务人才队伍、农民素质等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了提高农村信息服务效果的对策与建议，为更好地发展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农村信息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推进农村信息化，积极支持农村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是当前指导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方针[1]，这对于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助推农民驶上致富的“高速路”指明了方向。
农村信息化是促使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向信息生产要素转化、带来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革新、为农业发展提供新机遇的重要条件。
21世纪是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沟通成为了促进中国农业生产、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成为建设现代农业、拓展农村市场、统筹城乡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措施，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
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需要各地、各部门下大力气开展农村信息化服务工作。
信息化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它不仅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消灭贫困、奔向小康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转变农村乡镇基层政权执政理念和“促进主体平等、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方式之一。
信息化的推进和由此带来的现代理念改变了农村传统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农村居民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沟通方式与行为方式，从而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基础。
虽然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已具备较好的基础，但纵观整个农村信息化建设进程，发现中国的现状是农村地域广阔、地形环境复杂多样、居住相对较分散、农民可支配收入较少、无法承担支出较高的通信消费等，这些因素制约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任重道远。
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农村信息化要想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要以农民为主体，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走“低成本信息化”发展之路[2]。
因此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广大从事信息化工作人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以互联网方式构建宽泛的为“农民、农村、农业”提供政务、商务、服务的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不断探讨农村信息服务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5]。
1 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概况
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是结合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信息服务需求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信息服务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开展农村信息服务工作，要从中国当前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村发展实际出发，依托现有硬件资源，建设发展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6-10]。
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二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11]，2008年中国农村网民达0.846亿人，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率不断提升，互联网正高速向农村地区渗透。
另据统计，中国已有7万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近15万个农村合作及中介组织，近150万农村经营大户，260多万农民经纪人[12];广大农民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市场经营主体，既需要政府的公益性信息服务，又迫切需要商业性信息服务，以更好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13-18]，因此中国农村信息化领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2】
摘 要:基于对江苏、江西、内蒙、云南、安徽五省(区)756户农户的信息服务调查,运用支付意愿方法,得到上述地区农户的信息服务支付意愿,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的因素除了农户家庭和生产等一些常见的特征变量外,还有农户所在社区信息服务可及性等多方面的因素。
基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应增加投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
关键词: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
一、引言
信息资源已成为农业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不仅是政府宏观调控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而且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体进行经营活动的重要依据。
随着新的经济形势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户信息服务需求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一是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市场化诱发了农户对信息服务的新需求;二是农户信息服务的需求差异日趋明显。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上述变化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清晰地了解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农村信息服务供给难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农户信息服务就其属性而言,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因其服务对象具有天然的弱势性,以及这种服务对公众或社会的发展有利,具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性,使得提供服务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所以一般将这类服务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徐小青,2002)。
而政府无疑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承担着主要责任。
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基于“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模式,农户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难以满足农户公共服务的需求(王小林,2003)。
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只有很好地满足农户的需求,才是有效的供给。
关于农户信息服务这一公共服务领域,学术界对其供给方面讨论得较多,而很少对农户这一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主体的需求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江苏、江西、内蒙、云南、安徽五省(区)农户对信息服务的支付意愿来揭示农户的需求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农村信息服务投入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假设及模型选择
(一)研究假设
农户也是理性经济人,能够对其所支配的资源进行有效安排。
当农户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他会选择那个能给他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最大化的方案。
因此,当信息服务给农户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的最大化时,他才愿意为服务支付费用。
应用数学表达式为:D(R)=P{(E-C)>R},其中,E为农户支付信息服务费用的预期收益,C为农户的支付成本,R为农户当前的收益,D(R)为农户愿意支付信息服务的决策函数。
该模型表明,只有当期预期收益扣除支付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目前收益时,农户才会做出支付决定。
该模型中,农户的支付成本和当前收益的确定较为容易,而预期收益则取决于农户自身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前述对农户理性人假设的探讨,本文将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农户个人基本特征。
主要指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是否村干部等情况。
从理论上来说,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支付意愿成正相关,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信息服务的支付意愿越强;而农户的性别、年龄对其信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可正可负。
(2)信息诱导因素。
根据Hicks�Hayami�Ruttan�Binswanger假说,农户的耕地禀赋和收入会对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产生影响。
在本文中,笔者选用农户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农户家庭兼业类型以及农户家庭年通讯费用支出额作为影响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诱导因素。
(3)信息服务可及性因素。
信息服务可及性是影响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四个变量来研究信息服务可及性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农户通讯设施拥有情况、农户是否能收看到与农业有关的电视节目、最近二年是否参加过农业信息服务技术的培训、是否参加农民专业协会。
(二)模型选择及解释变量说明
Logistic分析被广泛地用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的回归分析中,该方法把分类的因变量通过Logit转换成分类变量的概率比,从而成为连续的有区间限制的变量。
而且Logistic函数还具备了收益递减的变化性质。
在本文中,当农户有支付意愿时用1表示,反之用0表示。
为了检验农户信息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其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本文建立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选择模型,应用756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影响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各种因素,我们建立了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实证模型。
即:
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f(农户个体特征、信息诱导因素、信息服务可及性因素、其它因素)
由于各地的经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差异,一般来说,东部、南部地区农户比西部、北部地区农户的信息意识要强,经济发达地区农户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信息意识要强。
所以在模型中我们设立了省份虚变量,以江西省为对照。
本文中,因变量为“是否”愿意为信息服务有所支出的一个二分变量,因而考虑用非线性概率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最为合适,在本模型中,各影响因素选取的具体变量及统计数据由表1给出,Z是以上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可表示为:
Z=β0+β1GEN+β2AGE+β3EDU+β4GOV+β5LAN+β6CAR+β7EXP+β8TEL+β9PRO+�
β10TRA+β11COR+β12DP+μ
其中,μ为残差项。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笔者在2006―2007年间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行为进行的若干次调研。
为了使研究更具代表性,选择了东、中、西部各1-2个省份,覆盖8个县,12个乡镇,27个村,756户农户,开展了县、乡、村、户四个层次的实地调研。
调研地点包括东部地区的江苏省灌南县、江阴县,中部地区的安徽省芜湖县和灵璧县、江西省弋阳县,以及西部地区的云南省陆良县、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区和清水河县。
这八个县的经济发展指标分别在东中西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调查涉及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来源、信息服务情况以及对目前信息服务的评价等方面的信息。
调查采用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共计收回问卷810份,经由人工检查剔除有关本研究中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54个,有效样本756个。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统计,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如下:
(1)年龄。
在样本农户中,各年龄段的比例分别为:20~30岁的农户占9.63%;30~40岁的农户占27.78%;40~50岁的农户占26.32%;50~60岁的农户占25.35%;60岁以上的农户占10.92%。
(2)文化程度。
样本农户中,不同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分别为:文盲或不识字的农户占17.30%;小学以下的农户占35.67%;初中占37.25%;高中占8.58%,大专和大学的占1.19%。
在内蒙、云南、安徽以及江西,样本农户中不识字及小学以下农户所占比例均超过50%,江苏此比例仅为23.18%,大多数农户为初中及高中文化(见表2)。
(3)土地面积及家庭人口、劳动力情况。
在样本农户中,户均耕地面积11.64亩;户均饲养牲畜11.82头;户均菜地(果园)面积1.40亩;内蒙古的户均耕地面积和牲畜饲养头数较高,分别为24.58亩和28.68头。
家庭平均人口数为4.43人;家庭平均劳动力数为3.07个;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4.72%。
(4)家庭通讯及信息接收设施拥有情况。
农户家庭已普遍拥有通讯及信息接收设施,例如,样本农户家庭拥有1台彩电的农户占67.99%,拥有两台以上电视机的农户占10.40%,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内蒙古地区还有15.19%的农户家庭没有电视机。
其他通讯设施,如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为28.77%,手机为10.80%,还有1/3强的家庭无电话或手机,这一情况在云南地区接近70%(见表3)。
注:农户兼业类型是根据其生产性纯收入的结构来划分的。
1.农业收入份额在80%以上的农户;2.农业收入份额在50%-80%之间;3.非农收入的份额在50%-80%之间;4.非农收入份额在80%以上;5.收入来源超出上述定义的农户。
(5)职业分布。
样本农户在一年中从事最多的职业是种植业,占样本总量的85.34%;其次是养殖业,占22.23%;到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户占9.47%。
调查发现,各地区农户兼业现象发展不一,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兼业现象较为普遍,江苏省仅有2.85%的农户为纯农业户,而纯非农业户的比重接近60%;西部地区的云南、内蒙古农户兼业比例相对较低,内蒙古自治区的纯农业户比例高达58.33%(见表4)。
(6)家庭收入来源情况。
样本农户的收入来源与农户的职业分布呈现出一致性,但是也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云南、内蒙地区的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收入,均超过80%,其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也较低,而江苏、江西、安徽地区的农户家庭收入中虽然农业收入仍是其主要来源,但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较高,尤其是江苏地区,接近90%。
农户家庭收入中来自打工的收入占30.80%,安徽地区这一比重更是高达44.65%,反映出安徽省是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省(见表5)。
四、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使用Eviews 3.1软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易丹辉,2001),结果见表6。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LR(似然比)统计值=135.3244,McFadden R�squared(似然比率指标值)=0.1605,说明该模型整体拟和程度较好。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农户是否愿意为信息服务有所支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一)农户个体特征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
由表6的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农户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是否村干部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性别在模型中达到了显著且符号为正,这表明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性别同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即男性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要强于女性农户。
可能的原因是男性通常在农户家庭农业生产中起到决策作用,因此男性相对来说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较强。
年龄变量在模型中达到显著且符号为负,这表明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户的年龄大小与农户的信息服务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的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越弱。
这可能是年龄大的农户,文化程度有限,相比年轻的农户来说,他们对于信息服务这个新生事物,不太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的缘故。
村干部变量在模型中达到了显著且为正值。
这说明村干部相对于普通村民来说对信息服务需求的意愿较强。
这可能是因为村干部往往充当村里的信息员的角色,农业信息服务部门的信息技术培训往往是先对各村的村干部进行培训,然后再由村干部在村中进行传播和指导,因此村干部对于信息服务需求的意愿较强。
在本研究中教育变量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与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对信息服务支付费用的选择只是农户的一种意愿上的选择而并非实际的选择有关。
(二)信息诱导因素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
本研究中的信息诱导因素中除家庭兼业类型变量外,家庭耕地面积、农户家庭年通讯费用支出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家庭耕地变量达到了显著水平且符号为正(模型估计结果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家庭耕地面积大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接受信息服务,可能是因为家庭耕地多的农户采用信息服务容易产生规模效应所致。
这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家庭耕地面积是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一个诱导因素。
农户家庭年通讯费用支出变量在模型中都达到了显著水平且符号都为正,但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偏小,这说明虽然农户的家庭通讯支出越多,他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会越强,但是这个强度相对于其他变量对于支付意愿的影响偏弱。
家庭兼业类型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低,其中只有农业兼业户虚拟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其余的兼业类型虚拟变量均不显著。
从相关系数来看,相对于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纯非农业兼业户更倾向于自我服务,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供给质量不高,无法真正满足农户的实际需求、解决农户的实际问题所致。
(三)信息服务可及性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是否参加过农业信息服务部门的培训达到了显著水平且符号为正,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自我吸收能力有限,迫切需要信息服务部门的技术人员通过培训和指导,以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信息技术的使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国的农业信息服务模式提供了思路,农业信息部门应加强对农民进行信息技术的培训。
可以看出,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即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意愿较强。
可能的原因是,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有部分是专业大户,这部分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较高,另一方面,专业合作组织一般都有定期开会讨论的制度,农户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生产经营事宜,相比没有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来说,信息联系和沟通要方便及时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参加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
五、结论与讨论
回归结果表明,农户在做出是否愿意支付信息服务费用的决策时,不仅受到自身个体特征和一些信息诱导因素的影响,还受其信息服务可及性特征的影响,这些因素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农户对于支付信息服务费用的净收益评价。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信息服务建设的投入。
一方面,增加各级财政在农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农村信息服务建设的投入,提升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农村信息服务的建设,拓宽农村信息服务筹资渠道,通过税费减免、土地优惠等政策鼓励和吸引各种社会力量投资于农村信息服务建设,降低农户信息使用成本。
(2)加强基层信息服务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基层信息服务机构所承担的任务面广量大,为此要加强培训,不断提高基层信息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服务水平(钟娟 等,2006)。
同时,鼓励服务机构在确保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机制创新,通过市场化运作,形成农民可以承受、服务机构也有相应报酬的利益共同体。
(3)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教育与培训。
重点培训村组干部、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纪人等具有较强信息需求的服务对象,提高他们对信息的接受能力和处理分析能力,再依靠他们把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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