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
摘 要：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以“皇甫四杰”为例，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社会心态、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及诗文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体裁样式等方面带来新质。
关键词：江南;明代文学;城市变革;皇甫四杰
城市变革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依据史学家的观点，明代江南城市化进程在成化时开始显现，嘉靖年间逐步发展，隆庆、万历年间进程加快，达到高峰。百余年间，江南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工商业得到巨大发展，城乡商品经济繁荣，催生许多新的经济因素，使江南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1中晚明江南城市化进程与区域传统碰撞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作为正统雅文学的诗文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且与戏曲小说刻意趋新求俗相比，诗文更有效地负载传统参与和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作为正统的文学样式，诗文的新变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学变革的特点和趋向。兹以苏州著名文人“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从都市风情与消费文化、文人雅聚与文学生产、都市变革与传统守护三方面，重点关注中晚明江南城市化因素在其诗文创作中的展现，探究一代文士精神世界的变化及其对诗文创作的影响，以期深入诠释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的内在联系。
“皇甫四杰”指明嘉靖年间苏州府皇甫冲、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兄弟。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皇甫汸《黄先生墓志铭》：“吴趋为之语曰：‘黄家二龙、王氏双璧、皇甫四杰，凤毛鸾翼。’同学莫敢仰视矣。”[1](卷54)时人田汝成曰：“方今吴下，皇甫氏以诗学禅家，伯仲竞爽，信乎珠树丛英，照耀庭所。”[2](卷1，《东览篇序》)王世贞亦称：“吾郡以诗名天下，至嘉靖间最。嘉靖中诸名能诗者，独皇甫氏最。”[3](卷65，《皇甫百泉三州集序》)并赞其为“吴中一时之秀，海内寡俦”[4](P1067)。乾隆《江南通志》赞曰：“四(皇)甫之诗，声调仿佛相似，吴中风雅，于斯为盛。”[5](卷165)均显示皇甫四杰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
皇甫四杰生长生活的苏州，正是中晚明江南地区城市结构的核心。“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6](P118)的确，繁荣的苏州当得起“核心”的评判。皇甫汸曾放眼天下，自豪地宣称：“夫两京十三省，列郡百五十余，而吾苏为最。盖吴之巨丽，民殷物阜，财富甲于天下，素称繁剧。”[1](卷45，《送郡守刘公溱擢宪淮扬序》)也曾以“吴趋行”为题写下赞歌：
吴趋自昔称嘉丽，画栋雕楹倾甲第。陈粟流衍充海陵，杂贿筒韬溢廛肆。两塘游舫载笙歌，十里娼楼结罗绮。津亭偃鼓昼不鸣，城门弛钥夜无闭。[1](卷14)
《吴趋行》为古乐府题名，《文选注》云：“此曲吴人歌其土风也。”[7](卷28)陆机同题诗称：“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7](卷28)这种“清且嘉”的土风，到明代嘉、万时期，已经演变为皇甫汸笔下的富足、奢华、放纵和繁盛。商业大都市的物质条件和消费欲望取代了江南传统的古朴遗风。皇甫涍《城西歌》也曾用融合日光作底色，以江水烟树为背景，渐次展开商铺万家、乐歌满城、楼阁耸列和画船簇拥的苏州城市世情画卷：“吴王城西万家市，江雾黄开日照水。烟树微茫歌管中，楼阁参差画船里。”[8](外集卷4)
生活在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大都市，皇甫四杰享受着富足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成长空间，也对苏州的都市风情有着亲切的体验。
节庆活动最能真实体现都市风情、消费方式和审美趣味。元宵灯市历来具有都市的属性，常常是乡村人观览都市风光的最佳场所。明代中叶，在苏州这样富甲天下的都会，元宵张灯、观灯习俗盛行。皇甫涍《十四夜偕我兄弟友人陈、周二君闲步圃中，戏乘小舟，聊述纪兴》写在元宵节的前夜，却已是华灯不绝，游人如织：“吴阊繁华地，上元佳丽节。灯火连万家，游骑纷填噎。”连气质忧郁的皇甫涍，在这绚丽多彩肆意狂欢氛围的感染下，也一身轻松，体验着自由自在的遗世之乐：“况值嘤鸣友，清尊幸不缺。尘远芳林虚，月近寒塘洁。齐发《采菱讴》，试鼓《沧洲枻》。忘形展戏谑，凭以慰羇绁。予本邱壑人，安能久朝列。反憇惬幽栖，稍稍尘累绝。”[8](卷6)兄弟友人同船出游，纵酒狂歌，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皇甫濂夜游观灯，其《上元观灯效小庾作》云：“月出初年艳，灯传水夜春。花然千树发，色缀几重新。落焰分游绮，生香匝巾尘。欢歌随漏彻，为语洞房人。”[9]新年的喜庆犹弥漫于都市人的心头，初起的新月将夜空泻满清辉，澄澈的河水回应着月光与华灯的呼唤，多彩的火树银花映照观灯人绮丽的新装，烟花的起起落落牵动着人群分分合合，户外的笑语欢歌吸引了燕尔新婚的洞房佳人……水、月、灯、人，组合出一个光艳的世界，处处呈现新春新气象。
元宵过后，大地回春，苏州人又迎来三月初三上巳节。且看皇甫涍的《上巳篇》：“平明结伴阊门出，歌舞春阳丽服宜。横塘水满桃花色，绣舫雕栏翠幕移。穿桃傍柳清川宴，灞水流杯那足羡。酣赏唯愁西日沉，人情但使浮云变。美人攀花玳瑁筵，王孙归马珊瑚鞭。花容马影红相乱，剧乐番为众所怜。”[8](卷4)苏州城西出阊门，便是著名的横塘。水光潋滟，桃红柳绿，绣舫雕栏，佳丽歌舞。或结伴徒步，在丝丝垂柳间踏歌而行;或画舫轻移，于潺潺碧波间饮酒赏春。红日西沉，世事多变，唯有及时行乐，充分享受这份节日的盛宴。四月十四，是神仙吕洞宾的诞辰，吴人定此日为仙诞日而庆贺，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四称始于宋淳熙年间。[10](P161)皇甫汸《游仙诗引》云：“是日也，乃有玄都朗建，丹府弘开，金钥启望仙之宫，华灯焰礼神之馆。九灵教阐，则葆乐齐鸣。双童唱导，则芝香并引。吉士靓女，肃肃戾止。黥首穉齿，各各斋心。袨服照耀于池中，列骑缤纷于洞外。”[1](卷42)七月十五是盂兰佛会，其《七月十五日颂盂兰佛会》云：“萧晨凌上界，孟月会中元。绮供千花缀，芳筵百果繁。流悲咽笙磬，伫想现灯幡。解脱征冥理，俱来听法言。”[1](卷21)这些本应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最后仅在宗教的名义下，演变成一场都市人的大联欢。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吟菊，原旨为趋吉避厄，祓除不祥，可皇甫汸《九日观骑射同子约作》却以一位倜傥风流的少年登高骑射来表现这一节日的喜庆。诸多的节庆民俗活动给人们提供了纵情欢乐、张扬个性的机会，他们借节庆狂欢暂时摆脱礼法约束，得以寻找心灵的自由。 皇甫四杰宦历多方，如虎踞龙盘之地南京，“表以钟阜，环以大江，地称壮丽，俗号繁华”[1](卷36，《何翰林集序》)。南京城外玄武湖令皇甫汸印象深刻：“澄湖一浚后，千古见流长。映带群峰秀，沿洄十里苍。蓬瀛信有地，云水自为乡。鱼钥传中使，星槎倚夕郎。”南京城内则“ 轩万国至，负版四方趋。户口今全盛，山川代不殊。地邻东观密，水绕北门纡”。[1](卷24，《玄武湖供事》)。玄武湖等处风景自不待言，城中来来往往的多是朝贡者和政府官员。相比于苏州的活泼多彩，南京显现出陪都特有的稳重典雅。又如大运河山东段之临清，凭借运河优势迅速发展，是为有明一代的漕运咽喉和商业都会。嘉靖二十年，临清更筑新城，皇甫涍为之作《临清新城行》：“君不见，清源都会天下无，昨来筑城巩黄图。长河千里万艘集，乃知保障为良谟。戈船隐隐横川流，蒸霞照曜双飞楼。华京鼎峙争雄长，气压百二当中州。……金汤委输轸长顾， 峨峨此城遂辉峙。更闻安石下东山，焉得边马饮江水。”[8](卷12)大运河千里奔腾，运河上万船云集，河畔新城城墙高耸，城内高楼巍峨雄伟，四大壮丽场景交相辉映，气势磅礴。临清虽不临边塞，却对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皆具重要意义，皇甫涍用雄浑的笔调大加褒扬，一座城市蓬勃的生命力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