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质以言性:浅析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论文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虽然不是朱熹最早使用，但是，在他的文本中保存了大量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就朱熹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以及大量讨论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从朱熹对于“性”的概念的界定及其有关“性”的问题的思考角度来看，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可见朱熹所要界说的“性”的概念以及关于“性”的问题的思考有需要使用“气质”这一表述来彰显的必要性:第二，从朱熹使用“气质”这一表述本身来看，朱熹能够使用“气质”来限定“性”，可见在朱熹那里“气质”能够充分说明他所要言说的“性”的概念，也能够充分表达他对于“性”的思考立场、观点等，或者说“气质”这一表述使朱熹有可能实现其关于“性”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第三，从朱熹关于“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在表述上的实现以及大量讨论来看，这也体现出朱熹哲学的某种立场或某种特质。我们关于“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思考也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察。
一
“性”之本义是“生”，以往有学者为了凸显“性”在理学语境下的形上特征，尤为强调 ;与“生”的区别。其实，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形上与“性”的“生”之本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二者也无法截然分立，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生”的理解。这是因为，“性”的本义虽然是“生”，但是，作为“性”的本义的“生”却在不同的语境和哲学体系下获得新的诠释空间，而在意义指向等方面体现出新的变化。因此，在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性”那里，始终存在这样的诠释张力:一方面，在理学语境下，即与“理”有着重叠的意项、内涵，从而“性”也突破了原先“生”之本义的`樊篱，彰显出理学意义上的形上特征:另一方面，作为之本义的“生”也没有随着的升格而消失，它在将自身理学化的同时仍然规定着在意义表达、理论构建等方面的发展方向，或者说“生”在将自身升格为“生之理”的同时，也使得“性”在“生之理”的意义指向上彰显出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价值，使得“性”与“理”在意义有重叠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即“性”是“生之理”，而非完全等同于“理”。而在“生之理”这一意义上，“气质”这一表达正好可以彰显出“性”的内涵，朱熹也正在此意义上以“气质”来限定或言说“性”字内涵的。
二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朱熹以“气质”来限定，并不是要说有二种，也并非只是纯粹为了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存在状态。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与其说是在描述或限定“性”的内涵或表达，倒不如说是朱熹在规范自己关于“性”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而以“气质”来限定“性”，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生”具有能够以“气质”来表达的基本内涵，即“生”之本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气质”这一表达能够表现出“生”的“生”之本义。
那么“气质”这一表达何以能承担限定、规范之责呢?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从“气质”这一表达本身说起。
三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关于“气质之性”概念的讨论和使用，绝非只是对传统理学概念的简单沿袭或顺带性研究，而是根源于其理学体系的特定需要，即“气质之性”这一概念有利于其理学体系的构建及其理学思考的开展。在此意义上，尽管“气质之性”概念早在北宋张载那里就已经使用了，但是，朱熹所论之“气质之性”仍然是属于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专有概念，或者说，朱熹在其理学语境下赋予“气质之性”以新的诠释意义和解释语境。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朱熹和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张载那里，对“气质之性”的使用有着不同的理论语境和思想诉求。概括而言，张载对于“气质之性”的使用和讨论更多的是在其“气本论”语境下进行的，“气”，“气质”是他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他更关注于“性”能否以及何以能够在“气”的层面或视角下被讨论，从而为他“气本论”语境下的关于“性”的研究提供某种思考视角或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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