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的几点比较
中国哲学往往被称作是神秘的或神秘主义的。其中隐藏着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尺度 ,即唯有西方哲学才是“好的”、“正常的”，这显然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神话。下面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篇关于中西方哲学的对比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哦!
摘 要：中西哲学有着各自的独特之处，其关注的方面，思维的方式，以及对世界认知的角度都体现着自身的特点。尽管两者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同之处，但同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相似性，下面通过几个方面的比较来浅述一下中西哲学的异同点，以便更好的了解两种哲学。
关键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比较
一、经济地理背景对两种哲学的影响
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希腊半岛土壤贫瘠，地形以山地为主，人口大量繁衍后只能走向大海。航海业的发展与贸易的繁荣间接推动了文化的交流。来自埃及、巴比伦的先进文化不断的影响希腊人民，东西方的思想在这里融汇碰撞，孕育出希腊本土思想萌芽。先天的经济地理环境使得希腊人更早的成为“仰望星空”的人，深思自己与外界的关系。
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则相反，中国是大陆国家，平原广阔，四季分明，农业相当发达。人民甚至觉得自己居于“四海之内”，自然也就不会更多得去深思土地之外得事情。人民关注的是土地，政府政策也以土地为主。重农轻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政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更多的关注土地，关注人本，以至我们的思想总是“俯瞰大地”。相对于西方哲学思索的自然的物质与宇宙，中国哲学则将重点放在人文的伦理和道德上。
二、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不同
中西自然与经济的不同间接影响了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对自然的冒险精神，探索精神也成为其思维方式的特点。多变的自然使人们在行为上更注重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以及对知识的本质的把握，民主政治和贸易的繁荣，使其在思维上也更加趋向逻辑的缜密和思辨的实用性。整体来看，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天人相分”的，人对自然以及事物的把握是主客体的分离，强调人是万物的主宰和对事物的掌控能力。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1]，哲学家康德则主张“人为自然立法”[2]，人的作用被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人在万物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在探究世界时常理性思辨为主，注重事物的.分离研究，进而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经验等对立思想突出。人与自然相分，人掌控自然，这种“距离感”也推动科学思维的形成。
相对于西方哲学的“天人相分”，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天人合一”，主客体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融洽与和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宋朝理学家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4]。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先人们也同样探究自然，寻找自然运转的规律，但却没有更深一步的追求其所以然，而是用其来指导生活。农业的生产需要我们掌握自然的法则，但不是去征服而是去与自然融合。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这样产生并逐渐发展，主客体的统一使其在认识论上是积极的，用天道来指导人道，人遵循自然的法则，人的法则也与自然相通。
三、模糊性与精确性
中西哲学的思维特点在深思事物的开端便有明显差别，人对事物的认识态度，人与事物的统一与否直接影响了人们思维事物的方式。
西方哲学注重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探究而看轻外在现象，看待事物时用严密的逻辑深思其理由以及内在关系而不在意感性的理解和对其外在的延伸，追求认知的“精确性”。柏拉图开始用“两分法”对事物分类以下定义，亚里士多德著有6篇论文的《工具篇》逻辑学著作，可见西方哲学对概念、推理、分析格外注重。分析与推理可以将事物逐渐细化、精简，以找到最精确的答案。分类与归纳可以弄清事物间的区别与联系，得出事物最根本的特征。因此我们看到整个西方式思维的过程，首先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和界说，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然后在分析、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虽然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使认识具有可靠性，明晰性，便于人们理解，但是却同时限制了主观思想的发挥，将思想局限在条条框框中。
中国哲学的思维特点则以“模糊性”为主。我们的古文经典以及现实中的思维都无不体现着这种特点。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仁”，但是却从没有对“仁”下任何定义，而是根据具体境况做不同的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是“仁”。甚至对于宇宙本原的归纳，我们称之为的“道”。对于事物的归纳，我们称之为的“名”，也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5]，佛教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6]则更直观的体现这种思维特点。概念不一定能表述事物的所有特点，言语也不一定能道尽所有的意境。中国的思维注重对一事物的主观性看法，允许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认知，这便利于发散性思维的发展。
四、整体思辨与二元对立
前面已经提到中西“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不同，整体统一的思想和单一对立的思想是这种思维的进一步体现。
人要与自然积极的融合必定要从多个方面深思理由，进而又将各个方面统一起来，形成整体，统筹考虑。从《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的顺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天地人的统一。《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8]人的情感的抒发要恰到好处才能不对我们的整个身体和思想产生不良影响。《道德经》中也提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9]，对于人的荣辱得失更要看淡，辩证的看待，才能不妄为。中国人想理由经常从整体出发，辩证的看待，中庸的处之，在意寻找一个把事情做得很好得平衡点，使得自己与别人都满意。反观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思想是主要特点。“我思故我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说明，强调突出个人思想，人的思想是自然的尺度，人与自然对立。希腊神话中既可以看到人对神的崇拜，神又是不完美的，一样具有人的缺点，既崇拜又蔑视，欲望与理性的对立。中世纪的宗教学说是各种学科的权威，然而却有很多科学家不断打破宗教的禁锢，推动科学的发展，经验与实践的对立。这些对立的范畴体现西方认识事物的策略，由内而外，由表及里，承认事物的差异，个人的思想，进而发展为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民主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