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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往事征文散文
生活本来就是一块“多棱镜”，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有一次，《承德群众报》编辑部搞“强强联合”采访，抽调四名编辑组长，集中到围场县去完成一项紧急报道任务。在100号畜牧场采访时，工商组长老董患了重感冒。这里是围场坝下的一个偏僻山区，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卫生所。情急之下，畜牧场长把他们场里的兽医给请来了。兽医给人看病，用大片大片的兽用药给人治病，成了轰动编辑部的一条趣闻。类似这样的新奇事，我在日常工作中还遇到过好多好多。这里只讲几段，1956-1957年我在兴隆县当常驻记者时，带着见习记者小张下乡采访，碰到的一些新奇事。
一、与老抗日同吃住
春暖花开时节，我和小张到抗日老根据地天高地厚村去采访。当时那里还不通车，我们是步行进山的。那里可真是个老山老峪，越走山越高，越走沟越窄，等到村里往天空上一看，天都小了。整个村庄被树木封盖着，阴坡是松柏树，阳坡是各式各样的果树，满山遍野梨花白。
我们先到邵村长家。邵村长是个远近闻名的老抗日。据说抗日时候，他曾大义灭亲，把当汉奸（伪警察）的舅舅给活埋了。邵村长为人豪爽热心肠，说话办事都是直来直去。我们一见面，他就说：“记者同志，你们大老远来的，就住我家吧！今天的晌午饭和晚上饭，也在我们家吃，明天再派饭。”真够爽快的。中午，邵大嫂给我们做的是小米干饭，大锅熬干白菜粉条，还有一盘炒鸡蛋。晚饭吃的是“糊涂粥”（“糊涂粥”，是把玉米粒破碎，连皮带面掺合在一起，做的玉米粥）。这两顿饭，都是和他们全家人在一个炕桌上吃的。用餐过程中，邵村长和邵大嫂非常热情，不断地给我们往碗里夹菜，问这问那的“谈笑风生”，有一股相见恨晚的亲热劲儿。晚饭后，我们请村里的几位老农会干部和老民兵，在邵村长家开个座谈会，主要是请他们讲述自己当年抗日所经历的斗争故事。
座谈会散会，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了，邵大嫂给我们安排了住处。邵村长家有四间房，东边的大屋占两间房，搭着通山的火炕，中间一间是过道和厨房，西边的小屋是堆放杂物的储存室（没住人）。邵大嫂把两间大屋火炕中间上方的木柁上，挂上一个白布帘，分割成内外两间。让我和小张睡里间，她和邵村长带着小儿子住外间。说是里外间，其实就是一铺炕上中间挂个布帘。这种“同住”法，我和小张都是头一次经历，开始还真有点不得劲儿。可是，在邵村长家，却是早已习以为常。邵大嫂说，早年抗日跑敌情的时候，没少和八路战士住在一起，不管是露宿，还是住民房，人们都是挤个地方倒头就睡。解放以后安定了，区县干部下乡来，差不多都住在我家。
第二天早晨，我们刚起床不久，就听对面山坡上一位老乡喊：“八路军同志，喝粥来呀——”这一声喊叫，喊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老区人民就是这样热情：见了我和小张，年轻的叫“同志”，年长的叫“八路军同志”，邵村长管我们叫“记者同志”。我们在天高地厚村采访工作了三天，一直浸沉在热情包围之中，确实有一种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的感觉。
二、不让点蜡烛写稿
沙坡峪盛产板栗梨果，是兴隆县有名的富裕村。我和小张来村里采访时，到处感到新鲜。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家家都盖起了新瓦房，青砖灰瓦、白灰吊棚，十分讲究。有些人家还在影壁墙和前坎墙上，画上了花鸟山水；还有的人家把屋檐下的椽子，用红绿色油漆给涂刷了。农业社的社员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农村是很少见的。女社员们下地干活，都穿花衣裳，有些衣服还是她们用新买的缝纫机自己缝制的。社员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
新农村的新气象，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我和小张起早贪黑地到处搜集材料、拍照新闻图片，紧紧张张地忙乎了三天，准备写一篇带有插图的农村通讯：《花果之乡夜不眠》。
晚饭后，我们回到住处，拿出带来的蜡烛，准备晚上加班写稿。房东老大娘看到之后，说什么也不让我们点蜡烛，非让使用她家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不可。开始，我们还以为老人家客气，就解释说：我们带来蜡烛，为的是尽可能少给老乡添麻烦。我们买蜡烛的费用，回去能报销。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老大娘才直说了：我不让你们点蜡，不为省钱费油的事，我是怕油烟子熏黑了我们的白顶棚。这时，我们才转过劲来。原来，房东家是新吊的白灰顶棚，雪亮雪亮的，如果给薰黄了，确实过意不去。可我们又不愿意长时间的消费房东家的煤油，就用一个来小时草草把资料归拢好，早早地熄灯就寝了。
三、缺水的深山区
我和小张在陡子峪乡的一个小山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缺水的滋味。这里是个严重缺水的深山区，老乡们取水、用水的那个艰苦劲，简直让人想象不到。每天家家户户都是起大早，赶着毛驴去十里以外的一口水井里驮水。每头毛驴只能驮两木桶水，由一个成年人或半大小子轰赶着。据老乡讲，到了枯水期就更难了，人们就得起大早去井口排队掏水。如果等不上，就得再出去几里地，到一条小河沟里去取水。为驮取饮用水，每家至少要占用半个劳动力（即：取一次水，需用小半天工）。这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驮水吃”，村里曾经多次组织打井都没成功。
水，在这里真是比什么都珍贵。我们到村的第二天早晨，房东老大娘给我们打进来一盆洗脸水，是用早年使用的铜盆装着的，有少半盆清水。我和小张用这盆水洗完脸，房东家的三口人再洗。盆里的清水都变成黑色的了，还舍不得倒掉，说是留着喂猪呢。房东老大娘说：我们家轻易不洗衣裳，偶尔洗一次，洗衣裳水也留着煮猪食。缺水，在这里是天大的困难。说起话来，老乡们都说，我们是天天盼、日日想，梦想哪一天能喝上自己家门口的井水。说这话时候是1957年，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想：那个小山村乡亲们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
四、抬着柿子爬大梁
上边讲的那个缺水的小山村，盛产柿子。村干部领我们去柿子林参观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也让我们长了许多见识。那里，有上百棵柿子树，星罗棋布地生长在一个漫坡上，已经红了的大柿子悬挂在掉了绿叶的枝条上，仿佛满山遍野一片红，形成了一幅少见的风景画，我端起相机连续拍照了好几张。等到柿子树跟前，我们才发现：这时的柿子只是外皮变成了橘红色，摸着还硬棒棒的，说是等捂熟了才可以食用。说着说着，村干部像是有了什么新发现，说你们看。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瞧，树尖上有一个火红火红的大柿子。村干部说，这是放羊的搞的鬼，他们把这个柿子在青着的时候就用荆条给扎了个窟窿，等秋后它就先熟了，摘下来就能吃。他说，你们等着，我取家伙去。说着，他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里，取来一个头上带“桠巴杈”的竹杆。上了树，用竹杆顶端的“桠巴杈”卡住那个红柿子的底部，连同树枝一起折了下来。他说，摘柿子得顺着结柿子的那个枝条折断下来，第二年才会顺着这个茬口儿结柿子。不然光摘柿子，这根枝条第二年就不开花结果了。真没想到，摘柿子还有那么大的学问。
等我们快要回来时，在一棵柿子树上。发现一根非常茂密的枝条，一个小树枝上结了十个大柿子，特别招人喜欢。我想买下，拿回报社去让同志们开开眼。村干部说还买什么，给你们带回去就行了呗！说着他把这个长满柿子的枝条给折了下来。
原来我们编辑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下乡采访，遇有什么新鲜样的东西，都要带回来一些，或给在家的同志品尝，或供同志们欣赏。有人从兴隆、青龙等梨果产区，带回来过出口板栗和天桥沟的酸梨；有人从隆化带回来过毛榛和平榛；有人从围场坝上带回来过一块二斤多重的大土豆；还有人从丰宁带回来过噎人的小黄烟。
我们带回去的这枝奇特的大柿子，路途上可耍了累赘。村干部给编个小筐篓，连枝带柿子全装了进去，还给横插上一根细木棍，让小张我们俩抬着走。这里不通车，我俩徒步回去，出门不久就爬大梁。弯弯曲曲的山路，又陡又滑，两个人抬着一个筐篓，拐弯抹角地要怎么不得劲怎么不得劲。我们是转个山弯，就停下来喘口气，休息一会儿。就这样，爬了两个多小时，才爬到梁顶上。当时，我俩都是满头大汗，浑身衣服都湿透了。应了那句话：道远没轻载。
五、去遵化县城拔牙
我和小张在半壁山区采访的时候，我的牙疼病又犯了。疼得我脑袋顶着墙，吃什么止痛药也止不住。区卫生院的医生也没好办法，只好就近坐上班车去遵化县城拔牙。几十里地的山路颠抖得我这个不晕车的人也有些发晕了。我用双手托着腮帮子，强忍着到了遵化县医院。我们去的那天是星期日，一联系，说是他们医院星期二是手术日，让我们等两天再来。我实在等不了，就去找院长，恳求他给想想办法。还好，院长答应马上让外科找人消毒手术器械，让我明天（星期一）早晨来拔牙。我和小张找个旅馆住下，牙疼依然不止，一直熬到第二天去医院。人们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可尝够了牙疼的滋味。说来也怪，把那颗病牙拔掉，我立马就来了“精气神”。我已经五、六天没好好吃饭了，我和小张先下饭馆，一个人吃了半斤饺子。然后，又去遵化城里逛了逛远近闻名的狗皮皮货市场，我买了一条早就想买的黑狗皮皮裤。随后，又返回县医院，在妇产科采访了一条社会新闻。这里有一位从乡下来的产妇，一胎生了四个孩子。四个新生儿，并排放在产床上，着实可爱。我给拍了一张生活照。这也算是我们的意外收获，这一趟遵化县城没白来。生活，就是这么捉弄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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