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实践哲学回归生活世界论文
对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学界存在三种思潮：其一，从科学角度出发研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展现出科学文化整合路线。其主要代表有乔治？萨顿，代表作是！（科学史导论》，国内有李醒民和董其壁等。李醒民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研究20年》是典型地从科学出发研究科学与人文整合的路线。其二，从人文角度出发研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展现出人文文化整合路线。主要代表及著作有历史主义学派库恩及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和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其三，从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科学与人文融合，展现出人类整体的文化综合路线，其主要代表有孟建伟和肖锋，其中孟建伟的《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最为典型。而本文认为，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是本文的特色，而这恰恰是学界所忽视的方法。从生活世界探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目前学界还没有先例，而本文试着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实现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并且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哲学前景。
一、科玄之战
本文所指的“科玄之战”是广义上使用的概念，它不仅指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论，而且也涵盖20世纪欧美的几次科学与人文之争。之所以如此使用，是因为发生在20世纪的海内外几次大规模科学与人文之争论有着共同的特点和指向。下面我们来回顾那几场“科玄之战”。
（一）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及争论
科学与人文分隔与争论，在欧洲近代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泛。20世纪中叶，斯诺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又一次引起知识界的聚讼纷纭。这可谓是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一次“科玄之战”。斯诺是英国的一位文学家和科学工作者（1905—1980）1956年他发表了一篇短文《两种文化》，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以此为题的著名里德演说，从此掀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科学与人文之争。
斯诺的重点是指责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给整个“传统”文化带来非科学气氛并且往往转化为反科学。1111斯诺的确是致力于提高科学的地位，提高非科学人士的科学素养。斯诺的批评，主要指向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忽视、轻视甚至敌视。他有句典型的伤人的语言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11121卢德派是19世纪初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的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20世纪中叶斯诺用卢德派一词带有极大的贬义。在这篇文章中，斯诺坚持认为，整个西方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成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个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个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1114斯诺认识到，两个集团之间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作为上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非科学家，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吹自擂”，这主要因为他们“抱有一种浅薄的主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与之针锋相对，科学家贝IJ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
斯诺的演讲立即遭到文化批判主义者F。R利维斯的猛烈抨击，这场斗争前后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今天还不时有余波回响。
（二）索卡尔事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后现代思潮中种种蒙昧含糊之处，欧美学界爆发了一场大论战。
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一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名义出现的“科学元斟”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
受《〈高级迷信》一书的激励，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据称，这是一篇讨论“后现代哲学以及20世纪物理学的政治蕴涵”的学术文章，结果5位副主篇一致通过把它发表。为了回击《高级迷信》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批判，《社会文本》在1996年推出了一期“科学大战”特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索卡尔的“诈文’恰恰发表在这期的特刊上。
但索卡尔随即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曝光一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文章披露，他那篇“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联系”，甚至还加入了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认为，“诈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听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这就是在西文知识界引起极大轰动的“索卡尔事件”，并由此引发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一场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了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且这场争论已经进入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这是一次野蛮之战，它造就了许多的祸害一学术事业的丧失与学术思想的混乱一而且影响到科学的灵魂”。1224索卡尔的赞同者宣称，该事件是一次揭露人文学者对科学形象任意扭曲的很好文化实验。索卡尔的批评者则指责：“可怜的索卡尔，他的名字总是和欺骗而不是与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
（三）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玄之战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科学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发生在中国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实际上是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中西文化之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科玄之战主要指1923年由张君劢肇始的那场科学与人生观之争。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起始于张君劢的清华讲演《人生观》。张君劢讲演后，丁文江先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科学与玄学一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直接针对张君劢进行论战。论战的中心是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玄学派张君劢等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学对人生观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观问题的讨论之外。而应战的科学派丁文江和胡适等，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能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当时争论很激烈，火药味很浓，请看丁文江迎战张君劢的〈科学与玄学一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中的几段话：
“玄学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魂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
“义和团的枪炮打不死他；他不受这种火器的支配，我们纵能把义和团打死了，他也还至死不悟。”
“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死光，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
“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
二、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哲学根源：生活世界的遗忘
20世纪国内外几次大规模科玄之战主要表明了在20世纪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已非常紧张，已经处于分裂状态。对于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原因，学界已有不少的探讨，也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议和对策，而我认为生活世界的遗忘是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根本原因。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最早出自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的现象学》（以下称《危机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指的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5158。日常生活世界简单地说就是围绕着人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这其中既有客观自然界，更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与自然世界作用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世界，而这种经验世界还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世界，在胡塞尔那里是非课题化的、非客观化的、直观的世界。
胡塞尔试图在批判实证的科学理性基础上给经验世界一片生存的空间，因此，胡塞尔对流行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们的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的结果是偏离了人生问题，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在《危析》一书中，胡塞尔指出，欧洲科学已经陷入危机之中，这种科学危机不是物理学或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是一场哲学危机，一场人自身的危机。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同人的存在相分离，结果使科学失去了意义，甚至危害了人类。胡塞尔在晚年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他认为，为了摆脱科学危机，必须回归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胡塞尔认为，在近代以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把自然数学化、观念化了。于是奠基于数学中的观念世界就偷偷替代了唯一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我们人类自己为生活世界裁剪了一件非常合身的观念外衣，即一件所谓客观的真理外衣，这件观念外衣使我们把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了真正的存在。胡塞尔强调，哲学应当回到作为意义原初的生活世界，重建与人的世界相统一的、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世界。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科学和人文是原始朴素统一的，那时的学问是“百科全书”式的，集自然科学和人文于一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古今之变、穷万世之学。中世纪，基督神学使科学与人文遭到双重打击乃至泯灭。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联姻，共同反击宗教神学的压迫，通过理性主义恢复了人的尊严，为科学也为人文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这种理性精神在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的发展，转变为纯粹的工具理性和方法，用公式和符号化的世界代替了生活世界，科学和理性转变为抽象的符号研究，造成实证主义的科学繁荣和关于人的知识的萎缩。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科学虚假繁荣。因为，古希腊的哲学一科学理性精神是欧洲人性成长的家园，而当代的科学不仅把关于人的哲学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而且把为科学提供现实实践基础的人的生活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因此，胡塞尔断言欧洲科学发生了危机，欧洲人性面临危机。
西方近代是理性高歌猛进的时代，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对主体的确立，经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最终到黑格尔以“绝对理性”构造起“理性的通天塔’，人类最终依赖于理性战胜了自然，征服了自然，创造了物质财富，显示了人类力量的伟大。但是，人类在张扬理性的过程中，却使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
精神痛苦的原因何在？胡塞尔认为，是理性的张扬。理性被简化为纯粹的工具理性和事实理性，却把价值理性统统丢弃。人的生命意义、道德、崇高及形而上问题全都被当作伪命题抛得一干二净。科学只管往前赶，却让自己失去了生活世界这个根基。生活世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世界，它能给予我们一个完整而全面的人格。然而这个世界自从伽利略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理念世界开始偷偷取代它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家园就开始迷失了。所以，“自伽利略起，理念化的自然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
由于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会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具体表现为：近代资本主义以来，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急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与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
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和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切地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不犹豫地牺牲后者。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生活世界被遗忘的结果，同时，生活世界的被遗忘又加速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使得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合流，更加肆无忌惮地推动科学远离生活世界。
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没有实现生活世界的回归
在哲学史上，对本体论的追求从来没有间断过，这种追求是对世界的一种探索，也是对人类的一种观照。在古希腊哲学里，哲学以超验的形式保证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即现实世界的统一性。基督教哲学导致了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分立，前者规划后者，神统治一切。近代哲学以认识论哲学转向为其特征，认识论哲学勾画了一幅机械的世界图式，从此科学成为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活生生的世俗世界成了本质衍生的现象。种种传统哲学都在寻求一个超验的本体但表达的都是与人分裂的实体统一世界，都是实体主义、本质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模式。
工具理性和技术崇拜的盛行，必然导致客体强大与主体的失落，带来人的自卑和压抑。尤其是近代认识论哲学转向后，非人性化的机械的世界带来了哲学与人的双重危机，带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科学的世界抽掉了上帝存在的根据，也带走了人和神的脉脉温情，一个物化的世界清晰呈现在人的面前。胡塞尔认为，“欧洲生存的危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欧洲在对他自己的合理的生活的疏异中毁灭，沦于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或者欧洲通过一种最终克服自然主义的理性的英雄主义而从哲学精神中再生”|8|4（）4。为了克服欧洲科学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只有重新返回到原来被‘疏异”了的'“合理生活”，返回到作为其全部意义来源和基础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对后世的西方哲学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世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梅洛庞帝的“知觉现象学”、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等，无疑都是深受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启发的。但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并没有真正地解决欧洲人的危机，他的“生活世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主观先验的世界，还是精神的构造物，并没有找到欧洲危机的现实根源。
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理性的张狂，而人本主义却抱怨理性的冷酷，两大哲学派别都在努力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和主客二分的理性精神，寻找回归生活世界之路径，但是两者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科学主义主张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哲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变成“科学的哲学”，也就是说，一切真理和存在都要诉诸于科学，效率、精确、规范成为评估和处理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哲学的任务只在于对自然科学发展作出解释，为自然科学提供指导。他们认为科学要在前方冲锋陷阵开辟战场，哲学家只适合于打扫战场。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了“捍卫科学，拒绝形而上学”的口号，让“工具理性”成为影响和统治人们生活与观念的不可抗拒的法则。这无疑把世界视为某种外在于人的、与人无关的、可计算的、本质既定的存在，而人只是这个客观世界的渺小旁观者。这就意味着对人的现实，对此时此地人的存在状况的漠不关心。这是一种简化或遗忘的哲学，这是一种脱离生活世界的哲学。
与科学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则认为，科技所遵循的“工具理性”把人变成了抽象的、冷冰冰的逻辑单纯的倡扬“工具理性”势必丧失本应与之并行的“价值理性”一即崇尚道德理想与人性目的，压抑和窒息“人的丰富性”和“丰富的人性”。人本主义认为，必须重视人的本质，重视被物质遮掩住的人的意志、情感、本能自由、爱欲等基本人性，高扬人文精神，把人从科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自身。虽然人本主义者仍然试图建构另外的形而上学体系，但这却非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追求，而是导致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产生的形而上学欲望在推动着这些形而上学者。
人本主义其实就是非理性主义，它虽然张扬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体验，其见解有极其深刻之处，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它对科学的理解没有超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野，另外，它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人本主义者离开社会历史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生存、安居、自由、解放等，其实他们也脱离了生活世界。
人本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实证科学主义者突出强调的是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强调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或贬低人文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而人本主义者则强调艺术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与对立便进一步加深了。
四、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指明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趋势
马克思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但其哲学体系无疑蕴涵着“回归生活世界”这一基本的哲学精神，这真正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从而开启了现代哲学的大门，并蕴涵了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钥匙。
（一）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寻求现实与理想（超越性）的张力
对马克思而言，一方面，实践是人的根本生存方式和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实践体现着人的本质属性，表征着人的生存状态，在实践的动态过程中人得以逐渐生成，因而，实践肯定了人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它表征着人的价值诉求、价值判断与评价。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残缺而必然去寻找现实生活的狭隘与残缺、有限与困惑，希望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和意志力来改造现有的世界，因而实践又表征了人的超越性。就这样，实践成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中介，成为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有机结合点。因此，在实践的基础上，现实世界与超越性能够辩证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立足于生活世界，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进行了颠覆。在马克思那里，生活世界是立足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现实与理想的辩证统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通过实践不断进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以现实性肯定超越性，以超越性提升现实性，按照理想拓展更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打破一成不变的格局。“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948马克思不满足于哲学在理论上对人的反省和关怀，而要求在对世界进行革命变革的实践中完成人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既立足于现实实践，又坚持对人类价值理想的终极关怀，始终寻求现实与理想的平衡点和张力。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告诉我们：人不仅要立足现实，还要有对现实的超越。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所指出的双重尺度告诉我们：禁止科技发展和放任科学发展都是行不通的道路。实践体现了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连接着自然性和人文性，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双向流动，两者是辩证的、共存的。
（二）基于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指出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之路
生活世界的实质就是人的生活，就是生活中的人本身。人的生活是社会性的生活，社会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IWI112。基于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指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的必然趋势。从理论上看，一方面由于自然的人化，自然作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已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的观念上的自然，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111128。因此，实际上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必须通过对象化才能实现，因此关于人的科学必须要研究自然界，“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111129，人与自然的统一必然导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已是人化的自然，这一人化的自然界不仅为人的生活、人的本质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而且为科学提供了基础，因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生活的基础和科学的基础是同一个基础，“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一——这根本就是谎言。
从实践的层面上看，由于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的现实性、历史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已不仅是理论上的必然性，而且事实上已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11（01128生活的基础在本质上是感性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因而也是感性的。“感性（见费尔巴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1101128在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我们要求，人文具有科技色彩，科技要彰显人文的魅力，努力使科技人文化，人文科技精神化。平衡科技和人文在社会建构中的功能和作用，消除人文萎缩所带来的人性压抑，创造和谐生动的生活世界，这也正是马克思昭示给我们的东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对科技才能发挥一种价值导向作用，使科技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和情感意志。对人的价值的崇尚和对人文环境的塑造，都有助于在人文与科技之间保持和谐的张力。科技代表着理性、客观尺度与科学精神，人文代表着价值、主观尺度与人文精神，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辩证法要求两者一体化，即人文乃科技的人文，科技是人文的科技。李醒民先生提出的“科学人文化；人文科技化”的基本思路，1111孟建伟先生的以“科学文化哲学”整合科学与人文的观点，都是非常具有学术借鉴意义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技术化生活才不至于变得狭隘、刻板和单调，才可能造就全面自由的人。让我们回到实践，回到生活世界，在现实与理想间寻求张力，在自然与人之间发现内在统一，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求融合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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