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论文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论文【1】
〔摘要〕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鲜明动态的演变历程，始终贯穿着清晰的批判逻辑。
马克思博士论文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批判，是实践哲学之初显;《莱茵报》与《德法年鉴》时期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转向;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最终实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以批判逻辑为视角审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历程，不仅在理论上能够立体地展现实践哲学的动态成型之路，而且在实践上启示我们秉承与坚持马克思彻底的批判精神，实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关键词〕 马克思实践哲学，理论批判，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鲜明动态的演变历程，始终贯穿着清晰的批判逻辑，即从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脱离尘世现实的哲学批判，到对黑格尔法哲学与犹太人问题的现实政治的批判，直至对经济事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方面，它清晰表征着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从抽象到具体、由思辨走向现实、从形式深入本质的转变过程，立体地呈现出马克思实践哲学之动态演进历程，有利于从整体上理解与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发展;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也启示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秉承马克思哲学固有的批判精神，在批判中实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一、纯粹的理论批判：马克思实践哲学之初显
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看，马克思创立实践哲学的最初动机萌生在其博士论文对当时德国盛行的思辨哲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独特思考之中，具有明显的批判意蕴。
早在写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就提出了对实践的最初理解。
在《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实践的概念，认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 〔1 〕 (P75 )这一时期，马克思将实践看作纯粹的理论批判活动，视为批判的武器，而非武器的批判，是一种理论实践。
理论实践是马克思批判当时德国盛行的黑格尔绝对精神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相割裂的直接结论，是其在行驶批判哲学功能的过程中，对实践提出的初步看法。
马克思对哲学的兴趣建立在其对人的现实生活及命运的自觉关注基础之上。
正是为摆脱现存的异化关系追寻人的自由发展之道，大学时期的马克思才毅然决定从法律转身走向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与现实有着天然密切的关联，他们相互作用，哲学本身就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
然而，面对不合理的生活世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起到冲锋陷阵的作用，没有让马克思从中看到哲学关照现实的任何迹象与希望。
黑格尔哲学以无所不能的绝对精神统摄一切，将普鲁士王朝看成绝对精神发展的顶峰，为残酷的现实制度涂脂抹粉。
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与古希腊伊壁鸠鲁自由只在于摆脱尘世现实并保持内心绝对宁静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们将自身禁锢于自我意识之内，并超越、凌驾于现实之上，抽掉了个体自我意识与当时德国现实之间的任何联系，只是简单地由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撤回至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依然被抛之于德国现实之真实图景外。
在支离破碎的世界面前，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都未能从“阿门塞斯王国” 〔2 〕 (P135 )中走出来，投身于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 〔2 〕 (P135 )。
而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并非幽静孤寂、孤芳自赏，而是以“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 〔1 〕 (P220 )深入粗糙的尘世，并与之互为关联、相互作用。
面对陷入危机的现实世界，哲学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 〔1 〕 (P75 )这“火”定将烧毁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净化非理性的现实世界和重建合乎必然的自由王国，使世界成为哲学的直接实现。
此时，对哲学的看法寄予了马克思企图把哲学变成改变世界力量的渴望，即一种能够变成实践力量的理论精神，一种理性的批判力量。
同时，在马克思看来，“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
哲学本身也将在批判现实、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彻底抛弃与世俗世界不相融合的思辨形态，与外在世界相影相随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而不再与之相对立，达到哲学的世界化。
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是马克思对哲学应转变成实践力量并与现实世界发生关联的功能思考，是其“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一种思辨表述”。
通过对黑格尔绝对精神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割裂现实世界的哲学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观点。
必须承认，此时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是抽象思辨的，尚未涉及客观现实的物质力量，强调的只是哲学是批判的武器而非武器的批判。
但必须承认，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重视哲学与世俗世界的关联，明确了哲学应当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并将现实世界从非哲学的状态中救赎出来，达至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
马克思在开展思辨哲学与现实关系批判的进程中显露出的理论实践，实质上为哲学的出路――通向现实――指明了根本方向即实践。
尽管此时马克思所理解的只是理论意义上的批判实践，但实践根本方向的确立，奠定了德国哲学尔后新哲学重建与发展的总体趋向，也指引着马克思日后开展哲学探讨再也不是进行思辨和晦涩的纯学理探讨，而是一步步地关注社会，走向历史的深处。
二、现实政治批判：马克思唯物主义立场之转向
柏林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抱着使“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的信念投入《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的工作之中。
这一时期，马克思切身接触了以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大量政治问题，对现实政治制度与理念产生了诸多怀疑与困惑，开始由对哲学“关照”尘世的批判直接转向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在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过程中，原有哲学中单纯理论批判的不足与局限暴露无遗，实践的物质属性逐渐凸显，马克思注重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革命实践”的转向越来越明显。
此时马克思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集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
在现实国家和法的关系的直接碰撞中，马克思察觉到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与德国不自由的现实政治之间的深刻矛盾，他怀疑黑格尔理性国家理念的现实性与合法性。
尤其是《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粗暴地查封后，马克思更加对黑格尔的国家观产生质疑，并开始着手系统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
其中，厘清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钻研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学说时首先需要解决的困惑，也是展开对现实政治批判的首要方面。
在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国家根本不像黑格尔所描述的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与“内在目的”，相反，“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 〔4 〕 (P10 )市民社会和家庭在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先于国家产生，是“国家之光”燃起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4 〕 (P12 )而黑格尔的思辨将一切“本末倒置”，把绝对理念看成“无限的现实精神”，将来自市民社会普遍经验的市民精神视为“假象”或“现象”。
马克思毫不客气将此归结为“逻辑的”、“泛神论”的唯心主义错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马克思戳穿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错误，已意识到不是精神活动决定物质活动，而是恰恰相反。
因此，要改变现实国家存在的反理性不自由的.政治问题，不能沉迷于黑格尔“泛神论”式的抽象辩解，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理论批判，而应该深入市民社会，借助“武器的批判”的力量。
显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演进历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梯。
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主张立足市民社会，而不是精神领域来解决现实的国家政治问题，认识到单纯理论批判的不足与局限，已经开始由哲学的理论批判立场转向现实生活的唯物主义立场来思考实践的问题。
1842年普鲁士政府颁布的一项犹太人的法令引发了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广泛且热烈的讨论，马克思也对这一讨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就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着重分析探讨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及其关系，构成了马克思对现实政治批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马克思明确指出，政治解放确实是一大进步，但它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它虽然摧毁了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灭了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其所造就的并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在市民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同时异化的人。
异化的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即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在尘世生活中，人是没有真实性的现象;而在“天国的生活”中，人是想象中主权的虚拟分子，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
〔5 〕因此，马克思发出告诫，不要对政治解放产生错觉，将其置于至高地位，其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向“德国制度开火”，推翻市民社会，彻底废除私有制之后，政治解放才能转变为人类解放。
而要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前提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 〔7 〕 (P16 )，即无产阶级。
在现实政治批判中对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关系的正确阐发，表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与领悟更加深入和深刻，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不再将实践当作纯粹理性的批判以及简单抽象的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而是将其视为改造世界的外部物质力量及革命实践活动。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1 〕 (P11 )的名句;与此同时，马克思初步奠定了实践哲学的主题――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并指出这一解放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从而赋予了无产阶级以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领导地位，找到了扛起人类最终解放实践活动重任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在《莱茵报》与《德法年鉴》期间对现实的批判，是他最终同黑格尔哲学分道扬镳的契机，是其柏林大学毕业后切身关注现实问题的必然转变，是对思辨的哲学批判的逻辑后承。
这一“逻辑后承”在实践哲学上也有鲜明的显现：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物质力量开始扬帆起航，实践的主题――人类解放被奠定，无产阶级主体地位逐步彰显。
摆脱唯心主义禁锢转向唯物主义立场，区分物质实践与理论批判，强调物质实践活动和无产阶级力量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这一时期革命实践区别于理论实践的重要内容及显著特征。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形成
通过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马克思意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6 〕 (P591 )因此，1844年《德法年鉴》停刊迁居法国巴黎后，马克思开始由针对“副本”的政治现实的批判转变为针对“原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理论探索从政治领域向经济学领域的推进，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形成历程中的决定性环节。
在这一关键节点上，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由抽象转为具体，从形式深入本质，形成了“物质生产实践”的观点，构建了实践哲学的核心内容，实现了实践哲学演进过程中的革命性变革。
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初步成果，就是明确将自由自觉的活动规定为实践的基本内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吸取了西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赞同劳动是创造财富与价值的日常生产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个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作了全新的哲学阐释：“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 〔1 〕 (P162 )这种来自于经济学同时又升华为哲学的劳动概念，完全不同于黑格尔所唯一知道并承认的抽象精神的劳动，而是人们现实的、自由自觉的物质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力量的确证。
经济学的初步批判逻辑，指引马克思在生命活动的意义上把劳动概念从黑格尔的精神活动中解放出来，将劳动和实践等同起来，从感性的物质劳动的意义上将自由自觉的活动规定为实践的基本内容，抓住了实践最本质的东西，使实践变为具有真实生活内容的实证概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切入点就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批判与阐发国民经济学未能说明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扬弃的根本途径。
通过对资本主义客观经济事实以及工人劳动状况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果断地揭露了私有财产的本质：私有财产概念“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来的” 〔1 〕 (P166 )。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实质是人的本质在历史性实践活动中的丧失与覆没。
因此，对异化劳动以及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必定是在其覆没之地――人的实践活动中重新真正全面占有人的本质，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1 〕 (P185 )即实现共产主义。
对私有财产本质揭发的过程，也是马克思紧紧抓住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并对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异化形式与历史作用进行深入挖掘之过程，它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开始将生产实践劳动作为解剖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切入口，开始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奥秘。
而且，通过对扬弃私有财产根本途径的强调，马克思再一次呼应和高举实现了共产主义、通向人类解放的实践主题。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实践的阐释构成了全书的中心线索与核心思想：将实践视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标志;基于实践，正确回答了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科学地解释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得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结论;准确回答了人与环境、人与教育的关系问题;驳斥了费尔巴哈抽象的宗教观与人性论，革命性地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宣告了新哲学的使命在于改造世界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宝贵不仅在于科学阐明的诸多实践新观点，也在于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重大意义。
事实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伟大发现，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特殊的决定意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研究，初步阐释了私有制实质这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神圣家族》经济学批判形成的人同人的社会关系，是对市民社会生活本质的正确认识，向唯物史观的形成迈进了一大步;而对大量经济学著作与“最顽强经济事实”有着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等科学认识，第一次系统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成为标志着唯物史观形成的巨著。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剖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对《神圣家族》中物质生产的第一次提出和生产关系的粗糙表达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详细阐发，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第一次经典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至此，实践哲学进一步贯彻于历史观中，实现了物质生产实践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与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和首要前提，物质生产实践在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马克思还进一步对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揭示，形成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
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1 〕 (P532 )自然关系是人们对自然界改造的自然过程，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发生的物质关系以及形成的社会组织，表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即生产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各种现象及其发展。
至此，马克思将物质生产实践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基于此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及发展进行科学解释与说明的“物质生产实践”已形成，实践哲学的核心内容已建构，最终完成了实践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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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由主义批判的哲学逻辑【2】
摘 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权利的批判是全面而且深刻的，自由主义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不单单是以洛克和密尔为代表的政治现象，而应是19世纪整个资本社会的精神理想，从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哲学批判开始，经自由主义道德与自然权利理论的批判，最后到对政治自由主义批判的结束，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认识有一清晰的逻辑体系。
关键词 自由意识 自然权利 政治自由
一、对自由主义认识论的批判
意识必然是自由的(free will)，这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论证法律合理性存在与本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黑格尔作为德国哲学的集大成者，不仅体现着普鲁士王国的精神世界，也代表着整个19世纪欧洲大陆普遍的意识形态，对意识自由的必然理解，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是资本主义理论家们所秉承的哲学观点。
自由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向往自由的思想家们确切感受到不自由，被某些东西所束缚了，所以，在政治自由主义者(洛克、密尔)那里，自由往往被视作是从外在的标准中解放出来的。
此外，古典自由主义者还区分了所谓的消极自由(从外在自然标准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与积极自由(使得特定类型的活动得以可能的自由)在这里，自由成为可能，是唯当个体从社会结构中完全脱离出来，以至于在消极自由那里，任何社会结构的干扰都会被看作是在政治上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对这样一种自由主义观点的认识论根基与心理学基础，马克思都一并加以拒斥。
马克思对所谓“自由意识”的理解，是从意识的自然形成开始的。
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任何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个体自由和社会自由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断裂，因为个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语言、规范和社会结构，这一点，已被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论所证实，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社会化的途径，个体意识才能够得以形成，人类追求自由的思想和行为才能得以显现。
只有在社会化的共同体中，人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人，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神祗。”
马克思将人的看、听、嗅、欲求、思考等官能称作“个体性的器官”，因为正是通过它们，我们经验到我们与世界的最初接触，从而将我们与世界区别开来。
人正是凭借这些途径来把握客体世界，由此来把握人的现实和意识本身，马克思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虚假性，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生产关系已深深地嵌入了个体的感知和意识当中，建构起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所以，把握人的现实和意识本身的客体性，在资本主义那里，已经被马克思建构为关于异化劳动的错误的客体性。
工人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他们在生产社会物质商品的活动中发展其与生俱来的、个体的能力和天赋。
但除了这一主体的创造性之外，他们也创造了社会的客体性，感知对象、文化生活与社会制度，连同必要的物质商品，这些都是他们活动(劳动实践)的产物。
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活动也正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
人为了肉体的存活以及实现其作为一类存在的普遍本性而从事生产，自由恰恰是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生产过程中的最充分表达，构成人类世界之对象的产品，连同其制度、价值和习俗等都是劳动本身对象化的结果，所以意识的自由应在于人类所创造的对象应当确证并实现其个体性，目标应在于创造与“人类和自然存在的所有财富”相关联的人的感官。
对象化理应当成为人类本质的生成与显现的一部分，希望、价值、习俗和社会规范，通过这些，生命得以建构起来，人类独有的个体性也得以显现。
然而当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逻辑和结构性强制通过社会制度和经济行为进入到个体的心理和意识当中时，人在工作中的对象化性质就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时“自由”便悄然而去，这个自由，理应才是马克思追寻的自由意识。
二、对自由主义道德与自然权利理论的批判
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博爱和公正的价值，这些自由主义的道德诉求，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表达了一个现代神话，它只会混淆和误传这些利害攸关的现实问题。
这些价值营造了一个有待实现的乌托邦理想的影像，而它们其实是抽离自人性之终极目的的真正问题，抽离自个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实现，以及阶级体系本身。
马克思指出自由主义道德权利的诉求其背后所揭示的是一种关于个体和社会的看法，个体和社会是相对抗的，有冲突的，这些冲突要求有权威的规则和标准，使能够规范社会交往，通过理性的分配个体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理论的结果就是限制自由和行动是正当的。
当代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家史蒂芬・卢克斯在分析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时指出：“自由主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经济学的假定通通都是一个阶级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预设，这些在自然权利理论当中变得根深蒂固……它们从意识形态上歪曲了社会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倾向于在现代社会中巩固这种由不稳定的社会冲突所滋生的不均衡状态，并且阻滞那能够认识并改变这些关系的批判性自我反思的进程。”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一切道德都是阶级道德，不存在什么普遍的道德体系，因为不存在什么普遍的社会关系，存在的仅仅是阶级的矛盾与冲突。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用它自己的方式表达了道德法则，平等、博爱、公正等的自由主义道德原则是使资本的经济规律这一体系得以运作的理想和理论原则的反映。
其需求理论表明，在资本社会中，肉体存活、人的感性以及自我意识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不再是人的需求，真正的类生活的需求变成了一种由人为操纵产生欲求的计算机机制，感官和意识被资本的逻辑所束缚，道德关系化约为商品关系。
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是人类自我潜能的实现，在资本主义中，一个人可以拥有任何通过货币可以买到的东西，一切事物都被还原成这一体系的需求及其逻辑的延续，因此，那些看似是拓展自由权(Liberities)和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s)的东西，最后却以作为对可用之选择的范围和形式的总体限制而告终。
一个人无法选择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无异化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建立在人作为类存在之普遍本性的自我表达之上的真实共同体中，相反，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人在英式酒馆的自我麻醉中找到了自我的满足和需求的实现。
三、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所获得的政治自由给予了肯定性的态度，他讲：“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 马克思肯定自由主义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庄园领地制度的结构，统治和法律制定变成人民的事务，国家的决定变成全民关注的事情。
但是他同时表明在这一革命中，自由主义导致了政治与经济的分裂，由此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公共和私人以及公民权和人权两个领域的明显区分。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生活的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于类存在观念的权利理论与基于唯我论的人的权利理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马克思担忧的是，在一个基于权利之两个矛盾前提与体系，一方面是共同体和政治参与的实践权利;另一方面是财产、唯我论的自由以及阶级制度的维护权利。” 公民权是典型的政治权利，指涉公民参与共同体生活，参与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国家的生活。
这些都是政治自由的权利和公民权，对于解放和现实自由而言，它们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因为，如马克思所言：“人本身不成其为自由人，国家仍可以是自由的国家。” 对自由主义人权的批判表现在马克思对1793年法国宣言中第二、六、七、八及十六条款，这些条款涉及的是个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而对公民权的批判则通常是所谓法国大革命政治解放的积极因素，包括公共福利的政治权利，所有人生而平等并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自由参与政治进程的权利等等。
在其后期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形象地指明，这些条款是“废弃了的文字”以及“意识形态的鬼话”，是为了促进经济竞争和保证财产安全的理智阴谋。
当然，批判法国大革命所赋予的这种自由权并不意味着批判一切形式的个人自由，而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和权利相应地也并不意味着对一切道德和权利的普遍批判。
马克思所要表明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解放仅仅将公民社会从不同形式的政治掌控中解放出来，它所带来的是一种有限形式的自由以及相应的有限形式的个体自由和自我意识，因为为了使公民可以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就要把公民从私有财产、宗教、社会等级、教育和职业的规定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这种解放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从私人财产解放出来与在私人领域中自由地去拥有私人财产之间产生了矛盾，马克思指出这一将私人从公共、经济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无疑是一种异想天开。
同时，政治生活要服务于经济目的，那些私人领域的自然权利，即公民被剥夺了公共参与、平等和道德自我发展的一切权利，都留给了少数享有特权的私人财产拥有者从而变得不可能。
马克思的关于政治权利自由的理解是人的解放必然需要自由主义的进步要素，但仅仅是将这些要素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一个步骤，与此相应，人的解放将释放出自由主义真正的解放潜能和公民的一般政治权利，唯当如此之后，真正的自由和主权方有可能。
在资本主义之中，政治解放的内容永远都是市场的唯我论和竞争，选举权的普遍化并非一个自由社会的充分条件，还必然需要一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和彻底的社会革命，马克思认识到不应该在国家的抽象观念中实现自由，而应该在经济世界的具体物质范围内实现自由，不难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后期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马克思对资本社会自由主义的批判之所以是深刻的，是因为他突破了自由的单纯政治苑囿，从对“自由”的哲学认识论解读，到批判自由所承载的自然权利，最后从商品经济的视域分析资产阶级自由权利的虚假性，这一过程无不闪耀着马克思卓越的分析洞察能力与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不仅如此，其理论的批判力更具现实性，正如他所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的目的着眼于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中真正全人类解放的实现，这一自由实现的工具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与《资本论》的问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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