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往事征文散文

征文 时间:2018-09-27 我要投稿

  生活本来就是一块“多棱镜”,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有一次,《承德群众报》编辑部搞“强强联合”采访,抽调四名编辑组长,集中到围场县去完成一项紧急报道任务。在100号畜牧场采访时,工商组长老董患了重感冒。这里是围场坝下的一个偏僻山区,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卫生所。情急之下,畜牧场长把他们场里的兽医给请来了。兽医给人看病,用大片大片的兽用药给人治病,成了轰动编辑部的一条趣闻。类似这样的新奇事,我在日常工作中还遇到过好多好多。这里只讲几段,1956-1957年我在兴隆县当常驻记者时,带着见习记者小张下乡采访,碰到的一些新奇事。

  一、与老抗日同吃住

  春暖花开时节,我和小张到抗日老根据地天高地厚村去采访。当时那里还不通车,我们是步行进山的。那里可真是个老山老峪,越走山越高,越走沟越窄,等到村里往天空上一看,天都小了。整个村庄被树木封盖着,阴坡是松柏树,阳坡是各式各样的果树,满山遍野梨花白。

  我们先到邵村长家。邵村长是个远近闻名的老抗日。据说抗日时候,他曾大义灭亲,把当汉奸(伪警察)的舅舅给活埋了。邵村长为人豪爽热心肠,说话办事都是直来直去。我们一见面,他就说:“记者同志,你们大老远来的,就住我家吧!今天的晌午饭和晚上饭,也在我们家吃,明天再派饭。”真够爽快的。中午,邵大嫂给我们做的是小米干饭,大锅熬干白菜粉条,还有一盘炒鸡蛋。晚饭吃的是“糊涂粥”(“糊涂粥”,是把玉米粒破碎,连皮带面掺合在一起,做的玉米粥)。这两顿饭,都是和他们全家人在一个炕桌上吃的。用餐过程中,邵村长和邵大嫂非常热情,不断地给我们往碗里夹菜,问这问那的“谈笑风生”,有一股相见恨晚的亲热劲儿。晚饭后,我们请村里的几位老农会干部和老民兵,在邵村长家开个座谈会,主要是请他们讲述自己当年抗日所经历的斗争故事。

  座谈会散会,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了,邵大嫂给我们安排了住处。邵村长家有四间房,东边的大屋占两间房,搭着通山的火炕,中间一间是过道和厨房,西边的小屋是堆放杂物的储存室(没住人)。邵大嫂把两间大屋火炕中间上方的木柁上,挂上一个白布帘,分割成内外两间。让我和小张睡里间,她和邵村长带着小儿子住外间。说是里外间,其实就是一铺炕上中间挂个布帘。这种“同住”法,我和小张都是头一次经历,开始还真有点不得劲儿。可是,在邵村长家,却是早已习以为常。邵大嫂说,早年抗日跑敌情的时候,没少和八路战士住在一起,不管是露宿,还是住民房,人们都是挤个地方倒头就睡。解放以后安定了,区县干部下乡来,差不多都住在我家。

  第二天早晨,我们刚起床不久,就听对面山坡上一位老乡喊:“八路军同志,喝粥来呀——”这一声喊叫,喊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老区人民就是这样热情:见了我和小张,年轻的叫“同志”,年长的叫“八路军同志”,邵村长管我们叫“记者同志”。我们在天高地厚村采访工作了三天,一直浸沉在热情包围之中,确实有一种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的感觉。

  二、不让点蜡烛写稿

  沙坡峪盛产板栗梨果,是兴隆县有名的富裕村。我和小张来村里采访时,到处感到新鲜。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家家都盖起了新瓦房,青砖灰瓦、白灰吊棚,十分讲究。有些人家还在影壁墙和前坎墙上,画上了花鸟山水;还有的人家把屋檐下的椽子,用红绿色油漆给涂刷了。农业社的社员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农村是很少见的。女社员们下地干活,都穿花衣裳,有些衣服还是她们用新买的缝纫机自己缝制的。社员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

  新农村的新气象,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我和小张起早贪黑地到处搜集材料、拍照新闻图片,紧紧张张地忙乎了三天,准备写一篇带有插图的农村通讯:《花果之乡夜不眠》。

  晚饭后,我们回到住处,拿出带来的蜡烛,准备晚上加班写稿。房东老大娘看到之后,说什么也不让我们点蜡烛,非让使用她家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不可。开始,我们还以为老人家客气,就解释说:我们带来蜡烛,为的是尽可能少给老乡添麻烦。我们买蜡烛的费用,回去能报销。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老大娘才直说了:我不让你们点蜡,不为省钱费油的事,我是怕油烟子熏黑了我们的白顶棚。这时,我们才转过劲来。原来,房东家是新吊的白灰顶棚,雪亮雪亮的,如果给薰黄了,确实过意不去。可我们又不愿意长时间的消费房东家的煤油,就用一个来小时草草把资料归拢好,早早地熄灯就寝了。

  三、缺水的深山区

  我和小张在陡子峪乡的一个小山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缺水的滋味。这里是个严重缺水的深山区,老乡们取水、用水的那个艰苦劲,简直让人想象不到。每天家家户户都是起大早,赶着毛驴去十里以外的一口水井里驮水。每头毛驴只能驮两木桶水,由一个成年人或半大小子轰赶着。据老乡讲,到了枯水期就更难了,人们就得起大早去井口排队掏水。如果等不上,就得再出去几里地,到一条小河沟里去取水。为驮取饮用水,每家至少要占用半个劳动力(即:取一次水,需用小半天工)。这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驮水吃”,村里曾经多次组织打井都没成功。

  水,在这里真是比什么都珍贵。我们到村的第二天早晨,房东老大娘给我们打进来一盆洗脸水,是用早年使用的铜盆装着的,有少半盆清水。我和小张用这盆水洗完脸,房东家的三口人再洗。盆里的清水都变成黑色的了,还舍不得倒掉,说是留着喂猪呢。房东老大娘说:我们家轻易不洗衣裳,偶尔洗一次,洗衣裳水也留着煮猪食。缺水,在这里是天大的困难。说起话来,老乡们都说,我们是天天盼、日日想,梦想哪一天能喝上自己家门口的井水。说这话时候是1957年,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想:那个小山村乡亲们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

  四、抬着柿子爬大梁

  上边讲的那个缺水的小山村,盛产柿子。村干部领我们去柿子林参观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也让我们长了许多见识。那里,有上百棵柿子树,星罗棋布地生长在一个漫坡上,已经红了的大柿子悬挂在掉了绿叶的枝条上,仿佛满山遍野一片红,形成了一幅少见的风景画,我端起相机连续拍照了好几张。等到柿子树跟前,我们才发现:这时的柿子只是外皮变成了橘红色,摸着还硬棒棒的,说是等捂熟了才可以食用。说着说着,村干部像是有了什么新发现,说你们看。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瞧,树尖上有一个火红火红的大柿子。村干部说,这是放羊的搞的鬼,他们把这个柿子在青着的时候就用荆条给扎了个窟窿,等秋后它就先熟了,摘下来就能吃。他说,你们等着,我取家伙去。说着,他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里,取来一个头上带“桠巴杈”的竹杆。上了树,用竹杆顶端的“桠巴杈”卡住那个红柿子的底部,连同树枝一起折了下来。他说,摘柿子得顺着结柿子的那个枝条折断下来,第二年才会顺着这个茬口儿结柿子。不然光摘柿子,这根枝条第二年就不开花结果了。真没想到,摘柿子还有那么大的学问。

  等我们快要回来时,在一棵柿子树上。发现一根非常茂密的枝条,一个小树枝上结了十个大柿子,特别招人喜欢。我想买下,拿回报社去让同志们开开眼。村干部说还买什么,给你们带回去就行了呗!说着他把这个长满柿子的枝条给折了下来。

  原来我们编辑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下乡采访,遇有什么新鲜样的东西,都要带回来一些,或给在家的同志品尝,或供同志们欣赏。有人从兴隆、青龙等梨果产区,带回来过出口板栗和天桥沟的酸梨;有人从隆化带回来过毛榛和平榛;有人从围场坝上带回来过一块二斤多重的大土豆;还有人从丰宁带回来过噎人的小黄烟。

  我们带回去的这枝奇特的大柿子,路途上可耍了累赘。村干部给编个小筐篓,连枝带柿子全装了进去,还给横插上一根细木棍,让小张我们俩抬着走。这里不通车,我俩徒步回去,出门不久就爬大梁。弯弯曲曲的山路,又陡又滑,两个人抬着一个筐篓,拐弯抹角地要怎么不得劲怎么不得劲。我们是转个山弯,就停下来喘口气,休息一会儿。就这样,爬了两个多小时,才爬到梁顶上。当时,我俩都是满头大汗,浑身衣服都湿透了。应了那句话:道远没轻载。

  五、去遵化县城拔牙

  我和小张在半壁山区采访的时候,我的牙疼病又犯了。疼得我脑袋顶着墙,吃什么止痛药也止不住。区卫生院的医生也没好办法,只好就近坐上班车去遵化县城拔牙。几十里地的山路颠抖得我这个不晕车的人也有些发晕了。我用双手托着腮帮子,强忍着到了遵化县医院。我们去的那天是星期日,一联系,说是他们医院星期二是手术日,让我们等两天再来。我实在等不了,就去找院长,恳求他给想想办法。还好,院长答应马上让外科找人消毒手术器械,让我明天(星期一)早晨来拔牙。我和小张找个旅馆住下,牙疼依然不止,一直熬到第二天去医院。人们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可尝够了牙疼的滋味。说来也怪,把那颗病牙拔掉,我立马就来了“精气神”。我已经五、六天没好好吃饭了,我和小张先下饭馆,一个人吃了半斤饺子。然后,又去遵化城里逛了逛远近闻名的狗皮皮货市场,我买了一条早就想买的黑狗皮皮裤。随后,又返回县医院,在妇产科采访了一条社会新闻。这里有一位从乡下来的产妇,一胎生了四个孩子。四个新生儿,并排放在产床上,着实可爱。我给拍了一张生活照。这也算是我们的意外收获,这一趟遵化县城没白来。生活,就是这么捉弄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