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都市治理的哲学反思论文
摘要：都市治理植根于都市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存样式构成了治理的前提和结果。都市治理是指在都市利益相关主体公平公正地参与都市权利的使用和管理中，消除都市问题导致的生存困境，推进都市持续发展与居民的宜居、幸福的生活。当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空间权利失衡和精神虚无等存在困境，构成了都市治理出场的现实性场域。然而，当前都市治理在总体上聚焦于制度层面的构建，虽能化解空间权利失衡，但尚未能有效消除人的精神虚无，因此，廓清都市治理运转的地平线，确证治理应当的运转机理，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为重要。
关键词：：都市治理；都市空间；生存困境；文化价值；社会制度；哲学反思
迄今以来，任何城市空间都不是完美无暇的，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需要在治理中进行矫正与完善。尤其在都市化全球加速推进的今天，城市既使人感到物质财富的丰厚性与生活的便捷舒适，也招致了空间权利失衡与“文化失乡”，致使人陷入一种“歹托邦”的存在困境。面对这种生存境况，人们迫切呼唤都市治理的出场。当前的都市治理方式在不同层面确实起到了遏制都市问题蔓延的效用，但这是否意味着此种治理模式已经合理化了呢？整体看，当前都市治理注重制度性层面的建构，体现在运用政策规范空间资源分配、协调空间权力关系以及维护都市生活秩序稳定等，却在一定意义上“遗忘”了培育文化价值、引导人的日常行为观念。显然，这种都市治理方式离“治理的完整性”要求还存在差距，虽可以在制度层面实现空间正义，实难根除精神家园的缺场，也就难以促进人应当具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的实现。正因如此，我们描画出当代都市治理运转的基本图式，仍具有现实意义，它是拓宽治理的新视野和完善治理的运转机理，促进建构健全的都市空间来通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守望者。
一、都市治理出场的当代语境
都市问题构成都市治理出场的现实场域。都市空间作为都市人的存在方式外化，都市问题主要以人的生存困境的方式现身，这样，都市治理直接导源于都市人的存在困境。若没有人的生存困境，都市治理也就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效用，仅作为保障人们自由生活的基本手段，即保留维持都市基本运转的功能，那么，都市人面临哪些困境需要都市治理来矫正呢？当代都市在发展中蔓延与弥漫着一种新的分裂张力，即不平衡的空间发展模式。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平等自由”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与冲突，不同居民的空间活动区域与生活道路日益分化和分割，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有形与无形的分隔和分野。事实上，当代都市的居住空间与活动区域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体现为以繁荣与富足为标志的“富人区”与那些被遗弃的贫穷、匮乏、衰败的“穷人区”相区别、隔离的景象。“由于地理区域的分离（市中心和市郊，住宅区、豪华棚屋和郊区宿舍等）、可居住空间（住房内外）以及第二住宅的划分等，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抗拒。与空间以及空间的社会符号相比，今天，物的重要性很小，因而居住形式能构成与其他消费品功能相反的功能。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能构成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而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1]。再者，都市空间的占有具有了社会权力与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空间布局与建筑样式等各层面体现着社会阶层的分层性。漫步都市中，人们可以通过住宅样式辨认出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可以在日常的休闲娱乐空间感受到身份地位的差异。德波拉史蒂文森指出，“这些空间曾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种族背景的人们自由交往的场所，但是，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现在却直接或间接地被排斥在这些场所之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产阶级对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日益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场所中感到极为不安”[2]。随着这种生活空间隔离趋势的加重，人们之间享有的都市权利分配也在日益分割。越来越多的空间权力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操纵着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享有。他们依赖掌控的经济和政治等权力比穷人拥有更大的选择权，都市空间的优质资源不可避免地聚集到他们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都市化过程中被排挤出享有都市权利的行列。正如戴维哈维指出：“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墨西哥已经出现了14个亿万富翁……而另一边，穷人的收入却停滞增长或是减少……这种不断加强的贫富和权力的极化必然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城市的空间形式，不断出现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以及终日处于监控中的私有化的空间。”[3]这就是说，谁富有，谁就可以优先享有与选择优质的公共服务和配套公共设施，而对于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则连基本的公共空间资源都难以享受，处于“失保”“失身份”等“双失”的生存困境。所谓“失保”是指生活在都市中，却难以享受到平等的空间资源保障，甚至反遭更深的权益剥夺，成为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一个群体。“失身份”则是指生活在都市中的下层与边缘群体越来越失去对都市的认同感，没有体感到真正意义的市民感。事实上，人们不仅在物质层面遭遇到了空间权利失衡，而且在精神层面也陷入到了“文化失根”，普遍具有一种无家可归之感，“别无选择”地沉沦于一种消费化的都市生活。当今时代是一个消费化的时代，都市空间实质上已成为时尚化的消费空间，这既指都市空间本身成为了消费商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历史建筑被城市的标准化与商业化所取代，也指生活方式的消费化，即生活秩序普遍承认的前提是追求商品消费。就是说，“消费本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成为人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4]。这样，当代都市借助各种传媒迅速商业化传播和提供“光怪陆离”的“符号快餐”，让普通大众自由地在商业化的、各式的“符号快餐”中寻求如意的娱乐产品，主动运用各种“光怪陆离”的时尚体系来构建自我的身份象征，满足内心的虚无幻境。就是说，人们寄托于都市所营造的时尚化的消费情境之中，留恋于各种大型都市商场和娱乐消遣场所，在孤立无助的境遇下享受虚假个性化风格的都市商品，忘却了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自主性被拜物教神话所蒙蔽而变成虚假化、空洞化的消费生活习惯。结果显然，人们通过沉醉于物化的都市生活来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真实的城市感日渐淡薄，难以找到其所属城市的灵魂根脉，再也无法感受到家园感和根性归属，整体上表征为一种精神无根与焦虑的生存样态。由此可知，当代都市已离真实越来越远，彻底摧毁了诗意栖居的可能性，日益造就着人们的空间权利失衡与精神虚无。人未能切身感受到都市化所带来的身心喜悦，反而感到更加无助与迷茫。面对这种揪心的都市境况，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合法地建构出合理化的城市运转机理，维护人们公平地享有城市权利，化解都市生活的无根性，重塑城市宜居形象与恢复人的总体性，势必需要呼唤都市治理的出场。
二、都市治理向度的“限度”
都市人遭遇的生存困境构成都市治理的时空坐标，那么，按照当代都市外显的“病理结构”，都市人遭遇的空间权利失衡与精神无根性是由两种“致病因”所诱发。尽管这两个“病原体”在实际导致人存在困境时相互交织、共同协作，但仍具有不同的“致病”机理，即一个主要是制度失衡导致的空间权利日益分割；另一个则主要是文化价值向度的失范造成的精神虚无。因此，都市治理的维度应当涵盖双维度，即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维度。然而，在都市治理现实运转过程中却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造成了“应当”与“事实”的分离，越来越展现出自身的“限度”，即重制度设计而轻忽了文化价值体系的培育。实际上，都市治理模式随着时空的变化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Stoker等归纳出治理模式的三种类型：朴实的、工具性的、象征性的。朴实的治理模式出现在具有同类人口和强烈地方归属感的小城镇和郊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工具性的治理模式则关注那些由城市政府和工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伙伴关系所指出的特定目标。象征性的治理模式出现在正经历着急速变化的城市当中，这些变化包括大规模的复兴运动、重大的政治变革，试图转变公众对自己城市的观念的形象运动，等等[5]。从整体看，都市治理主要是围绕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即制度性层面展开。正如约翰伦尼肖特所评价的“城市治理模式的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工商企业和政治活动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张力、妥协和交易上，对于民主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转，它们都不可或缺”[5]。无论是城市空间建构，还是从个人权利保障与有序生活维护，都离不开制度性建构。空间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6]。即政治经济因素弥散于家庭、工作地点以及消费领域等城市空间的各角落，这意味着，都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权益失衡以及生活空间分割等问题，都需要改变经济政治等社会运行机制才能有效化解，即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等规范权力关系与合理分配空间资源。实际上，采取理性化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重视政治经济领域建构中的都市治理，确实起到了高效率与精确化扭转空间权益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促进了人们相对公平享有空间资源。也就是，建立起严格而细致的法治政策、权力监督体系等强制性手段来规范权力运作，化解空间资源分配矛盾与保障空间形态的公平支配，这也增强了人们对建构合理制度解决都市问题的信服与深度依赖。通过制度性层面的建构来有效解决都市问题已成为当代都市治理的主导原则和现代的日常思维惯式。问题在于，这种都市治理模式整体上过度依赖制度性向度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属于价值理性层面的文化价值向度的培育，虽能够解决外在的物质层面的空间权益失衡，实难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体感到人生所向，还极可能进一步增强人的无根性存在。这是因为，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存在者，其所生活的世界必然由两个维度构成，即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就是，“由于人是一个既有思想，又有肉体的实体，因此，他不仅要在思想中，而且还要在生活过程、情感和行动中反应他存在的二律背反……任何一种令人满意的取向体系都不仅含有智力的因素，也包括着人在行动、行为的各方面都力求实现的情感和感觉的因素。人致力于一个目标、一种观念或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一种表现”[7]。那么，城市空间作为人们生存活动的平台，它需要在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维度等两个向度同时建构才能满足人的需求，且彼此之间遵循着不同的运转机理，即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人作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者，在物质生产满足自己生存需求的背后，永远存在对生存意义的探问与追求，即还具有精神生活，这就需要通过文化价值维度的构建才能给予人不断追求精神上的完满，不断向善而生存。进一步而言，人们内在的精神无根性源于技术理性的统治，它已经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而生成了自我的意识，具有隐蔽性与无形性，左右着人的日常行为方式。都市人借助科技力量来满足物质、精神需求，得以摆脱传统社会和自然力的'束缚，也被按照实证主义原则进行再规定和再塑造，因而，人的生活只是事实世界的一部分，即当今为都市生活提供出发点和基础的其实是科学事实，而不是思想。就是说，技术理性用实证精神统治着都市人的文化价值观，它对人的信仰体系进行了重新构建，人们不再相信还有高于客观事实的意义世界的存在，仅仅强调它的现存的、客观的实用性，不再探问与关注对象有无价值意义，这样，都市人的关注点已转向可见的事实世界，也就是被迷误到物化的生活境况之中，屈从和听命于物质生活的召唤，仅仅关注物质财富的生产、占有与消费，最终致使精神自由陷入无意义的状态而遭遇退场的境遇。即是说，“今天在我们这个没有信仰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物化了的信仰，正是这种外在的物化信仰支撑和缝合我们生活的幻象，而幻象调节着社会现实”[8]。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物化意识已经侵入到人们的心灵，这难以通过外在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等强制性方式来有效消除，而是需要通过获得文化意识领域的领导权，构建出以真、善、美为灵魂的文化价值观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进而培育出真、善、美相同一的完整的认知方式，才能真正消除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生活方式的宰制。遗憾的是，当前都市治理模式由于忽视文化价值向度的建构，导致整个都市缺乏一种广泛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人们被都市治理能够创造舒适和安全的物质生活的许诺所迷惑与引导，专注于当下的物质生活与感官享受，忘却了诗意与远方。结果，当代都市人的精神虚无不仅没有有效消除，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致使崇高的生活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更加自觉地沉醉于这种现实世界之中，创造性的个体降格为功能化和同质化的客体存在，造就着都市生活的黯淡与难以想象未来前景。概言之，当代都市治理取得的成效其实是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胜利，是在场对存在本身的驱逐。它遮蔽了文化价值维度或人的存在意义，把借助制度安排来化解都市问题看作理所当然，不仅会消解都市治理的效度，而且可能会使治理从解放人存在困境的动力倒转为人存在困境解放的桎梏，使其自身遭遇“合法性”危机。所以，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现实境况，决定了都市治理应从制度性维度与精神性维度双向切入，才能有效解决城市问题、释放城市活动，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都市治理的基本趋向：文化价值
维度与制度性维度双向联动都市空间的建构与生活布展都离不开都市治理，但当今的都市问题不再是缺少都市治理，而是都市治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逐渐“遗忘”了文化价值向度，将制度性建构转变成为自身运转的唯一向度。它所建构的都市生活秩序由部分倒转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不仅未能消除人的精神虚无，人反而被进一步塑造成单纯的功能性物。在此意义上，重新建构出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的双向联动，成为都市治理运转机制的基本趋向。依照前面的说明，可以知道：都市治理的运行应当是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双向联动。都市人面对自我生存困境的挑战，在治理的进程中，除了通常的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建构，还需注重精神文化向度的构建。安东尼奥葛兰西指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或领导，不仅需要强制性的政治制度，还需要注重文化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9]。所以破除都市权利失衡与精神虚无，需要突破当代都市治理的限度，重建文化价值向度与规范制度性向度的合理运行范围，即实现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的效能双向联动。就是说，既需要发挥文化价值的效能，对物质层面的生活进行反思、引导和修正，也需要以制度性的方式渗透到一切都市空间再造与日常活动领域，影响与规范都市各个层面的运行。本质上讲，文化价值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文化价值构成制度性维度的灵魂与价值导向，制度运转与安排则促使文化价值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图式和机理。“双向联动”就是文化价值层面与制度性层面相互配合、相互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体到都市治理的运转机理，就是把文化价值的构建作为制度安排和运行的价值所向，从根本上改变制度性维度在治理运转中的地位，防止制度性维度对文化价值维度功能发挥的压抑，将制度功效的发挥主要集中在都市空间权力确证与公平分配的位置上。即是说，从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向度切入构建出公正有效的制度法规，通过社会规章体制对人的社会行为实施强制规范和引导，进而保障都市生活有序展开，保证都市市民公平合理地享受空间权力与空间资源分配，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精神维度切入进行文化意识革命，重新焕发文化价值的生机，培育与重构健全的价值理念，消除技术理性的统治，使精神恢复其在人的存在中的位置，回到以精神健全为尺度的崇高境遇，从而根除深层的精神无根性。从微观层面讲，都市空间作为人类空间实践的结晶，透映了社会环境和人类的精神心理等独特存在印记。其实，这种特质在城市诞生之初就已具备，“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10]。这样，都市治理不仅仅需要诉求理性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城市，以此维护物质生活的繁荣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应实现诗意化栖居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在都市困境治理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在民主化的监督体系下，使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更加注意空间权利的保障与维护，切实将权力限制在其应当运转的主要功能领域。即是说，做好监管与运用权利的制度设计，强化空间权利和治理的公共性，确证人们享有居住空间的均衡性与空间权益分配的公平性，使都市中的每个人都享有表达构造和规划城市空间结构的权力，具有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求。通过社会权力体系规定空间权益，进而组织社会化的共同生产力在合理的范围内释放创造力，营构出有秩序的生活模式和交往方式。人在有限的空间权益内享受着无限的空间自由，一切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都可以自由和自觉地发挥创新性，造就着都市人自身自觉的生活图式和自由的思维观念，去创造更高层次的活动，促推自我生活目标的实现和追求理想状态。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无根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技术理性用实证主义精神统治着人们的思维观念，进而迷误于物化的生活境遇，自我的精神性始终处于虚无的状态。那么，去抵抗精神虚无的挑战，必须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摆脱技术理性的统摄，也就是要消除实证主义精神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左右，即恢复神圣性或曰精神性在人存在中的地位，依靠精神性的存在而回到崇高的自我。这种精神性的恢复，在都市治理中需要通过文化意识革命，重新建构出一个充满人性的都市空间才能够得以实现。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文化价值观念的引导，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形态而生存，并给予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意义和根据。或者说，个人无论多么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模式，都是在自身的文化生活中学会自我该如何去做，如何去选择。即人们所生活的城市文化环境的美丽或丑陋事关人们社会活动的品质和行为模式。基于此，在都市治理进程中要重新夺回“文化意识领导权”，通过文化意识的重构来对人的价值观念进行变革与引导，就是重构人文精神的地位与功效，增强对普通大众的意识引导，指认出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的精神的“误置”，唤醒迷误于物质生活的麻木灵魂，唤起人对完整性和完美的期待。也就是，在都市文化构建中揭示出：正是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的主观体验的抹杀，使人失去了对人生意义的探问、希望、追求，招致精神家园失落，而跌落于物化的琐碎生活之中，与本真的存在相脱离，沉沦为实证化、物质化的存在。在此之上，建构出以真、善、美相同一为基础的人文生活环境，满足了人的情感需求，即使其在情感方面自觉地认同这种真善美相同一的价值规范体系，并将其内化为人们的日常思维观念和价值规范，导引着人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从而构筑出更符合人性的栖居空间。21世纪是都市化的时代，当前的都市化既给人带来了美好希望与愿景，也使人遭遇了生存困境。为了治理“都市病”，助推都市化健全持续发展和人的完整性存在，都市治理理应是不可缺失的向度。这并非是一种理论空想的乌托邦，而是建基于都市空间的现实生态环境，核心在于有机整合制度层面的建构与文化价值的培育，重建一个外显魅力且健全的空间环境，确证人的完整性在都市存在中的位置。即当代都市治理在对强化空间正义的呼唤与建构，协调诸主体空间利益关系的同时，注重到都市认同与价值观培育。应当承认，处于都市化大潮中的中国也难以避免出现空间权利失衡与都市人的精神焦虑等发展困境。准确认识都市治理的运转机理，对于中国避免治理维度缺失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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