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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同一复仇主题的不同衍化

时间:2022-10-09 01:39:51 英美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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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同一复仇主题的不同衍化

  摘 要: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特亚》和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具有同一复仇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后者借用了前者的故事情节和部分舞台设计,但由于历史的变迁,二者又在剧作的内涵和悲剧根源等方面有了不同的衍化,而这正是古代悲剧与现代悲剧最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奥瑞斯特亚》 《悲悼三部曲》 复仇 悲剧根源

  1936年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在给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授奖辞中说:“本奖金授予他,以表彰他的富有生命力的、诚挚的、感情强烈的、烙有原始悲剧概念印记的戏剧作品。”奥尼尔是美国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他开启了美国戏剧新的时代,也为世界剧坛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瑞典学院给予奥尼尔的授奖辞精确地把握住了奥尼尔戏剧的精髓,尤其是看到了这位现代着名剧作家的作品中所蕴含的古代悲剧的痕迹。在奥尼尔的很多剧作中都显现出古希腊悲剧的影响,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脱胎于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亚》的《悲悼三部曲》。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论及,奥尼尔自己也曾在1926年4月26日的工作日记中朦胧地提到要“把希腊悲剧的情节放在现代环境中”。到了1928年的工作日记中就明确记载了他要创作《悲悼三部曲》的动机:“构思希腊悲剧的情节——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和心理情节是最有趣的——最广泛最集中的人类基本关系——还可以轻易地进一步扩大,把其它一些也写进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奥尼尔是有意要把古希腊的悲剧情节移植到他所生活的时代,来表现他自己的思想。

  奥尼尔的这种移植既保存了以复仇主题为核心的原始悲剧风貌,也为适应跨时空的土壤而作了一些变异。首先,共同的复仇主题和奥尼尔本身所受的古希腊戏剧的浸染使得两部作品在情节设置和舞台造型等方面一脉相承。其次,迥异的历史背景、时代风情和作者个人气质又使得这两部作品在内涵延伸、悲剧根源等层面上有所变迁。

  曾被评论家约瑟夫·纽德·克鲁奇称赞为“20世纪迄今为止戏剧界唯一带有永久性意义的贡献”的《悲悼三部曲》直接借用了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亚》三部曲的故事架构,只不过时空背景由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战变换为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阿伽门农对应艾斯拉·孟南准将,克吕泰墨斯特拉对应孟南的妻子克莉斯丁,儿子奥林就是俄瑞斯忒斯,女儿拉维妮亚就是厄勒克特拉。孟南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像阿伽门农被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一样被妻子克莉斯丁毒死,拉维妮亚说服了奥林替父报仇,杀死了克莉斯丁的情夫卜兰特,又逼他们的妈妈自杀,同样也是厄勒克特拉劝俄瑞斯忒斯杀死母亲和埃吉索斯的翻版。而且这两个家族的仇杀都是源自上几代人的积怨。十分明显,《悲悼三部曲》的人物和情节与《奥瑞斯特亚》相对应,具有一种神话原型模式功能。

  《悲悼三部曲》在舞台设计方面也有意让观众联想到古希腊悲剧,白色的希腊庙宇式的门廊以及六根高高的柱子使人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古代的环形大剧场。另外,《悲悼三部曲》也借用了《奥瑞斯特亚》中的合唱手法,古希腊戏剧常常在幕启时用合唱来介绍背景和人物。奥尼尔在幕后使用小人物或群众角色来交待背景和人物关系。《悲悼三部曲》中的萨斯等群众角色就相当于《奥瑞斯特亚》中的歌队,尤其是萨斯所唱的《申纳杜》贯穿整个三部曲,在剧情发展和烘托气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在现代戏剧中是不多见的。而且《悲悼三部曲》中歌队的运用具有一种浓郁的古希腊风味,以萨斯为首的众市民是孟南家族悲剧的旁观者,而他们的议论又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一种命运感,使人感到一个巨大阴影始终笼罩在孟南家的房子上。它的使用,使奥尼尔的戏剧散发着一种古朴的气息。但是在这层古典且神秘的面纱背后,却是奥尼尔那颗现代的灵魂。

  奥尼尔的一颗现代灵魂赋予了《悲悼三部曲》与《奥瑞斯特亚》在本质上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剧作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悲剧根源的演变上。这种演变源自不同的时代背景,又和作者本人密切相关。

  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埃斯库罗斯所处的时代(约公元前440年前后)正是由母系原始氏族社会转向父系城邦民主社会的初期,虽然当时父权社会代替了母权社会,但社会上还留有母系氏族时期的很多习俗,而且当时就有一个希腊民族利契亚人为女性世界。即使到了梭伦时代之后,兄弟可以与其同父异母的姊妹结婚,却不能与同母异父的姊妹结婚,因为按母系氏族的规则,同父异母的子女属于不同氏族,因而并非同氏族亲族,其间通婚并不违反任何氏族义务。而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前456年)本人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制城邦形成时期的悲剧作家,他青年时代曾目睹****主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斗争,并亲自参加过反抗波斯侵略的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海战。在政治上,埃斯库罗斯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以埃斯库罗斯所处的生活背景和他的政治倾向,在他的作品中无疑会留下当时历史的痕迹。因此在《奥瑞斯特亚》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映像。

  整部《奥瑞斯特亚》剧就是围绕着复仇——和解这条线索而展开,而最终归宿则是“无所不见的宙斯和命运的联合,使结局端详”。这一“联合”的结局得力于家族仇杀案在雅典战神山法庭用民主方式得到解决,这表明了古希腊社会不再用原始的野蛮习俗——争斗、仇杀的惯例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处理周围的问题,而是逐渐创造出法规条文来约束人们的言行,反映了民主城邦时期法律意识的萌芽发展。它体现了法治精神在希腊的确立,并意味着以往通过氏族循环往复的仇杀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已成过去,民主法治将代之而治理整个人类社会。并且,在这场审判中,法庭、陪审员、庭长、投票等形式的出现是西方社会法制制度的雏形。更具意味的是《奥瑞斯特亚》剧中表现的是宙斯和命运的“联合”,而非压倒性的胜利,这非常准确形象地反映出虽然当时父权在形式上战胜了母权,但是正如上文所言,母权时代的很多习俗也就是女性世界的影响还以潜流的形式存在着。埃斯库罗斯能够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并如实地加以再现,而没有让自身的民主倾向遮盖住他的眼睛。

  这个古老的复仇命题跨越了几千年在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中又衍化出了新的内涵。在这部剧作中,奥尼尔没有过多地表露那个时代,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故事发展的大背景而已。奥尼尔认为,“戏剧应该是一种启发灵感的源泉,它把我们提高到超越我们已知的本身的水平,并把我们推进到我们未知的本身的内心深处和背后深处。戏剧应该向我们揭示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作者更多的是把情感内转,把笔触伸进了人的灵魂、精神的深处,去剖析人的意识、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而且奥尼尔对潜意识非常推崇,他曾说过:“戏剧应回归古希腊雄伟壮丽的精神,若没有神和英雄可以写的话,我们还有潜意识,它是所有神和英雄的母亲。”虽然奥尼尔不承认他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悲悼三部曲》几乎是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的文学翻版。《悲悼三部曲》剧在“复仇”主题的掩盖下,着重透析了人的欲望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人受“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所折磨而产生的心理变态。孟南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自己难以克制的欲望与清教观念之间苦苦挣扎,以致最终的毁灭。奥尼尔还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尼采提出“上帝死了”,而奥尼尔也曾在对基督耶稣几度失望之后抛弃了自己的天主。在“上帝死了”、“基督走了”之后,人就变成了自己的神,人的良心成了衡量自己行为的尺度。《悲悼三部曲》中人与自己内心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奥林对母亲、对姐姐,拉维妮亚对父亲的****欲望都受到了自己良心的谴责和惩罚。奥林的复仇、拉维妮亚的复仇都源自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变态心理的驱使,《悲悼三部曲》对人的剖析深刻得令人触目惊心。

  《奥瑞斯特亚》与《悲悼三部曲》更为实质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虽同为伟大的悲剧,但其悲剧根源却不同。埃斯库罗斯“是第一个把握住生活中令人迷惑的‘世界内心深处的矛盾’的诗人,他对生活的了解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了解到;他意识到了遭受苦难的神秘之处。他看到人类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紧紧地和苦难捆在了一起,致力于一种奇怪的冒险,终生与灾难为伍”。埃斯库罗斯所看到的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导致悲剧的原因,也就是导致事物存在和事件发生必然性的不可知的命运,在《奥瑞斯特亚》中,人是这种不可控制的力量的牺牲品。在埃斯库罗斯的认识中,这种力量是他在的和超验的,他将悲剧的必然性归因于神灵或任意的超自然力量的控制。阿伽门农家族仇杀的不可避免是因为慕耳提洛斯和苏厄斯忒斯的咒语,阿伽门农杀女的必然性是神的意愿,俄瑞斯特斯杀母的决定因素是阿波罗的神谕,因此,可见这些悲剧性事件的发生来自于他在与超验的力量。我们可以把这种决定悲剧的因素称之为“宿命论”。在《悲悼三部曲》中人物的命运似乎也是难以改变的,但这与古希腊的“宿命论”不同,有的论者也曾指出过这一点:“希腊剧中人物的命运由复仇女神所操纵,而奥尼尔则把人物的命运归结于遗传因素和周围的环境,即命运由人们过去的行为以及他们的心理天性所决定,因此命运不是取决于外部因素,而是取决于人的内部因素。”[10]用奥尼尔自己的话说就是:“家庭命运的根子在过去,在一个人的共同的种族传统和个人的遗传影响之中。”[11]《悲悼三部曲》中孟南家族多个成员被吞噬的悲剧不是由超验的不可知的外在宿命所控制的,而是植根于家族的历史遗传和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奥尼尔极力强调孟南家族中男人们女人们的相似之处,艾比、戴维德、艾斯拉、卜兰特、奥林都有一副相似的面孔,玛丽亚、克莉斯丁、拉维妮亚也是“面貌的酷似是非常触目的”。这种突出遗传因素的“面具”手法的运用,既为剧中主人公的变态情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暗示出人类悲剧亘古不变的永恒性。另外,如奥林杀死卜兰特、逼死母亲的行为是在复仇的表象下面自己对母亲****欲望的泄漏,他的自杀也是内省的自我忏悔意识萌发的结果。因此奥尼尔在《悲悼三部曲》中反映的悲剧根源也就是他曾多次强调的“生活背后那种神秘的驱使力量”不是古希腊的复仇女神,而是他们自谴自责的良心,是摆脱不掉的孟南家族的鬼魂,是亲族之间既爱且恨的遗传基因。这种悲剧因素是此在的和理性的,他将悲剧的必然性归因于自然法则(如生物法则、精神行为和心理学模式等),我们可以称其为“决定论”。从本质而言,“决定论”无疑是对“宿命论”的超越,它是现代悲剧感染力的真正所在。奥尼尔继承了古希腊悲剧中与命运抗争的崇高精神,只不过“命运”的内涵有所不同,在这种抗争中,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精神力量重新得到张扬,因为最后拉维妮亚勇敢地走进了那座死亡之宅,用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世代的家族仇杀划上了句号。

  从遥远古朴的古代希腊到欲望纷呈的现代美国,一个古老的复仇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空衍生出不同的时代内涵和悲剧精神。文学上的这种不同衍化正是社会进步、历史变迁、人的发展的形象体现,而且在这种衍化中奥尼尔以他忧患的灵魂、诚挚的情愫和疗救西方精神的热情对古希腊悲剧命运观做出了新的现代的诠释。

  注释:

  尤金·奥尼尔着,荒芜、汪义群等译:《天边外》,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579页。

  [11]弗吉尼亚·弗洛伊德着,陈良廷、鹿金译:《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第11页,第5页。

  鲍恩着,陈渊译:《尤金·奥尼尔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10]孙白梅编着:《西洋万花筒——美国戏剧概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第44页。

  李枫,杨俊明着:《古希腊文化知识图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埃斯库罗斯着,陈中梅译:《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Virginia Floyd,ed.Eugene O’NEill at Work: Newly Released Ideas for Plays.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81:52.

  汉密尔顿着,葛海滨译:《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源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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