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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民工调研报告
在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素养的今天，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避免篇幅过长。那么一般报告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生代民工调研报告，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生代民工调研报告 篇1
XX年的暑假，我到惠州以打工的方式参加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在此次暑期实践过程中，我着重调查了新生代民工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前，在中国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4亿人之多，占务工者的60%多。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一、新生代民工的社会特点
新生代民工是难以定义的一群社会群体。尽管现在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里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新市民”才是广大新生代民工的追求的目标。
总之，他们是时代的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我认为，当今社会对他们的看待，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态度。那些城市人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低品位老板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肩负历史使命的群体，更无助于国家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唯有在更深更广的时代层面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一代承载者，中国未来的又一群创造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新社会主义梦想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梦想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的民工太广泛了，那些背着笔记本电脑四处奔波的也是民工，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所以今后的民工应该抽出精力时间提高自己的专项技能，也就是说要有一技之长。过去百万民工过大江，现在没有技术的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干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带来的必然是结婚生育后代教育等问题，民工赚钱难，花销的确因为在城市中而增加，那就迫切需要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但是如何提高呢？唯有走技术工人的路线，同样的活你能做，别人不能，你做的更好就有饭吃，拿的就多。社会就业是残酷的，新生代民工更需要加强自己的能力。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
新生代民工的金钱价值观比起老一届民工发生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显着特点。
据我在暑期实践期间内的调查，XX年七、八月，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1500元，只交回老家500元，即将近七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例如：上网、唱k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月光族”等不好的现象。在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60%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根据我的调查，有68%的新生代民工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奢侈的男女交往往让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在森裕鞋材加工厂，大部分新生代民工都是来自河南一带，乡下的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城市的时尚节奏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梦想。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回到农村难以立足生存。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间隙”而出现“民工荒”等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第一代农民，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森裕鞋材加工厂的招聘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16到25岁，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学历普遍在初、高中甚至大学）；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在惠州众多工厂里：新生代民工有78%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念”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就业发展的机会。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等是他们的聚集地，新生代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特别是
广东的新生代民工，主要把目光集中在第三产业（服务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平等地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社会期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这是一个第二代农民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我曾经采访过森裕鞋材加工厂的人事部负责人，他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歧视与城市融入‘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再者，新生代民工由于思想的时代化，在管理方面很多时候都要注重时代隔阂，大多公司都是以‘70后管80后，80后管90后’的模式在运行。”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
四、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六大问题是：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都是社会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五、怎么样解决新生代民工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要真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自由流动不成问题的今天，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是一件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尽快采取行动。在没有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入户时，城市管理者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困难期。各地政府应逐步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争取尽早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这种不公平的等级划分。第二，要为农民工获得城镇住房制定相应的政策。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摆脱流离颠沛的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客观地说，在户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围，若农民工可购买经济适用房，将吸引过多农民工直至城市不堪重负。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为新生代农民工修建宿舍或单身公寓。长远看，应综合考虑集体农村土地制下农民入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即将农民工作为集体一员“共同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其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变为购买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第三，要动员社会力量，提高农民工的文明素质，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创造条件。尽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政府、用人单位、公益组织等，应为农民工举办更多活动，或者支持农民工自己举办，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以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接受。另外，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在基础教育上保证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等改变命运，有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
总地来说，新生代民工身上富有很多时代的气息，这些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身上也带有一些时代的陋习，约束他们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新生代民工，而新生代民工的发展又要社会来提供保障，两者相互相乘。
除了社会要改变对新生代民工的看法和待遇之外，新生代民工的崛起还有赖自身知识的增加，中国的崛起靠的还是知识。在学好技术和本领的同时，新生代民工还应抓住工作中的机遇和挑战，适时的表现自己的能力，搞好与周边的人的关系，抓住机会往上发展。与此同时，对自己严格要求，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分步突破也是很重要的。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协调社会与新生代民工的关系，新生代民工必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他们的辉煌足迹！
新生代民工调研报告 篇2
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他们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亟须——
“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状况
现时社会普遍认为，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于是就有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
“新生代”农民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与其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土地的眷恋、依赖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预期很低，反之，对城市的认同，对城市生活的预期很高。
二是虽然文化程度依然较低，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已超过6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过10％，且约有30％以上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尽管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但就业结构有所改变，更多的人进入工厂和第三产业，在相对好的环境中工作。
三是更重尊严、健康与发展。尽管挣多的工资仍是他们到城市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在挑选工作时，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对那些具有浓厚排外色彩的企业与城市，即使工资较高，待遇较好，不少农民工也会选择跳槽或离开。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特色，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四是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分享现代城市文明成果。
五是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强烈，表现出比其父辈明显得多的文化气息。超过30的农民工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有高达56％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低层次的活，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
六是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他们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挤、被城市人轻视，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长期被忽略甚至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逆反心理。
七是面临“技术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但随着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亟须改进乃至创新，立足点和落脚点，就是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实际。
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加以考量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贯穿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始终。
从过去近3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为工业发展、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务工中逐渐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这种通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是目前切实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与途径。
从今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农民工的非农化和产业工人化及其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丰裕的条件下，现实的道路可能只能是制造业立国。而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则取决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提高农民工素质，当然要切实搞好农民工培训教育。但如果不能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培训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为一个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接受任何技术技能培训都将是临时的不确定的，这种状态不仅会使农民工接受技术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挫伤，而且将使技术技能培训很难取得真正成效。因此，搞好培训、提高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局出发，调整现在的法律和政策，才能不断推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
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凸显出来的问题，相当程度是制度造成的。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调整现有法律和政策，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农民工权益问题是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这种制度性的因素不是一个或若干制度，而是一整套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诸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人口迁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组织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造成的，这些制度从总体上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受到整体排斥，致使农民工权益缺乏制度性的长效保护机制的维护。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权，多是非稳定、非持续的政策、措施或检查。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维护机制，使农民工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制化和长效化。概括地说，一要政府牵头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大工作力度，采取综合措施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关心、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良好氛围。二要通过多种途径，使法律成为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不是仅仅靠政策性措施和临时性突击检查来维护农民工权益。三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准入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促使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构建城乡一体、竞争有序、高效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四要积极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失业、退休养老以及社会救助问题。五要构筑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社会支持系统。政府、工会、社区、用人单位、血缘和地缘等六个层次的力量要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城市农民工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六要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和组织能力，特别要把农民工从地缘和血缘组织转移到正式的工会组织中来，使其信息传达和利益诉求渠道合法化、制度化，从根本上依法有序地维护农民工权益。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农民工既需要工会在其经济、劳动权益上的维护，更需要在文化上的引领教育。这样更符合其长远利益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想方设法丰富农民工的文化体验，使他们在体验城市文化之中，在与城市文化互动之中加速其农民工角色与身份的转换。要围绕提高农民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现代公民教育。在开展这些教育活动的'时候，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规范。行为规范是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自觉遵守各种规范是素质高低的外在体现。二是道德。道德或道德取向的背后是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伦理观等，是素质高低的核心所在。应对农民工加强荣辱观教育引导，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参与。让农民工成为职工代表，组织农民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让农民工感到，工人阶级对国家、企业事务的参与，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组织的参与。要把思想道德教育与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组织农民工参与，让农民工在参与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在参与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形成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知耻的道德风气和道德价值取向，达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的目的。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工会的大学校作用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不仅制约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权益享有和实现能力，而且也制约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政府、工会、企业、社会各方都有责任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搞好企业培训和工会集中培训。中国工会上百万个基层工会，应协助、监督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用于职工在职教育培训。当前在职教育培训，要突出农民工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应企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地区，工会应设立农民工学校。办学模式应根据各地情况采取多样化形式。要做到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素质。
“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应不断地向非公企业延伸，最大限度拓宽活动的覆盖面，把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涵盖进去。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深知自己融入城市的“资本”——文化、技能不足，因此，最希望掌握的知识是与工作相关的知识、计算机和经营管理知识，这样不仅可以找到自己较为满意的工作，将来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争”活动应把农民工这样的愿望与企业愿景相结合，引导他们把学习、提高的愿望持续发展，以关心、鼓励的态度动员、组织他们主动学习、自觉学习、不断学习。“创争”活动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不能满足树立、表彰了少数先进典型，而是要坚持不懈地把提高农民工素质，以文化教育农民工，使之融入城市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创争”活动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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