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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对大学语文教育的艺术性的深化与拓展论文

时间:2022-10-11 22:02:52 艺术类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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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对大学语文教育的艺术性的深化与拓展论文

  [摘要]大学语文教育承载了母语教育与人文教育两个层面的内容。本文从诗学精神、哲性思维、美的向度三个方面切入,结合具体操作实例,对如何深化并拓展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文本审美艺术特性的阐释进行说明,试图在激活学生的创新与求异思维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参与到与经典文本的对话之中,从而获得一种更加个性化的综合人文素养。

试论对大学语文教育的艺术性的深化与拓展论文

  [关键词]课程论;大学语文;人文教育;诗学品质

  和声势浩大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

  比较起来,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则显得相对落寞,大学语文在高等教育中一直处在边缘化的位置,以至于“大学语文”这个概念也受到多方的质疑,如果“大学语文”仅仅是“高四语文”,它何以配得起“大学”这个神圣的称呼?近年来,有的学者发出以“大学人文”、“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的呼声,以应对大学生的人文渴求或者深化课程的文学性,但是以“人文”或“文学”取代“语文”,虽也出版了一些教材,但还是先锋和试行的性质,且语言的工具性是无法从语文教育中剥离的,因此,“大学语文”这一名称还是在较大范围内被采纳和使用。徐中玉《大学语文》序言中将“大学语文”定义为:“这是一门公共素质课,是使学生能正确的运用规范现代汉语进行交流,是要使学生通过学习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培养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和综合人文素养的一门必修课。”所以,我们认为大学语文教育同时承载了母语教育和人文教育两个层面的内容,在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中间开展一种有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系统性与理论性的“语”(语言)、“文”(文学)教育,如何避免老师不愿交、学生不愿学的尴尬,一直是困扰语文教育界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语文教育,首当其冲从地是深化与拓展语文课堂的艺术性特征。艺术性特征的实现一要依据文本,二要创设情境、三要在情境中激活学生的创新与求异思维。语文教育的艺术性不等同于课堂的趣味性和活跃性,显然,如果在“中文”这个门类下为“大学语文”寻找跻身之地,是极不现实的,因为“大学语文”不具备学科的严整性和系统性,但如果要在“课程论”这个较大门类下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存在寻找内在理据,那尚可姑且一议。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大学语文可以获得使其成为一个有界范畴性概念的本体性特征,它所能拓展的值域也取决于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携带的气质。但反过来看,正因为它不具备严整的体系化特征,也为大学语文课堂的艺术性拓展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一、重释经典——赋予大学语文

  诗学精神的局限与可能首先要厘清的概念是“诗学”精神或“诗学”品质并不是指大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文艺作品的所具有的诗意,它是文本艺术特征的一个总括,这里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鉴赏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以及能从接受式的学习转换为创作性的对话参与的可能。

  拓展大学语文的诗学空间,可以从对文学作品主题的探讨上升到对文学作品母题的探讨。中小学语文对选文的分析的常见模式为,“通过……,反映/揭示了x的主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大学语文课堂对文本的分析可以尝试进行一种文学母题的探讨以及叙事模式的总结,以达到在有限的课时内以少总多、以简驭繁的目的。

  对叙事性文学作品进行深层的叙 事结构分析是拓展深化文本诗学精神的途径之一。如邢福义主编《大学语文》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收编了余华的一篇“新武侠”小说——《鲜血梅花》,余华借助一个复仇的故事表现的并不是英雄的侠义与传统的孝道,而是揭示了类似博尔赫斯“偶然改变一切”、“人生是一个迷宫”这样在传统文学中显得有些另类的先锋主题。在当今影视传媒影响大的时代环境下,学生们多少濡染了由当代一些作家的作品所改编的影视剧的一些“侠气”。这样就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他们所接触的武侠文学作品与课文中余华的“新武侠”,在人物、环境及情节上差异在哪里通过讨论,学生可以自己尝试归纳,传统的武侠故事多采用一个“血亲复仇”的模式,即父亲为奸人所杀,儿子承领复仇使命,待到学成绝世武功,最后手刃仇人。中间或夹杂得到绝世宝物、遇世外高人传授心法等桥段。在中西方文化中,“复仇”都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叙事母题,而通过对经典叙事母题的探讨,我们发现《鲜血梅花》中小说的主人公已经不是怀有绝世武功的大侠,他为父报仇的意愿也并不强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仇人在哪里,他只是漫无目标地漂泊在江湖上,但是即便这样,他竟然能在阴差阳错中完成母亲交给他的为父报仇的使命。这种对小说人物形象以及情节的处理,表现出了余华对传统叙事母题的沿袭以及超越。从余华对传统叙事结构的创造性使用中,我们看到了新武侠与传统武侠的不同,因而也深化了对“新武侠”所蕴含的“新质”的认识;同时,在感受到了“新质”带给学生的艺术冲击力的同时,也会触发了学生对正史中记载甚多的“血亲复仇”的故事模式进行系统了解的兴趣。在此基础上,教师有必要指出,这一类型的叙事并不是文史家的信笔所致,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的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原则,而正是这种理则,规约着千年来中国人的人伦秩序。这样,就深化了文学的历史空间。

  再如,唐志伟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第二单元“历史与反思”选入了梁衡的文化散文《把栏杆拍遍》。现当代散文是几种文体中最需要学生主动参与进行感悟的,在这种类型的文本中,教师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引导学生阐发作品的精神内涵并指导学生诵读么显然不够。大学语文的课时本就非常有限,如果纠结于具体篇章、具体内容的分析,无异于对时间资源的浪费。其实,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这样一篇散文,引出出中国文学中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意象。

  文本中引用了八首辛弃疾的词作,不只一次地涉及“凭栏”这个意象。我们即可借此勾连出“凭栏”意象的历史渊源,以及登高凭栏这一个具有浓厚诗学意味的行为背后的传统文人的思维模式。“惟超乎象外,始得其环中”,对经典意象的分析,学生则不仅能领会作为文眼的“把栏杆拍遍”的意蕴,更可得识传统文人的“销魂”、“神伤”的抒情形象序列。同样,我们顺此思路,引导学生进行自由联想,去探究“落花”、“柳”、“月”等原型意象以及“伤春”、“悲秋”、“怀远”、“思归”这些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抒情母题,并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学心理、气质禀性正是在这些意象与母题的辐射下逐渐养成的,学生在今后的阅读中,就可以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所以,语文不仅是一种母语教育,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在大学语文的课堂上,适当借鉴原型研究或文化批评的一些成果,就可以深化拓展大语课堂的诗学空间。虽然学生可能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而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文化历史知识储备不足,不能在庞杂的文学现象中进行归纳性总结或无法透析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等),但是,任何障碍都预示了一个超越自我、获得新生的可能。教师的任务则是把每一个文本不仅作为一个语言文字知识的承载体,而且将其处理为一个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类文学艺术史的窗口,古人说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不纠结大学语文的语言层、文艺层,而深入其文化层,无疑是激发学生对语言文学以及文化艺术的探究之情的可能性途径之一。

  二、新的启蒙——哲性思维与新

  的批评方式的交互演绎毋庸置疑,一般大学语文的所收编经典篇章,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学内蕴。不言自明的是,各个《大学语文》版本中鲜见缺席的先秦诸子的名篇便是文史哲不分的名作,而选本收录的西方近代以来蔚为大观的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作品也具有非常深厚的思想含量。但是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一些重要作品的文化哲学内蕴往往被一笔带过甚至被轻易忽略掉,这直接或间接导致学生对作品的内蕴理解上的盲点甚至偏差。

  譬如,在《九歌?湘夫人》的教学中,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阐发文本意蕴,那就完全停留在了对语言的学习层次上。学生在疏通了语言文字的障碍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赏鉴了文本的优美语言后,可能仍觉作品中以“神恋生活”为轴心的情节处理有诸多的谜团,即,仅从爱情层面阐释《九歌》显然太过肤浅,因而对该文本的主题的理解也处在晦暗不明的状态。但是如果更多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课前引导学生查阅关于楚地相关的一些巫风蛊雨的民俗,申明“所有的文明从起源上都经历了‘巫祝文化’这一环节”,那么,《湘夫人》中所描述的神的爱情故事中朦胧暗昧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情节带给同学们的困惑也就随之解开了。为什么诗篇中人物、情节都游移不定“帝子降兮北渚”为何隐隐约约似见未见湘君一系列的活动是颠狂中的幻想还是失落中的盲目追寻其实,神恋的悲剧仅仅是屈原所创作的这首祭祀乐歌中的表浅层次,湘君追寻湘夫人、期约不遇的背后,是非文学性的水神祭祀仪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湘夫人》的创作,未遵循日常的叙事逻辑以及凸显故事情节的连贯性的原因,其深层次的主导因素实际上植根于楚地巫祝文化中祭祀活动的程式性。这个程式化过程大致包含“降神”、“迎神”、“留神”、“送神”四个环节,《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显然是巫祝仪式中降神活动的缩影;其后的“登白薠兮骋望”、“荒忽兮远望”等湘君追寻湘夫人的行为,可以说是“迎神”活动的演绎;第三段“筑室兮水中”等一系列隆重的布置,显然意在“留神”;最后湘君“捐余袂兮江中”,是祭祀活动中向神传达真诚的一种习俗。而屈原对湘君对湘夫人的似见未见的处理,大概是和祭祀中的“望祭”相关,即神在祭祀活动中是不出场也不可能出场的,巫师只能假设神在某地,“望而祭之”,这样湘夫人就仅能是一个“望”与“追”的对象了。

  加拿大著名文化批评学者弗莱认为,宗教要比科学更能激发诗人的想象。他说在科学和宗教之间,“诗人宁可选择迷信”,并提出“恢复美学神秘主义以取代美学经验主义”。从大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文本,再借鉴文化人类学中的神话原型批评,文本所包蕴艺术审美特征才能被真正揭示出来,在拓展诗歌艺术空间的同时,也彰显出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文化哲学特征。哲性思维的本质在于人与自我、人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外,借鉴新的原型批评、文化批评等方式,将新的观念引入大学语文课堂,可以说是激发学生的潜能的重要方式。艺术的本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人有别于动物的一种灵性,使学生主体的灵性觉醒,贴近文学艺术产生的本源,将是引导学生由求同思维向求异思维突进的良方,也将是引发学生主体创新能力复生的一场革命。

  三、等待戈多——对抗技术理性

  的一场美学散步大学语文因为距离学生的专业较远,在以理工为主以及综合性院校中,基本上是一个处在边缘地位的学科,大学语文教师除了附带承担某些专业的应用文写作以及实践性的讲演与口才等基本能力训练的教学任务外,也一般不为学生提供直接面向就业的职业技能训练。而实际上,大学语文虽然不会象其他专业课程那样具有详细的实践操作步骤和过程,它却将对学生2011.07学教育146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它会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甚至可以提升对生活的感受能力。

  “新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由技术理性支配的社会,人们只有通过美学性的幻想才能够恢复对现存的既定社会现实的批判。——不仅是西方,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在引进西方的理念进行技术革新以及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濡染了西方技术理性的某些习气,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机械化的动物,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系统中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高校以及一些知名企业中的“自杀”事件频发,仿佛是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脱不开的魔咒。大学生,曾经被誉为天之骄子的这些人,相当一部分人被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占据了头脑,而更多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茫然不知所措。同时我们体察到,这些尚未真正走进社会的青年学生对世界的认知,很大部分是来自于间接的经验,具体而言,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阅读体验。从这个角度上说,学生品性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受他们所接触的媒介材料影响的。

  目前众多语文教育专家为了编纂一本让大学生喜读乐读的大语教材而殚精竭虑,而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一本趋于完美的教材的——跨越时空的经典能与当代大学生产生共鸣的基点在于对话性的存在。笔者认为,过分看重教材的知识承载性,不过是执于一端罢了。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创造性阅读,和经典文本进行对话,才是大学语文教学延展自身审美艺术空间以及凸显人文关怀的关键。

  所以,当卡夫卡《变形记》或《骑桶者》出现在选本中,我们还要将中西分为两个阵营,以敌对的口吻将小说的主题简单概括为“通过格里高利变成甲壳虫,表现了万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通过小人物借煤不成的经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这样阐述的同时,我们就忽视了非理性的荒诞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处境以及精神焦虑。外国文学中这些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又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又无从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这何尝不是当下青年困顿迷茫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折射试以贝克特著名戏剧《等待戈多》的阐释为例。《等待戈多》(节选)曾被选入人教版的高中教材,与卡夫卡《变形记》(表现主义)、伍尔夫《墙上的斑点》(意识流)等分别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流派之一种作为学生的了解对象。而当这部荒诞派戏剧又被入选众多版本的《大学语文》选本,我们如何从作品表面的支离破碎与静止凝固中抽绎出鲜活而切近心灵的主题?“戈多”到底代表什么在剧作中只有一些模糊的暗示,他是希望、美好的代名词是上帝的化身剧中并未言明,但是却成为剧中主人公的唯一的精神支柱。

  贝克特解构了人类生存的神圣与尊严,然而西哲的经典毕竟离我们的审美接受习惯有一定距离。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联系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中国作家来进行相似主题的异同辨析。这里可以将史铁生《命若琴弦》做为等待主题的中国式演绎。“命若琴弦”讲述了一个命运的故事,“千弦断,琴匣开;琴匣开,买药来;买得药,看世界;看世界,天下白”,老瞎子渴望通过弹断一千根琴弦之后取出师傅的药方医治自己的眼盲,但是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追求。史铁生没有象西方现代派作家那样故弄玄虚,也没有深沉的做作,他是在平静甚至是平淡的一种中国式的“零度”情感介入的写作中,浅白甚至是直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哲理:人生需要一个虚设的目标。目的虽然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能力与愿望之间的距离是人与生俱来的局限,但是生活的真谛就在于虚设一个目标,然后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目标虽然是虚设的,但是生活的过程却是真实的。承认人生的目标是虚设,承认希望的尽头可能是无法摆脱的绝望,承认世界在现代以及后现代精神主导之下的破碎性,需要一种很大的勇气,但是这却可能是我们重新整合起这些碎片、重拾希望、让脚步更加坚实的开始。这不是文化的循环论,而是心灵的辩证法。

  大学语文之于“大学”,它是塑造大学生人文品格的前沿阵地;大学语文之于“大学生”,它关注学生内在意识的绽放,为学生观察世界的提供了更好的方式。在某个层次上说,政治文明不过是提升了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整个社会的进步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到达一个理想的王国;

  而贴近心灵的人文关怀才是处在成长中的青年此时最诗意的栖息之所。我们的语文课堂,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文本,引发学生的思考,让他们在由美与艺术构建的世界中思索徜徉,学会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精神上的困厄。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经典文本的再度深入开掘以寻找大学语文所蕴含的诗性精神,还是以一种哲性的思维进入文本去激发学生主体的创造性,或是引导学生以个体的生命经验参与到与文本的对话中,进而将其内化为一种超功利的个人的生命体悟,其实质都是大学语文的教育对当代大学生的情感与思辨发展的内在要求的一种回应,其过程在于师生在共同学习探索过程中不断以创新和求异思维拓展文本审美以及文化特性的可能性疆域,这种探索以完善学生的独立人格为旨归,并试图以更艺术的方式让学生重归大学语文这片他们遗失已久精神后花园。

  基金项目:本文为海南工商职业学院2011年院级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一般性项目”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目标实现的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意薇(1984—),女,黑龙江海伦人,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基础课部,研究方向:文艺学、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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