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与公共政策

时间：2021-02-01 18:24:42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社会结构变迁与公共政策

　　社会结构变迁与公共政策

　　摘要：全球化视野下的网络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的行为，也迅速地改变着社会的结构。

　　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结合信息时代出现新特征，分析在符号系统的双重扭曲的语境下的公共政策对话与重构是有必要的。

　　本文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态的社会学家的理论观点的考察，对当代网络社会结构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基本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结构公共政策社会变迁

　　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传统及其指导借鉴意义

　　从发展社会学角度看，帕森斯关于社会行为的模式变项的理论是其在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起点。

　　在帕森斯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行为的主观取向是由两项基本因素构成的：动机的取向和价值的取向。

　　在帕森斯看来，动机取向和价值取向虽然相互依赖，但它们可以独立变化。

　　对其分类度量和综合分析，便可揭示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和社会发展趋势。

　　古典社会学家如孔德和斯宾塞等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时，大多采用“历史哲学方法”。

　　他们采用阶段启发式的研究方法，认为各个社会形态是具有严格的排他性质和明显的类型区分的，不同地区的社会形态会殊途同归地经历这些阶段。

　　很多理论都已经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它试图将某种社会的特殊性普遍化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演化规律，是将特殊性推广为普遍性的逻辑失误。

　　与“历史哲学方法”不同，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抛弃了试图通过某一宏观上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整体框架的理论来考量社会的无限属性和变化趋势这一不可能的目标，转而通过少数经过逻辑论证指标来衡量社会变迁的特定属性和变量，从某个角度来说，帕森斯的理论为社会结构的共时性阐释和社会变迁的历时性分析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帕森斯继“模式变项”理论分析框架之后，又雄心勃勃地创建了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进程”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简称“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

　　帕森斯结合进化论认为，社会结构与完整的生命整体相仿，生命体组织的功能决定了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形成，因而社会系统组织的功能也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上述“功能先决条件”原则，帕森斯推演出一个著名也是最受争议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

　　与“模式变项”理论分析框架不同，“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是一个可以纵横多向展开的立体式分析框架。

　　承上所述，从方法论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试图运用“多因素同时相互作用”的原理，以一种新的“结构因果观”取代古典的单线因果观，来解决复杂社会过程的动力学分析难题。

　　显然，在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结构理论中，对于渐进的或者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解释，他的理论体现了充分的张力，但是缺少对激进的社会变迁的合理解释的逻辑维度，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化理论在面对信息化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变革的阐释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后工业时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信息爆炸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的时代，知识存量以几何指数增长，对此，当代社会学家尝试着从信息的角度解释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其中当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以及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我国反响最大，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信息化浪潮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中轴图式和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

　　贝尔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异同。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也就是说，概念性图式是根据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对其进行分类的逻辑方法。

　　而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且它还有一个中轴结构。

　　中轴原理就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

　　而中轴结构则是“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它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

　　贝尔“中轴原理”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

　　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目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

　　之所以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技术已经成为变革的一种主要力量。

　　同时期，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

　　这种社会模式的特征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

　　他认为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主要有三个：第一，网络社会产生信息主义精神，即以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他称之为信息化范式。

　　第二，网络社会构成新的社会时空。

　　社会、空间和时间在较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转变着和组织着的。

　　第三，网络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认同。

　　进入信息时代，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

　　但是，由于人们抵制这种认同感，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却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的社区认同感。

　　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国家机制、全球网络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还有在抵制认同感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区。

　　卡斯泰尔认为，尽管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

　　而贝尔的阐述方法为我们以技术为主线考察当代社会结构和变迁方式提供了基本思路。

　　在当今社会，网络技术已经贯穿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个程度来讲，话语权从中级阶层向以网络为代表的基层过渡和转移成为当代现代性社会的令人瞩目的新特征。

　　但是这种话语权的转移是不是社会结构形成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变迁的中轴性图式，依然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三、福克斯和米勒的符号系统

　　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论证并倡导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在既有行政治理模式日益失范的情况下，基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以话语理论来开辟公共政策机制的新途径是可能的。

　　他们认为，在当今网络社会的前提下，由于碎片化的社会族群和以技术革新为主线的社会聚合，宪政传统被扭曲和解构了。

　　他们指出，公共对话得以进行的符号系统已经被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和话语权的不断分解下的社会强力聚合体所垄断，因此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日益独断专行，作为对话之基础的词汇、符号和象征与他们的指称物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联系。

　　换而言之，符号系统取代了现实成为社会系统得以具象化的现实形式，社会结构随之动荡不安。

　　在他们看来，现代行政结构垄断的符号系统强化了话语权的分离，拥有符号能力的族群通过公共政策和公权力执行着社会系统的沟通功能。

　　在这里，真正的对话消失了，既没有表达对抗性的紧张关系的机会，也没有机会通过争论来界定一个问题及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一旦失去这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公共对话变成了独白”。

　　其次，不稳定的娱乐性符号话语以及以虚拟现实为取向的大众思考模式的盛行，使公共政策的指向性大大削弱，其执行力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公共政策的现实具像化和其在现实中的执行是存在交叠和错位的情况的，但由于在后现代状况下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距离，即表述政策内涵的符号系统与政策客体进行理解的符号系统的高度差异，政策的实际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颠覆了。

　　四、新的契机

　　符号特征的凸显以及多元价值观念之融合的诉求，究竟以怎样的话语系统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依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人们之间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立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政策分析和决策者必须面对的主要课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

　　信息社会下的话语系统重塑已经不再是传统环境中的双向交流的改善，如前所述，公共政策在行政机构垄断话语权的条件下缺少层次上的张力，技术的改进催生了原有社会结构中不曾存在的新形式网络，它的出现使得社会中原有的价值传输渠道受到了威胁。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信息化给公民带来的是文化再生产方式的改变。

　　首先突出的表现为文化生产的结果呈现多元性的特征，通过信息化浪潮提炼后的产生的文化符号，形成了独有的语义系统，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粗糙地抹平了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包括性别、年龄、身份、种族以及身体条件等种种基本象征性符号，极为动态地开启了信息社会条件下的结构功能的重组过程，而这种重组过程的主体本身也许就是原有系统中受益最大的部分。

　　这种变化是过去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存在的;其次，表现为公民对信息摄取方式的影响，社会功能的执行和完善程度的评价方式已经不囿于传统的口耳相传和“眼见为实”，社会结构重心的转移也不仅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指向，公民对于信息的选择方式和反馈方式决定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历程，信息摄取方式本身也成为了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调控目标之一，这同样反映了在社会结构自发变迁环境下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性。

　　第二，信息化给公民带来的是文化冲突下的自我调适失衡。

　　海德格尔说技术将人类从自然界“连根拔除”，新结构的形成和新功能的执行无一不是文化冲突的过程，在剧烈的文化碰撞交融之下，个人所能选择的最合适的自我保护方式就是将个性抹杀而完全的符号化。

　　一个不知年龄、性别、性格、经历的符号代码，人类在通过媒介延伸自己的感官时，也就是“自我截除”之时。

　　信息技术深刻的嵌入社会生活之中，感染了日常生活语言，使人的活动方式本身也形成逻辑化、工具化和物化。

　　文化交融下的个人内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膨胀的特性，然而事实上的自我符号化禁锢了这种随机的情感过程，情感、个性的产生和表达变得程式化和规范化，在新的结构形式酝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埋下了不稳定的伏笔，使得参与其中的公民经历着严重的调适失衡。

　　从这个方面来讲，社会结构变迁环境中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依然贯穿着整个社会功能发挥过程。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如何调控新结构形式形成的路径就显得至关重要。

　　宏观上引导文化再生产方式的积极转变，微观上能够减缓社会结构变迁给个人心理和情感上带来的冲击和阵痛。

　　在这里，公共政策承担了中观层面的过渡作用，宏观上的社会变迁形式上的信息化和语义系统的重铸需要被理解的方式和原因，微观上人际关系的互动和个人性格观感的形成需要受到基本保护，公共政策将个人的独特性和社会变迁的普遍性结合的过程，也成为了公共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形成的过程。

　　然而公共政策本身也是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因而在信息化社会的语境下公共政策更加具有了作为达成目标的手段即工具性和本身即是要达成的目标即价值性的双重特征，对其工具性的偏废会由于结构变迁速率过快而导致社会功能的外在紊乱，对其价值性理解的偏差则会由于微观个体的群体性分歧而导致内部结构的的内在失衡。

　　所以，解决符号系统的垄断和对话模式的重新开启都不仅仅是工具性技术层面的课题，而是深入到公共行政结构和公共政策指定和执行内部，需要在价值层面反思公共层面的指向性和代表性问题。

　　显然，公共政策过程一方面必须通过对话来揭示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蕴，同时又要成为调和不同价值观念并形成共识的艺术。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乐观的认为公共政策具有这样的新走向：在放开垄断的话语权的同时整合以技术为主线的网络社会结构，并逐渐完善符号系统使之包含了不同的话语层次。

　　所以，把民主参与作为实现公共政策对话的途径，不失为一条克服传统治理模式的民主虚假性的有效手段，是向着公共政策的本意迈进了一大步。

　　因而，我们同样可以乐观地认为，这条通过民主参与进行公共政策对话，对于改进和完善我国刚刚起步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形式，进而整理纷乱的信息社会的结构功能，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系统.南京：译林出版社，1968:114

　　[3][4]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

　　[5]Castells M, Ipola E. Epistemological Practice and the Social Science.Economy and Society, 1996(2)

　　[6][7][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6

　　[8]冯锋.重塑公共政策话语机制的后现代尝试[J].中国行政管理,2003(12)

　　[9] 张玲.论现代信息技术队社会的影响[J].决策管理,2006(3)]

【社会结构变迁与公共政策】相关文章：

试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养老结构变迁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