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调查报告：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
中国的乡村，始终是叫人牵挂的热土。当这一社会始终注目的焦点“乡村”与另一个焦点“教育”勾连起来时，热土中的焦点愈发炽烈。
针对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的失衡，以及因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种种问题，本报两名记者历时三个月，走访了我省陕北、关中、陕南的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与基层教育职能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个层面的近百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访和调查。
这里为读者呈现的相关调查报告和个案解剖报道中反映出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天平的失衡。
调查报告·农村借读生
城市屋檐下的农村借读生
原声实录
“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说不定还能成才。”
——榆林农民韩万宁夫妇
“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
——来自韩城在西安就读的学生徐青
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以及由来已久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流向县城甚至省城的学校读书。
这些寄居在城市屋檐下的农家子弟，不但给城市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面对经济负担加重等各种问题。
“老家有一种亲切感。”11岁的韩明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
尽管来榆林市清涧县城上学已经两年多了，这个小男孩仍然眷眷恋着家乡的一切：爷爷、奶奶、爸爸，甚至家里的羊群。每到星期五，韩明总是盼着父亲能早点接他回老家。那时，进城上学的昔日玩伴儿大都会回到村里。
这个被韩明眷恋着的老家其实距离清涧县城只不过十多公里。小学二年级时，父亲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母亲和姐弟3人来到县城，租下一间窑洞，开始了他们在县城的寄读生涯。
大约本世纪初开始，像韩明这样离开家乡，寄读在城市屋檐下的孩子越来越多。这种新的教育趋势究其原因，被认为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需要进城务工，继而捎带走了他们的'孩子，以及农村家长越来越渴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这些孩子们也不得不在城市里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送娃到城里上学说不定能成才”
见到韩明和他的家人是在今年7月初，正值学期末。
他们一家人租住的窑洞在清涧县县城南武家沟山坡上，一排5孔窑洞大多租住的是在县城做生意或者打工的人，唯独这家人，是陪孩子上学读书的。
天已近傍晚，尽管挂在墙边上的唯一一盏灯泡亮着，但也很难照亮大约十平方米的窑洞。
窑洞最里面是一个大土炕。平时，母亲惠宁和4个10到19岁的孩子挤睡在上面。窑洞的其他三面墙都被柜子、杂物和灶台等占满了。
19岁的大女儿韩婵在县城打工，二女儿韩丹刚刚参加完小学升初中考试，已被父亲韩万宁接回了老家。窑洞里，只剩下了惠宁和儿子韩明，还有小女儿。
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了，两个孩子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紧贴着墙壁搭起来的低矮的书台上堆放着书本，韩明嘴里一边念叨着单词，一边在作业本上重复地默写;靠近窑洞门的一片空地上，比他小1岁的妹妹蹲在地上，趴在一个一掌宽的小板凳上，借着门外透进来的昏暗光线默写单词。灶台前，母亲惠宁正在忙着准备晚饭。
自从进城后，这家人的生活就变得异常简单。
事实上，在距离县城大约十多公里的韩家硷村，他们本来有个比这更宽敞舒适的家。而现在，只有孩子们的父亲韩万宁孤独地守在老家里。
两年前，这个40岁的中年汉子和妻子商量后，毅然决定让几个正在上小学的娃娃进城读书。尽管夫妻俩内心十分清楚，这将给本来贫困的生活增添更大的压力。
当时，他们19岁的大女儿小学毕业后就已辍学，在县城打工。夫妻俩全靠12亩地种些土豆、黄豆、玉米等过日子。
另外，3个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学习成绩还都不错。近些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为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着实减轻了不少负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近几年，韩家硷村的村民们很快陆续将孩子转到城里上学了，村小学的孩子们越来越少。
其实，韩万宁心里明白，城里学校教学质量好，娃娃还能学电脑、学英语。实际上，大多数村民都是冲这个去的。经历了扫盲、“普九”之后，现在的农村家长越来越向往着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韩万宁也有些“眼红”，但想想家里的经济情况，他起初有些灰心。
“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说不定还能成才。”2007年暑假的一天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夫妻俩反复商量着。
韩万宁最终想明白了。当时，刚好家里卖完西瓜，手头上有2300多块钱。韩万宁便在县城租了一间月租100元的窑洞，并从家里拉去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被褥。
临近开学的一天，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一家人进城了。尽管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夫妻俩心中抱有希望。
农家陪读衍生的额外经济负担
平日，只有妻子惠宁住在县城里，韩万宁则留在村里，守着12亩地。一家人，只有在周末才得以相聚。
孩子们对新学校都还满意。“城里的学校大，两个教室和老家的一个校园差不多，操场有老家4个教室那么大。”韩明说，第一天上学时，他干急是找不到教室。
当然，新学校更多的好处是开设了一些农村学校所没有的课程，比如电脑、英语、美术、音乐等;另外，“对了，广播操也不一样，城里的老师又教了一套新体操，老家的学校还是原来的。”说起这些，韩明显得有些兴奋。小家伙还告诉记者，他现在是学校鼓号队的队员。
孩子们的变化让韩万宁夫妇感到欣慰。二女儿韩丹考过全县语文第一，韩明考过全县数学第三，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这让夫妇俩更有信心留在城里。
韩万宁喜欢在聊天时说起几个孩子，还会经常提到儿子说的进电脑教室要套鞋套的事儿，不过用他的话说，那叫“脚套”。
除了欣慰，寄读在县城的生活费还是让这个家庭有些吃不消。惠宁算了一下，光吃饭、几个娃娃的学费、资料费，省着花一年也得8000多块钱。
韩万宁想进城打工，可腿始终很疼，干不了重活儿。“不知道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什么的，也没去检查过”。他去县城找过工作，去过餐馆和建筑队，但都没成。去年，他贷了1万元买了十几只羊，谁知搞退耕还林开始了，山上不让放羊了。为此，他还被罚了两次款，一次2900元，一次2000元，到现在，本钱还没收回来。
起初，妻子惠宁在县城摆摊儿，卖小孩裤子，但生意不好只好不卖了，现在窑洞里还压了一堆旧货。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一摆摊，几个孩子的吃饭都成了问题。刚开始时，姐弟3人放学后你切菜、我烧火，自己做。韩万宁看着有些心疼，又怕耽误了娃娃学习。
如今，一家人的日常开销都落在了大女儿每个月七八百元的工资上。
韩明的英语成绩不好，想上补习班，一次要5块钱。孩子跟惠宁“闹”了5天，最后还是没让去。“一个补都得补，哪有钱!我不想让娃娃说我偏心”。所以，没办法，惠宁只好跟孩子们说，都不上辅导班，买来辅导资料，大的教小的。
惠宁说，她现在每天想钱想得头疼。二女儿韩丹要上初中了，这又是一笔开销。
同时，她又觉得有点儿亏欠大女儿的。前不久，大女儿跟她说，想辞了工作，干点别的，或者去学点手艺儿，惠宁没答应，现在在县城的开销就指望大女儿的这点工资了。
城市学校出现“大班额”压力
韩明说，他的班上，大多数学生和他一样，是从农村转学来的。
近几年，农村中小学生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开始加剧。农村的流向县城，县城的流向大城市;而县城之间、学校之间，学生越来越向一些优势学校聚拢。
家住清涧县农村的惠某将3个孩子送到了延川县县城读书。“延川县城的学校教学质量好。”加工销售粉带的惠某听外面的朋友介绍，于是，便陆续将3个孩子转到了延川县城。
从大儿子到延川县城上学开始，这家人已经在延川县城住了6年，相继换过五六个住处，有的嫌太远，有的房子拆迁了。3年前，他们搬到了延川县城南关小学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
房间显得狭小拥挤，孩子们甚至没有一个专用的书桌。
老大惠康上初一，“喜欢读书”，成绩总在全年级前几名。因为家里没有安静的学习空间，这个15岁的男孩每天总是很晚才回家。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到年级前几名，这样家里就不用掏学费了。”“大儿子学习辛苦，所以每天给他吃一个鸡蛋，一袋酸奶。”妈妈惠红说。对此，小女儿妞妞有意见。
妞妞学习成绩也不错。在她的学校里，还有很多像她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延川县南关小学校长王东娥说，截至今年6月底，全校1500多名学生中，有86%是农村的生源。
在乡村学校面临“生源荒”的同时，一些县城甚至城市学校，出现了学生多教室少，甚至“大班额”等问题。
一直以来，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一直困扰着子长县教育部门。据该县教育部门统计：在2003年开始的教育布局调整以前，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高中平均每班85人，最多的达100人。所以，教育布局调以前，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高中平均每班85人，最多的达100人。所以，教育布局调整开始后，撤并乡村小学的同时，在县城又投资新建一所初中，一所小学，解决“大班额”问题。
被挖到大城市的“尖子生”
县城学校的学生也同样面临生源流失的问题。
清涧县昆山中学被认为是当地最好的初中，占据了该县大部分优秀生源。尽管这样，这所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下降。
据该校统计：2005年至2006年，学生一度达4800多人，还开办了高中部。后来，高中部因“效果不好”、生源问题而被迫停招。截至2009年7月，学生人数下降至2600余人。
“学生一到初二就开始流失。”该校一位姓白的副校长说。去年秋季开学，原本初二有16个班，升入初三时，只剩下了12个。“有的双差生退学了，还有一部分转学了。”
此外，有一些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一到初三，就开始在各地“挖尖子生”。
张明(化名)原来就读于昆山中学。2008年12月，正在读初三的张明突然听妈妈说，西安的学校来招人了，本不愿意去的张明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参加了考试。那年，和他一起考到西安的同学有9个。
2009年春季开学，张明来到西安，就读于西郊一所重点中学，开始了他的寄读生活。“不是父母要求去，我还不想去。”张明说，如果家乡有这样一所重点中学，他也不会选择来西安。
新班级有57个学生，全部是从省内其他县市招来的。刚开始，张明状态很不好，有点想家，而且“老师为了赶进度讲得比较快”，张明有点听不进去。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再后来，整个生活便淹没在紧张的中考复习中。唯一觉得不好的是，“就是学校的饭菜太贵，一天得15块钱。”
来自韩城的徐青(化名)一直很渴望到西安上学，理由是“老家那里太乱，没法安心学习”。
初二那年暑假，经老师介绍，徐青参加了招生考试，最后缴纳了3000元，进入了西安一所重点中学。后来，听新班级的同学说，他们的学费不等，还有5000元和7000元的。
来到学校后，徐青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环境中。
“我们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徐青说。他发现：“刚开始，大家潜意识里都很无助，身边的人都渴望交朋友，而且越多越好。”
“为什么感觉很无助?”记者问。
“都是离开家的啊，身边没有父母，只剩自己了。”
这是在以前的学校所感受不到的。“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徐青说，宿舍的5个同学相处得特别融洽，“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很多事情都互相帮忙，比如借钱……”
在这里，除了学习，他们还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不过，有时也会想家，尤其是生病时。
“那次发烧烧到40度，特别想父母，什么都不想干……”徐青说。不过，因为怕父母担心，他没敢告诉他们。那次，全班的男生都跑来看他，让他觉得心里很温暖。
在整个采访中，记者接触过3个这样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如果老家教学条件和城里一样好，绝不选择这么早就离开家乡，因为毕竟那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
【乡村教育调查报告：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相关文章：
“聚焦乡村教育 关注乡村教师”征文启事09-25
乡村医生聘书01-28
春节乡村作文01-26
乡村过年作文01-12
乡村中学校长的工作汇报09-22
乡村旅游的调研报告11-24
美丽乡村调研报告12-05
乡村振兴调研报告09-28
互联网对乡村小学数学教育的作用论文11-14
乡村殡葬的哲学思考论文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