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艺术的“聚和性”
内容摘要：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艺术定义为复调结构，但却回避了形成这一结构的思想根源，以往学术界常常是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世界观的矛盾中去探索根源，在社会现实生活和人自身的复杂心态中去寻找阐释。本文则将从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宗教意识和文艺创作方法入手，发掘其复调小说结构艺术形成的深层缘由，即东正教的“聚和性”意识。
关键词：“聚和性”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 特鲁别茨科伊 小说创作
20世纪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倍受学术界的赞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艺术也被定义为渊源于庄谐体样式的复调结构。然而，凡是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读者又往往会感某种缺憾：小说中弥漫的宗教思想和独特的艺术表现仿佛又很难用一个“复调小说结构”来加以概括，至少是很不全面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艺术的复调结构？是作家的何种思想原因导致形成了其小说中“主人公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呢？
以前学术界往往最为常用的方法是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世界观的矛盾中去探索根源，在社会现实生活和人自身的复杂心态中去寻找阐释。当代俄罗斯著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学者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费里德连杰尔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一书的第八章中专门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特点及其矛盾”（365—398）。2005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17卷）也是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矛盾和创作之间关系的一些迫切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声称自己是对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灵的开掘：“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即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390）。甚至有学者还指出：“陀氏心理分析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写出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心理畸形变态——二重人格。这是一种病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扭曲”（冯增义13）。复调结构的提出者巴赫金则干脆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在分析中将撇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思想的内容方面，此处我们看重的是它们在作品中的艺术功能”。
显然，仅仅从作家的世界观矛盾，甚至作家的精神分裂以及社会现实的心灵探索，去研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复调结构的成因是相当不够的，回避这一问题又是根本回避不了的。因此本文将从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宗教意识和文艺创作方法人手，发掘其复调小说结构艺术形成的深层缘由，即东正教的“聚和性”意识。
一、“聚和性”：和而不同
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读者感受最深的也许是扑面而来的是众多人物形象的相互对峙的思想和生活感受。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卖身女索尼娅的不同处世态度就构成了小说的框架，前者不顾犯罪也要以暴力手段来抗恶，通过杀死放高额贷款的老太婆，用得到的钱来拯救自己和受苦受难的穷人。后者则坚持要用以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一切，无论如何都不能够采取暴力的手段，犯了罪就要接受惩罚，用受苦受难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忏悔自己的罪过，从而达到自我完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四分五裂，他们思想感情上互相对立，甚至达到相互仇视的境地，以至于弑父。这里既有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也有理想而又善良的心灵;既有无神论者，也有上帝的忠实信徒;等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这种众多声音的聚集不仅反映在同一个空间上的不同思想的碰撞，而且也体现在小说结构中风格迥异的双重层面的有机融合。小说《白痴》的艺术结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中极具代表性。小说由两个篇幅大小不均衡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是以梅思金公爵回彼得堡开场。作家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采取了独特的双重层次结构，把生活的平凡性与崇高的悲剧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白痴》的主人公梅思金、罗果静、娜斯泰谢。费里帕夫娜、阿格拉娅、伊鲍里特都似乎活动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层面，一是烦琐的、平淡的日常生活，与其他人毫无区别，二是深刻的、悲剧性的剧烈冲突的情感世界。小说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插曲都蕴涵着这两方面的交织。费里德连杰尔就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不懈地与那种把现实主义看作单纯描写日常现象的观念作斗争”（262）。因此，小说《白痴》给人以“现实”和“浪漫”的双重印象，作家发掘了“光明”与“黑暗”、“烦琐”与“崇高”、“喜剧”与“悲剧”之间的复杂结合。
这些迥然不同的性格和双重层次究竟是如何被“聚集”在一起“和平相处”的呢？不同话语构成的复调或日多声部结构以及双重层次构造，是否依存于某种民族文化传统或渊源于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意识呢？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教授、著名社会派美学家列·纳·斯托罗维奇在《美·善·真》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文学艺术作为人的一种审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关系，审美关系的客体本身具有价值性，不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考察，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审美关系的。由此，他把艺术创作表现对象“真善美”之间的关系，改为“美善真”，以表明这种审美的价值关系。艺术美的基础是伦理和宗教的`“善”，而最根本的就是宗教世界中存在的“真”。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有宗教世界中的博爱才是绝对的真理。列·纳·斯托罗维奇还在《俄罗斯哲学史》导论中，强调指出了西方哲学与俄罗斯哲学的不同特征，前者主要探讨的是知识理论、认识论，后者则更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审美问题以及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等问题。
显然，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均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俄罗斯斯拉夫派领袖阿·斯·霍米雅科夫在概括东正教会的本质时，曾经提出一个神学概念“聚和性”，以表明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新教会之间的根本不同。该词的词根是“聚会”的意思，“‘聚’是指依靠着信仰为了一个焦点而结合的意思，‘和’是‘和而不同’的‘和’，这就是‘聚和性’的含义”（张百春55）。这里一共由两个关键字：“聚”与“和”。“聚”是在统一的信仰下，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众多信徒自觉自愿地走到一起，而这种聚集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这里突出的是东正教会的精神性。“和”就是显示东正教会的有机性，每一个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性，而不是简单地服从统一。“聚和性”反映了俄罗斯民族东正教信仰的实质，即由内向外的和谐的精神有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