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孤独的具有人文思想的献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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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一直以来，哈姆雷特复仇中的“延宕”和他的死吸引人们去思考，去探寻其原因和意义。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本文从哈姆雷特的语言和行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忧郁的王子不仅身处孤立无援的地步，而且精神上更是备受煎熬。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不仅是为父报仇，更是对社会的重整。但是如何去做，却始终束手无策，一直处于在孤苦焦虑和对人和社会的绝望中;最后既然决然地接受挑战，慷慨赴死，与敌人同归于尽。哈姆雷特永远是人类文学史和文化史一个光辉的形象。
关键词：哈姆雷特;孤独;人文主义;献祭者
1. 简介
《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它代表了莎士比亚最高的艺术成就。它是莎士比亚戏剧“王冠上一颗最灿烂的金刚钻”。自问世以来一直倍受关注和推崇，吸引这后人不断的挖掘，钻研和再创造。在对哈姆雷特的角色的分析和理解中，他在复仇过程中出现的“延宕”，是最受人关注的话题。“自1736年托马斯.汗莫爵士提出复仇的延宕问题后，历代莎评家对此多有论说。许多人从内部分析，认为其原因在于哈姆雷特性格懦弱而不堪重任(如歌德)，恋母情结(弗洛伊德和琼斯)等。然而性格懦弱至多是出于思想困惑，哈姆雷特在复仇行动中还是有其刚硬果敢的一面的;至于恋母情结说，则纯属精神分析学派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其视野之狭隘足以使受蛊惑着忽视剧作中于人生真正吃紧的问题。”(梁工，1086)在作者看来，哈姆雷特是一个孤独无助，忧郁深结，同时有具有人文主义精神，过于理想，过于追求完美，是自己理想的献祭者。
2. 孤独忧虑的归国王子
哈姆雷特王子的悲剧人生自一次生活突变开始了。短短一个多月间，父王暴卒，母后改嫁，王位继承权他落别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无可避免的流失，无法挽回。孤苦，忧虑，对个人生活的脱节的郁闷便成为他生活唯一可抓住的东西。在刚出场时，哈姆雷特那一身的黑衣与宫廷的富丽堂皇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纵观全局，能算上哈姆雷特的朋友的，为他提供帮助的只有霍达旭。虽然“他是为糊涂的群众所喜爱的”(朱生豪，168)，在国王眼中“一般民众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他们盲目的崇拜想一道使树木变成石块的魔泉一样，把他所有的错处都变成优点;我的箭太轻太没有力了，遇到这样的狂风，一定不能射中目标。反而给吹了转来。”(朱生豪，180);虽然雷欧提斯的聚众造反说明了社会的矛盾激化和动荡不安;但哈姆雷特始终都放弃了极具现实意义的民众暴d策略。不仅是由于他不愿意，而且更是因为在那最初的打击后他的不知所措，傍徨无助。对此，他以反讽，黑色幽默来消解和打击。“葬礼中剩下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朱生豪, 104)这一语讽刺了叔嫂的乱l;“嗯，先生;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这一句戳穿老波洛涅斯的虚伪。自己的母亲乱l背德，背叛了父亲，嫁给了那个弑夫，弑父掠国的凶手，自己那洁白无辜的情人也不理解自己，反而任自己的敌人利用并帮其隐瞒。自己以前的老朋友甘愿受新王的指使刺探并加害自己。哈姆雷特何其孤独;何其无助。又几多的忧郁烦闷。无怪，哈姆雷特呼出;“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的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朱生豪，103)。在获悉父亲的被杀真相后，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哈姆雷特开始装疯，以迷惑克劳狄斯。但在那日日夜夜的身心煎熬中，他是否是完全清醒的非常值得商榷。梁工先生认为：他(哈姆雷特)并非时时处处都那么冷静。他明知道克劳狄斯在幕后窥探，却喊叫出“已经结了婚的，除了一个人，都可以准许活下去”(第三幕第一场)这种自我暴露的.话语。他在王后寝宫误杀了波洛涅斯，似乎也与他当时的歇斯底里状态有关。
3. 过于美化人性的人文主义者
作为王子，哈姆雷特是优秀的。在别人眼中，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眼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朱生豪，143)并有“高贵无上的理智”。他在莎士比亚笔下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作者通过他的言辞和他就读于威登堡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名城的特殊安排暗示了他的身份。剧中他唯一的支持者和知心人霍拉旭也在同一城市就读并自称在精神上是个罗马人，这些也印证了这一暗示。在人文主义的熏陶下他对人性的美好深信不疑，对理想之国的建立充满了憧憬。而这一切在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打击中，陷入怀疑的深渊。英明的父亲去世了;忠贞不逾的爱情理想也被淫邪迷了心窍的母亲亵渎了;至亲的叔父背叛了亲情成了杀父仇人;吉尔登斯吞、罗森格兰兹这两位多年的好友也摒弃了友情，自觉的成为迫害他的工具;以波洛涅斯为代表的朝臣更是见风使舵毫无原则，成为敌人的帮凶。人性在他的眼前褪去了理想的光彩，赤裸裸的展示着它的全部丑陋。哈姆雷特的心理经历了震惊中的头脑空白和清醒后的万念俱灰。这种境遇下，回顾自己接受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盛赞，他只能发出无奈的嘲讽：“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朱生豪，130)。对他这一人文主义者而言，为父“复仇”就不会仅是个人的“复仇”，也应是社会的“复仇”。所以他感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大的责任!”(朱生豪,117) 他不像雷欧提斯那样，为父报仇就聚众造反，而是敏感地思考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私人的仇恨。在克劳狄斯慌乱地向上帝祈祷时，哈姆雷特不、没有趁机杀死他，他不愿意在杀父仇人“正在洗涤灵魂”的时候报仇,而是想到要在敌人罪恶昭彰时，再举起正义的剑惩罚邪恶。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哈姆雷特的宗教情结，更不能怪罪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文主义理想者的必然行动，而不再是宫廷权利的血腥争斗。而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始终不愿也不想采取聚民暴l这一最实际有效的手段。他的复仇首先是一种精神复仇，他称克劳狄斯为恶棍，奴才，小丑，扒手和无赖，他讽刺朝廷中趋炎附势，虚假做作的风气。人文主义自身的不足也促使了哈姆雷特的悲剧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