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塞林格研究
内容摘要:在当代美国文坛,J.D.塞林格占有独特地位,一直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重点梳理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语言、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谈到了塞林格其他作品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我国学者未能全面考量塞林格的创作,还需要拓宽视野,从更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入手进一步深化塞林格研究。
关键词:塞林格研究 《麦田里的守望者》 中国观
享有“遁世作家”之称的J.D.塞林格(J.D.Salinger,1919-2010)于2010年1月27日在其隐居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小镇的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1岁。他隐居长达半个多世纪,但始终坚持“我热爱写作,我只为了我自己而写,只为我自身的愉悦而写”的信念。自1965年起,他虽笔耕不辍,却没有再出版任何有影响的作品。这位离群索居、逃避世俗生活的“文坛隐士”生前身后留下了太多有关他本人和他未公开的作品的谜团。然而仅凭一部惊世骇俗之作享誉文坛的美国作家并不多见,塞林格就是这么独特、幸运,因写作《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1951)而成为不朽。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曾一度被视为禁书,尔后却成为美国中学生乐意诵读之作,而且还足足影响了几代年轻人。塞林格亦凭此书成为美国“被阅读得最多的经典作家”。或许因“此书在美国影响太大,中国对此不能一无所知”,当时的中国虽“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还是让《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内部出版的方式悄悄面世”(赵振先29)。国内该作品的最早译本为1963年施咸荣先生所译“黄皮书”《麦田里的守望者》,该版本此后几经重印。而塞林格的其它几部作品《九故事》(N/heStories,1953)、《弗兰妮与祖伊》(Franny and Zooey,1961)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Rake High the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An Introduction,1963)的译本也分别于1987年、2007年和2009年以单行本形式全部在中国面世。
国内塞林格研究始于并始终专注于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侯维瑞先生最早撰文“个性与典型性的完美结合——评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语言特色”以来,中国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已近三十载。总体而言,新世纪以前,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都不及新世纪之初这十年丰富。近十年来,学者及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并撰文阐释他们对塞林格其它作品的读解,从而使国内塞林格的研究呈现出更全面的态势。
塞林格的辞世不仅激发了更多人对其作品的阅读与研究,同样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整理和反思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对这位传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本文重点梳理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语言、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现有成果,也谈到了塞林格其他作品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我国学者未能全面考量塞林格创作,因而需要拓宽视野,从更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进一步深化塞林格研究。
一、霍尔顿的语言
国内对塞林格的研究始于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语言分析。80年代初,秦小孟先生主编的《当代美国文学》(上册)提及并简要论述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语言特点。侯维瑞先生1982年的论文更加全面地分析了霍尔顿的语言特色。侯先生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不仅深刻地再现了一代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以惊人的准确性与艺术概括性记录了一代青少年的语言习惯”(侯维瑞28)。他在文中从语言学角度、修辞学角度和语法角度考察霍尔顿的语言使用状况,着重透视小说人物在语言运用上所体现的高度典型性和鲜明个性。就语言学角度而言,侯先生强调霍尔顿语言中频繁使用的附着语(如and all,or some-thing,or anything,it really is,it really did,I’m not kidding,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粗俗语与污秽语(如goddam,hell)、俚语(如to shoot the crap,old)、形容词与副词选择上的单调重复又不乏出人意料的用词等,认为这些语言表达都从不同方面使霍尔顿的语言具有了典型性。从修辞角度而言,霍尔顿语言的典型性与个性主要表现在他所运用的比喻和夸张手法上。霍尔顿对比喻与夸张的运用“大多平庸陈腐、落入俗套”,但有时也有“新鲜创造”(侯维瑞33),表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平庸的迷雾里还能发出闪光”(侯维瑞34)。从语法角度看,霍尔顿犯了很多的语法错误,这些错误既反映了“日常口语的普遍特点”,也是那一代青少年中容易出现的语言典型。文章高度肯定了这部小说的语言价值,认为它“成功地记录了一定时期一定阶层的语言习惯与道德危机”(侯维瑞34)。1994年。李战子从语音(缩音和增音,如don’cha,oughta go,Wouddaya say)、词汇(俚语的选择,如phoney,kill)、句法(口语句型,如like后面带从句,以“Boy”为句子开端的感叹句)和篇章(重复使用词汇、松散句,并以you叙述,从而将读者拉人故事)四方面分析了塞林格这部小说的口语特色,并认为“这一语言特色在塑造霍尔顿这一形象和刻画其性格方面”(25)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罗世平又将霍尔顿的语言与战后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加以审视。他在赞同侯维瑞先生对小说语言分析的基础上,从相同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霍尔顿语言中的附着语、语法错误、污秽语、俚语是对正统文化的蔑视和反叛,表现出了与美国那个时代反正统文化语言相似的语言特点(50-56)。
新世纪初期也不乏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品语言的分析,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冯季庆的“特殊话语标记和语义无差异性——论加缪《局外人》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意义”对作品叙事特征与意义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进行的研究。文章从特殊话语标记人手,指出小说中“大量表示折衷立场的词语和语义对应了特定社会的深层结构组织状况和战后社会语言环境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导致的堕落”(120),并指出这部小说“以反英雄为主角批判了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贬值和社会强势话语的虚假性”(冯季庆120)。
从早期纯粹从语言学角度对霍尔顿的语言进行分析到当下从叙事学角度结合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对霍尔顿的语言做更透彻的阐释,反映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求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