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大了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力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在2007年10月表示，我国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基本解决，大部分省份已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重心已由“清理旧欠”向“预防新欠”转变。[1]这一消息确实鼓舞人心，但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咨询和办理的案件来看，即使“旧欠”已清理完，“新欠”又接踵而至，仍然有大量农民工因拖欠工资而来求助，农民工欠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欠薪不但使农民工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而且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自2005年9月8日成立至2008年5月31日，共接待欠薪咨询案件6232件，涉及农民工65320人;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欠薪案件1880件，涉及农民工2830人次。现以工作站援助的欠薪案件中可核查的2782名农民工为基础，对当前北京市农民工欠薪情况进行分析。

　　一、农民工欠薪案件的特点

　　(一)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

　　表1 年龄分布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虽然近几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有增加的趋势，但仍以青壮年为主。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6.3岁，其中25岁以下的占18.6%;35岁以下的占46.9%;另外，36—45岁的比例较高，达到了34.4%，主要原因是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大多要承担子女上学及赡养老人的负担，外出打工的人数比较多。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打工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欠薪不仅会造成农民工家庭生活困难，还可能影响下一代的教育成长和老人的赡养。

　　(二)农民工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表2 性别分析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受援助的农民工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占绝大多数，是女性打工者的18倍还多，是打工人员的主力。在145名受援助女性当中，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有61人，建筑行业仍然是人数最多的，其次是加工制造业，有57人。女性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一般来说较多的从事杂工、小工等工作量不太大、危险性也比较小的工种。

　　(三)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

　　注：本表统计基数为2782人

　　在工作站援助的2782名农民工中，具有大学文化的只有5人，具有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也是非常少，绝大部分的农民工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有的农民工来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时连字都不会写。这与国务院研究室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外出农民工年龄较轻，思想活跃，有强烈的外出冲动，也较为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的生产要求，但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多数只能吃‘青春饭’，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的农民工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一旦权益受到侵害，不知道怎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

　　(四)从事建筑工程的农民工占绝大多数

　　表3 从业领域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统计，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占30.3%，在建筑业就业的占22.9%，两者所占比重最大。从工作站援助的农民工从业结构来看，建筑领域的高达88.3%，农民工已成为建筑用工的主要来源。建筑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行业准入的门槛低，适合于文化程度偏低的青壮年农民工;但这个行业也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发生工伤事故比较严重的行业。

　　农民工从业领域以及文化水平低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这种趋势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还不到位。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键也在于对建筑领域的规范管理。

　　(六)外出找工作主要依赖别人介绍

　　表5 外出就业途径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4年的统计，88%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的仅占到12%。从表5的统计来看，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没有明显变化，自发性外出的占到总数的93%。农民工外出打工仍然以地缘、亲缘关系为主，这里所说的“别人介绍”主要就是指“老乡带老乡”的形式。这部分农民工在离开老家时基本上就确定了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这种方式成本低、成功率高，是目前最主要的就业途径;而劳务中介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2782个农民工中，只有0.07%是通过中介找到工作的。目前的中介市场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提供的有效就业信息不足，而且质量参差不齐，还要交纳不菲的中介费，难以得到农民工的信任。

　　(七)包工头

　　注：本表基数为2782人

　　从统计数字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跟随包工头干活，占到总数的82.5%;在工作站成立一周年(2005年9月至2006年9月)的调查中，这一比例占到87%，可以看出，跟随包工头干活的农民工人数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非建筑行业申请援助的农民工人数有所增加。但在从事建筑工程的2457名农民工当中，这一比例仍然高达91%，与一周年的调查(92.7%)相比虽然略有降低，但比例之高仍然令人担忧。虽然包工头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民工就业的渠道、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但包工头的存在无疑是导致劳动力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七)务工期限较短

　　表6 务工期限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93名农民工的务工期限在6个月(含6个月)以下，其中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有1941人，占到92.7%。由于建筑行业本身的特点,一旦工程结束，农民工的打工日子也就随之暂时结束，因此大部分农民工在同一单位务工期限很短。连续务工在6个月至1年间的农民工人数为508人，比例为18.3%;连续务工期限在1年至2年之间的农民工人数为72人，所占比例为2.6%;务工期限在2年以上的农民工有109人，比例为3.9%，其中仅有37人从事建筑行业。务工期限在1年以上的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加工制造等较为稳定的工作。

　　(八)受援助的农民工来自河北的最多

　　表7 籍贯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工作站援助的案件来看，河北省的农民工数量最多，有1088人，所占比例达到了39.1%，这主要是由于河北省的地理位置邻近北京。而四川省和河南省原本就是两个农民工输出大省，申请援助的比例也就较之其他省份要高，分别为403人和474人，所占比例分别是14.5%和17%，其余农民工主要来自安徽、山西及山东等省份。此外，北京本地的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也逐渐增多。

　　(九)群体性案件发生的比例较高

　　表8 涉案人数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在工作站援助的案件中，群体性的欠薪案件发生比例较高，5人以上的群体性案件共129起，涉及的农民工人数为2584人，所占比例高达92.9%;而11人以上的欠薪案件78起，涉案人数为2221人，比例为79.8%。群体性案件发生率高，与农民工主要在建筑行业打工有关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包工头。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结案形式以法院判决和律师调解为主

　　表9 结案形式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已结案件中的2309人

　　在已经结案的2309人中，主要结案形式为法院判决和律师调解。其中通过法院判决结案的人数为1101人，所占比例为47.7%。调解结案的总人数为866人，所占比例为37.5%，调解结案的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证据不足及维权成本过高，许多农民工主动选择或被迫接受调解。在调解中，律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律师调解结案涉及的人数为635人，占全部结案人数的27.5%，大概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通过律师调解结案。此外，工作站对312名农民工终止了援助，有一些案件是因为当事人提交给工作站的证据中存在伪造情况，如杨某等151人欠薪案中，援助律师经过去农民工原籍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工对于该案已经申请援助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其提交给工作站的授权委托书(已经过公证)和证据欠条中有包工头伪造的，因此工作站决定终止对其进行法律援助。还有的案件在律师为农民工办理援助手续后，在较长时间内联系不上农民工，只能终止。这种情况下，如农民工再来申请援助，符合条件的，工作站同样会受理。

　　(十一)农民工欠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表10 欠薪发生年份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457人

　　从工作站援助的案件来看，在2001至2008年这一段时间里，除了2002年只有一人外，其余年份中，200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数量最多，有679人，所占比例为27.6%。2008年度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数量明显减少，一个原因是统计时只截至2008年5月31日，尚未到年底结算工资的事件;另外，援助律师在办案中感觉到，现在政府采取的遏制欠薪案件发生的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尤其是针对大中型建筑公司，即使其将工程违法分包或发包给包工头的，农民工欠薪的数量还是大大减少了。因拖欠工资到工作站求助的农民工当中，其他行业的逐渐增多，追讨加班费的也在增多。

　　二、农民工欠薪维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难以区分，不利于农民工维权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是在司法实践中界定非常模糊的概念，两者都以一方提供劳务以获取相应报酬为基本形态;但在不同的关系中，劳动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适用的法律完全不同。如判断为劳动关系的，要适用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要遵守国家对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安全标准等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劳动者团结权的行使;但如果确定为劳务关系的，双方只是提供劳动和给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规定，接受劳动方没有对劳动者的惩戒权，但也不必遵守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的约束。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两者之间如何区别，就连劳动法专家也会有不同意见，而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区分不明，对于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来说，却可能使其难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从北京市农民工办理的拖欠工资案件来看，2457名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打工，占到了总数的88.3%，除了122人是由律师直接调解结案的以外，有2177名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后，是按照拖欠劳务费起诉的，占到88.6%。从统计数字来看，工作站处理的绝大多数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是按照劳务关系来讨要其工资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打工时并非直接受雇于建筑公司，而往往是跟随包工头打工，无论工作内容、工资约定、日常管理还是工资发放，均依赖于包工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就认为农民工是跟着包工头打工的，与建筑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两者当然无法建立劳动关系，而只能是与包工头形成雇佣关系，从而将其划入“劳务关系”的范畴。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农民工在意识到运用法律维权时，常常已经超过了60日仲裁时效(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之前，仲裁时效为60天)，如果仍然坚持劳动关系，得到的必然是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决，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以劳务关系直接向法院起诉。

　　一旦被认定为劳务关系，农民工的很多权益就难以保障。如月收入可能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日工作超过8小时的无法要求支付加班工资，被拖欠工资无法主张25%的经济补偿金，在诉讼时也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而且法院一旦认定双方是劳务关系，往往会判决让包工头承担“雇主责任”，由于包工头流动性频繁，可能导致判决难以执行。

　　(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农民工权益难保障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的凭证，是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劳动者保障自身权益、双方处理争议的重要依据。《劳动法》第16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0条也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出于各种目的不愿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工作站援助的2782人中，只有194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7%，并且其中有59人的合同是由用人单位保管的，农民工手中并没有。国务院研究室所做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称，据劳动保障部2004年对4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也仅仅为12.5%。[2]农民工直接找用人单位索要工资时，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承认其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加之没有其他的证据，造成农民工讨要工资时求告无门。农民工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只能确认与用人单位的事实劳动关系，增加了维权的困难。

　　即使事实劳动关系得以确认，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的明确规定，农民工的诸多劳动权利仍然处于未明的状态，如工资数额难以确定。有的农民工在打工之初与用人单位有过工资数额的口头约定，但一旦发生争议，往往因用人单位拒绝承认而致工资数额不明;还有一些农民工打工时也没有对工资的明确约定，被拖欠工资后更是难以说明。当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只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无法确定具体的工资数额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的裁判就有不同。有的判令用人单位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农民工工资，如工作站援助的陈某被拖欠工资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公司按照每月580元(北京市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最低工资标准)向工作岗位是公司技术管理人员的陈某支付工资，显然与陈某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差甚远。但工作站办理的欠薪案件中，越来越多的裁判者在工资数额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用人单位又提供不出工资支付凭证加以证明的情况下，会裁判支持劳动者主张的数额，由用人单位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是对劳动者非常好的保护。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加重了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力度，劳动合同签订率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用人单位种种规避法律的做法，如用人单位签完合同后即收回，以便应付劳动行政部门的检查，或者当劳动者诉至仲裁委或法院时，避免受到不利处罚，但实际上劳动者本人并没有合同，其地位仍然类似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一旦权利被侵害而用人单位又不愿承担责任时，只能先搜集各种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若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很可能拒绝承认其为本单位员工，也不可能承担责任。还有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虽然也能给劳动者一份，但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额却不是实发数额。如工作站接待咨询的张某被拖欠工资案中，张某每月实发工资1200元，但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额只有每月730元(北京市2007年至今的最低工资标准)，如张某不同意则立即辞退。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一般都不会因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侵权而放弃目前比较满意的工作，但如果发生争议，仲裁委和法院很有可能按照劳动合同中的约定来裁判，农民工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

　　(三)超时间劳动现象普遍，加班工资难以保障。

　　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3]工作站援助的农民工从人数上来看，绝大多数从事的是建筑工程工作，加班加点现象更加普遍;并且，用人单位(或包工头)也很少支付加班加点工资。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包工头往往与农民工约定日工资标准，如架子工每日工资70元，小工每日工资45元等;或者直接按照工程量约定。无论其工作多长时间均以此为准，并且考勤记录也只是记载工作天数，几乎没人统计每日工作的时间。因而对于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来说，加班加点工资难以保障，不仅是缺少劳动合同难以认定的问题，还涉及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再确认劳动关系后加班时间证明的问题。由于建筑工地被拖欠工资的，往往以拖欠劳务费(劳务关系)为由直接向法院起诉，也就无法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性规定来要求加班工资了。

　　从事餐饮、保洁、保安等服务业以及加工制造业等非建筑行业的农民工，虽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比较容易认定，但存在的严重超时工作和不支付加班费的问题同样严重。2007年，由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牵头，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协助下，开展了有关女性农民工劳动权利的随机问卷调查。从调查的统计数据来看，730名被调查的女性当中，日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有346人，占47.4%;311名女工表示加班是单位的强制性要求，占到总数的42.6%;244名女工表示没有加班后没有加班费，占到总数的33.4%。实际上，该调查从女性的视角反映了存在于整个农民工群体中的问题。

　　从工作站提供咨询以及办理的案件来看，有些用人单位明确拒绝支付加班费，而有些用人单位却采用种种手段规避法律对加班费的强制性规定。

　　用人单位最常用的规避方式则是采用计件工资制。表面上看起来多干多得，实际上超过8小时后的工作时间所得仅仅是普通的工资标准，并没有按照加班工资的标准支付。但这种方式有隐蔽性，很多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被拖欠了加班工资。如杨某欠薪案件中，杨某于2008年年初来到北京某床上用品公司做缝纫工，实行计件工资制，后杨某被拖欠2个多月工资。杨某来工作站求助时，律师发现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除了按照计件工资计算的工资数额外，还应该向单位主张加班期间的工资，而杨某起初却觉得自己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即可。

　　还有的单位安排职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却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也不支付加班工资，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如工作站办理的崔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案件中，崔某是某物业公司的一名电工，物业公司安排崔某实行工作24小时休48小时的工时制度，工资是固定薪酬，每月1200元。但物业公司并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提交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只能实行标准工时制，也就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40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小时的强制性规定。物业公司自己的工时安排很明显违反了该规定，但公司却认为自己已经给崔某充分的休息时间，不应该再支付加班费。还有的农民工做保安工作，根本没有安排具体的工作时间，往往值班室就是宿舍，要保证一天24小时对所负责小区的安全巡查，没有事情时就可以休息，但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和休息时间就很难判断。如工作站接待咨询的王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案中，王某被某物业公司派驻某小区做安全保卫工作，月工资固定为800元。夜里王某一般都可以睡觉，但如果有车进出，就需要他开门并检查。对于王某是否存在加班、如果有加班应如何计算加班费的问题，就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

　　由于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性和多样性，往往较之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更难判断其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也更难得到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对其加班费的支持。

　　以上是小编整理的“农民工欠薪案件研究报告”，希望能帮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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