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曾这样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本文主要通过对古希腊城邦开始，然后对其产生的两位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理论来介绍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
一、城邦――政治哲学的摇篮
城邦，一个城市连接周围的一小片乡村区域而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城邦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它孕育了与众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
希腊城邦的外部特征是狭小和独立，无论是在版图还是人口，即使与现代最小的民族国家相比，它也算是小国寡民。
而希腊城邦的内部特征是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脱胎而出，最初实行的是贵族奴隶制，从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08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动后，最终确立了奴隶民主共和国。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此间，奴隶制经济高度繁荣，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极盛。雅典在此期间自由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希腊世界诸多的知识分子，民主和科学的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学、艺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繁荣与辉煌的成就均达到了与其人口和规模极不相称的高峰。当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希腊霸主的地位时，希腊城邦制度也从此走向衰落，但它却留给思想家们的是重建理想城邦的美妙幻想与对此的苦苦追求，因而，伴随着城邦的衰落，一个政治哲学的高峰迅速到来。
(一)柏拉图关于城邦国家。在描述城邦国家形成过程时，柏拉图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正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因为无人能够自给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就产上了城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是合作的产物”。只要城邦具有统治性，且人应是城邦人，柏拉图就不得不放弃无统治的无政府注意观念，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兴趣不是无政府，而是政治的。
我们从柏拉图理论上的从政治与道德关系中理解城邦国家的特征时，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理想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争议，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最后，我们再来对柏拉图关于政体的划分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五种政体形式：“贵族政体、财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理论，我们更多地应当看到它的现实性。在他的《政治学》中，他认为城邦的性质和作用完全是为了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而人是不能离开城邦孤立生活的。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国家和国家下定义时，是以古代城邦的理想参数为依据的，他所说的国家，只是古希腊文化教育的结晶和希腊人结合的最高形式;国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所以，在他的观点上也很符合他的逻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在国家(一种政治的结合)中，人的这一政治本性则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其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在国家里，能够实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结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国家中，个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整体有机体的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古希腊政治生活――政治与哲学的结合
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
根据传统观点，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后者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那种政治哲学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一)柏拉图――城邦主义政治哲学。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两个极其坚定的信念是与政治哲学分不开的。
第一，城邦国家至上。关于这点在第一段中已有说明，就不过多的叙述。
第二，以道释政，道德治国。“柏拉图是在人类学与伦理学论证的结合中探寻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政治与道德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个人与国家一体，家庭与国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导致了思想家们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他们往往从道德的视角来思考政治问题，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则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之上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如何实现“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体系。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化，国家的目的在于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
(二)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们常常将现代政治科学的源头追至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理想国”的构建，还是对“政治家”的规范，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始终占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至善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不仅应该探讨理想的政府形式，也应该研究治理和改进现实中任何种类国家的方略。并且，亚里士多德从学科分类上将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而自立于学科门庭之外。所以，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愧为西方政治科学的创始之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权力是国家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的标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理想国家的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合理性的问题;研究政体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运行方式的问题”，“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探讨政治艺术，属于统治术，即权术。由此看来，包括当代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对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确定虽各有侧重，但基本未出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贡献――原始契约和自然理性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各个城邦已是风雨摇摆了。亚历山大继位时，希腊各城已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马其顿统治下的一个行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希腊人作为对现实消极的逃避，政治思想家们无可奈何地对个人思考替代了对城邦国家的思考，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希腊的学术研究已经由政治学转向了伦理学，下面笔者将粗浅的对伊壁鸠鲁和斯多葛两学派进行简单介绍。
(一)伊壁鸠鲁――“原始契约”。对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在对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个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和幸福观旨在告诉人们，要从毫无益处的社会公共生活中隐退下来，专注于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一样探讨人生的目的，认为人生目的是“义务”和“美德”。所谓美德就是尽量减少个人的欲望，求的内心的平静，而实现这一美德的方法就是顺应自然而生活。
从“顺应自然”的观点出发，斯多葛学派认为国家也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正因为国家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它不应该是局部、有限的，而应该是普及于全世界的制度。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已经不是城邦的动物，而是天生就应该过一种世界国家的生活。
参考资料：
[1]宝成关.《政治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版.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7]欧阳英.《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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