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宋学者袁燮的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

哲学毕业论文 时间:2018-04-07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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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袁燮“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性情皆善”的人性论、“本心即道,循而行之”的认识论,延展了陆氏心学;而他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则进一步丰富了心学,将心学向政治伦理化的方向作了极大的发展,其“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以德、仁治天下”的君道观和“磨砺进取求统一”的军政观,无不进发着浓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强烈的民族精神。

  [论文关键词]袁燮;心学;政治伦理化;民本观

  袁燮(1144—1224),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人称絮斋先生,南宋时期浙东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为“明州淳熙四先生”(又称“甬上四先生”)之一,是陆九渊心学在东南的主要传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将心学向政治伦理化的方向作了极大的发展。他摒弃空谈,把治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他倡导做学问要经世致用,虽传承陆氏心学,但兼采诸家之长,不以门户之见而自闭耳目;他体察民生疾苦,关心社会实际,以兴邦济国为己任;他耿直清介,嫉恶如仇,终身以名节自期。

  一、袁燮的哲学思想

  1.“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

  “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是袁燮哲学思想的基调和核心。他传承陆氏心学,以“心”将天地万物统一起来,以寻求至高境界的“天人合一”。袁燮以“心”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提出“心”与天地同本、与圣贤同类的思想,目的在于论证现实社会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赋予“心”以价值色彩,将人间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准则都视为“心”的体现。他说:“吾之本心,即古圣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万世之心圣人即我,我即圣人。”天、地、人和世间万物是相通的,统一的根据是“心”,“心”是超然存在的,没有天、地、人和万物的区别,“此心无天人之殊,天得此而为天,地得此而为地,人得此而为人”。“心”是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此外,袁燮还认为“心即理”,“此心此理,贯通融会,美在其中,不劳外索’’。

  “心”在袁燮这里归根结蒂是指道德伦理的本源。他提出了“吾心即道”的观点,“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道不远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谓不差矣”。这样,袁燮就通过赋予“心”以普遍存在、涵盖万物、超越万物的特性,确立了“心”至高上的本体地位。

  2.“性情皆善”的人性论

  在人性论上,袁燮继承并融合了孟子的性善论、张载的气质之性论及陆九渊人性受之于天的思想,提出“性情皆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孟子最早提出了性善论,然而对于现实世界中恶的萌生及存在根源却未能给出清晰的说明。北宋时期,理学家张载“气质之性”的提出,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及人性本善,同时又指明了恶的来源。陆九渊则认为人性乃天理之表现,人性受之于天。袁燮的人性理论,在基本沿袭孟子性善论的同时又吸收了张载和陆九渊的观点。他肯定人性是善的,“性情皆善”。他以孔子所讲的“诗无邪”为依据,认为在上古先王时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发而为诗,莫非性情之正”,“夫寂然不动之谓性,有感而发之为情,性无不善,则情亦无不善,厥名虽殊,其本则一”。_4_(哪舛’既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则情亦“可以为善矣”。《礼运》系“孔子之遗言”,认为喜怒哀乐爱恶欲,“是七情者,弗学而能,人之良能也,岂有不善者哉”。所以,诗人“咏吟情性”,“发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发无差,岂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异观耶”。人性本善,由此“发之为情”,也就是“人之良能”,当然也是“善”的。袁燮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把孟子的性善论贯彻到底。

  正由于“性情皆善”,袁燮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主张“顺乎人情”。如对于男女之情,他说:“男女相悦,亦人之情也。”‘胛’对于辛劳与安定,他亦有自己的见地:“好逸恶劳,人之常情也!”“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惮也。”‘当政者“为政”,更要“顺乎人情”,“合乎人心”。他说:“诗日: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夫人情之相安,则有和顺而无乖戾,有欢乐而无怨仇,岂不甚可贵哉。”又说:“《易》之《咸》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则风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

  袁燮只肯定发之“本善之性”的人欲是合理的。但是人生活在群体环境之中,毕竟还会受到习俗和物欲的影响,使人的“本善之性”受到私利、私欲的熏染,使得人欲超出了义理的范围。“有己之心胜,则待物之意薄”,“朝思夕虑,求足其欲”,“何其不仁哉”“小人之心”,“朝思夕念,不过于爵位之崇,禄廪之厚,以足夫一己之欲”。对此,他认为,“由天理而行,则是心常明;为人欲所蔽,则是心必昏”‘胛’。这种背离“天理”的人欲当然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必须给予否定。

  3.“本心即道,循而行之”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与其他心学家一样,袁燮同样讲求以内省的方式提升道德修养。相对于陆九渊,袁燮讲求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趋于平实、具体,有调和朱、陆的倾向。与道学家所讲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万物以求天理”的方法不同,陆九渊讲求的是“易简功夫终久大”的修养方法,强调整体的彻悟,强调“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朱熹理学的出发点是格物致知、循序渐进,陆九渊心学的出发点是发明本心、洞悟整体。袁燮讲求的修养方法在承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基础上,也认同朱熹循序渐进、持敬渐修的原则和修养提升方法,认同他所讲的学者应该具有勤奋精神和虔敬态度。此外,袁燮同样很重视读书,认为博览群书是为学的一件大事,“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有一个勤,才不勤便有间断,才间断便有过失九仞之山欠了一篑,便不成这山,十分功夫欠了一分,岂能至于圣”这些论述已经渗透了朱学的一些意味。

  二、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

  袁燮曾长期在基层为官,对民生疾苦和军国大事都有深刻的见地,作为心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渗透到其政治实践中,其心学指导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值得学界探究。

  1.“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

  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最突出的便是他的民本思想。袁燮强调统治者为政必须先“顺民心”、“得民心”,这也是他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絮斋毛诗经筵讲义》序说:“上以树君德,下以励臣节,穷源推本,尤在于顺人心。”关于“得民心”,袁燮说:“人之为政,悦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难。”“人纯乎天,发而为政,皆与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

  “以民为本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为政者对待民的态度上,讲的是为政者要仁爱民众,理顺民心,赢得民心,实际上就是讲如何勤政爱民的问题。勤政爱民构成了民本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操作过程中,勤政爱民最核心、最重要的伦理导向就是统治者常怀爱民之心,以民生为念。这在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袁燮非常强调统治者“仁”的精神。他指出,统治者要顺应天心,人君爱民是顺应天道的表现,“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无不爱可也”。在袁燮的奏疏和文集中常常流露出对广大下层民众奔波劳顿、生计艰难的生存现状的深深体恤和忧虑。平和之年,袁燮提醒君主不要为京城周围物阜民丰的繁盛景象所迷惑,要想到远方还有无数的困顿民众需要救助,“都城之内,财货疏通,米价至平,闾阎熙熙,远过曩El,民生似已安矣。而远方之民,凋敝乎财赋之烦,愁苦乎刑戮之惨,虽当丰岁,犹不聊生,则难以谓之举安”。

  饥荒之年,面对饥民的悲惨境况,他上书皇帝,指出赈济灾民为当前急务,是安定民心、施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同时袁燮更深刻地体察到,赈济灾民也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发生的重要措施,他以东晋末年流民李特李雄的动乱为例,“昔者东晋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过流民,寝盛空能据蜀,监观往事,可为寒心”指出赈济灾民、关心下层民众的疾苦至关重要。他对流民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问题深怀担忧,并对救灾物资的来源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规劝人君:“我朝内帑之储,本为凶荒之备,耗于侈用,诚为可惜,所宜特发睿断,申敕攸司,止绝他费,专以救荒为急,推广天心,大施仁政,则垂绝之命续,而作乱之萌折矣。”

  在提及酷吏对民众的压迫时,袁燮规劝统治者要注意改善吏治:“吏贵乎廉,而贪浊者众;吏贵乎良,而残酷者繁,或催累年积欠,鞭篓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罗织无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尽知乎?”他在多篇奏疏中都提醒君主注意民生境况,大行仁政,可谓用心良苦。这些言论也构成了袁燮“顺民心”、“得民心”的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2.“以德、仁治天下”的君道观

  “德”和“仁”是袁燮君道观的核心。

  与历代儒者相似,为了规劝君主,袁燮在君主之上引入了“天”的概念,以“天”之精神为坐标,规正人君的行为。只是在袁燮的概念里,“天”是和“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上合“天心”也就是要下合“民意”。他说:“臣闻人君之德,莫大于敬天,尤莫大于法天。盖法天者敬天之实。宅天位之尊,精神运用,形见于天下者,无往而非天,是之谓敬天之实。徒日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犹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为。”君主最重要的品德就是顺应天意,仅仅心领神会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理念付诸具体的政治实践。“天”作为最高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在这里具有了绝对的价值评判意义。袁燮以“天”之精神作为政治伦理的最高坐标,在用人、纳谏、吏治和裕财等各个方面对君主谆谆善诱。

  在德治方面,袁燮非常强调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君主“宅天位之尊”,必须注意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他这样讲道:“明主精神在躬,运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也。岂非帝王之盛烈欤?”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君主在精神方面对民众的巨大感召作用。

  袁燮非常看重人君广开言路、纳谏兼听的精神,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君主认识是非得失、了解臣下、区分贤佞、正确用人的重要途径。嘉定六年(1213年)后,袁燮开始在朝中为官,期间他屡次上疏宁宗,规劝君主纳谏兼听,了解世情:“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实,要在勤于好问。”“勤于好问,实帝王之盛德_(袁燮认为君主只有勤政好问,才能真正了解当前的时事形势、民生疾苦和吏治状况,也才能在了解实情的基础上采取有力的施政措施。正如其所言:“陛下诚能自今以往,有疑必问,咨访宰执,日益加详。至于从臣之献纳,一谏之奏陈,百官之疏对,监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访,究其所蕴,必将披沥肝胆,效其忠诚,而事无巨细,岂有所不知哉?”

  3.“磨砺进取求统一”的军政观

  袁燮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始终进发着积极进取的奋发精神,他曾这样勉励君主:“臣愿陛下毋以宽裕温柔自安,而必以发强刚毅相济,朝夕警策,不敢荒宁,以磨厉其精神;监观往古,延访英髦,以发挥其精神。日进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则流行发现,无非精神矣”这种奋发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他期盼国家南北统一的政治观中。“独以振兴恢复之心望其君”是袁燮政治观的突出特点。袁燮曾这样感叹:“呜呼!处今之世,何可一时一刻,不以边事为念乎?”面对国家残破、金兵压境的危难局面,袁燮对国家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在奏疏中这样提醒宁宗:“陛下视今日之势,安耶危耶?强耶弱耶?如其安且强也,虽方盛之强邻,犹乡风而慕义。今者蕞尔残金,犹敢肆其恣凌,则中国之不安不强,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欹而不扶,将若之何?此臣所为夙夜懔懔,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他认为南宋君臣应该自强不息,以恢复国家统一为第一要务。他强调君主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有自强不息的“刚健”之心,呼吁南宋君臣“法天行健,磨砺精神,破庸人之论,以强中国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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