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诸家义利观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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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高潮，也是我国古代思想的精髓所在，其中义和利及其关系一直是古代思想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比较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几家的义利观，以期得出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先秦诸家;义利观;当代中国;启示
义与利及其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求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中历史悠久的话题。自先秦以来，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
一、义和利的含义
“义”(繁体为“义”)从汉字结构来看，是个会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会而成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我”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扞卫其中的价值，从而在言行举动，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具有感染力甚至威慑力的尊严和威望，成为他人学习的道德榜样。后来，经过逐渐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应谚、规范、善等抽象的内涵，代表着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最高道德。同时，在汉字中，“义”常常被写作“宜”，《中庸》解释为“宜也”，即“适宜”的意思。《札记?祭义》也说:“义者,宜此者也”。“义”又和“宜”相通，行为的适宜性在通过一定的“礼仪”表现出来。是指作为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只能遵循去做，别无选择的最高的义务和责任。
“利”，也是一个会意字，由“刀”与“禾”组成, 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从刀，和然后利。”意为以刀割禾，即用农具收割庄稼而有收获，获得利益、好处。所以“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 可泛指一切利益，包括公利和私利。笔者认为义利关系实质上是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公义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义利观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的思想观点。
二、先秦儒家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思想主要以孔孟荀为主，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价值标准，认为义为君子的内在价值与固有本质，君子是取义，重义轻利;小人则趋利，见利忘义。孔子的观点为儒家学派确立了“重义轻利”的基调。继孔子之后，孟子进一步阐发了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孟子说：“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他在回答梁惠王时也曾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在义利关系发生冲突时，孟子的思想是“取义”为先，甚至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孟子思想任然坚持义为先，甚至为义而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重义轻利，甚至重义轻生。荀子作为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受孔孟的影响，也坚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义与利者，人所两者有也，”(《荀子?大略》).但在义与利之间，他并非完全排除利，而是坚持义为先，利为后，提倡先义而后取利的价值导向。总之，在儒家看来，义是人立身的根本，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更为有益，提倡“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道德原则，即强调“义”的第一性。见到“利”要先想到“义”,符合“义”的行为才是应当做的行为。而“轻利”不等于不言利。在“利”和“义”的关系上，在两者相比较时，“义”先而“利”后，并不等于说要“义”就不能要“利”。但孔子和孟子所指的“利”从总体上讲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在“义”和“利”的关系中，孔子、孟子强调“义”的第一性，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也指出追逐“利”的正当性，但他们又有安贫乐道的意思。
三、道家的义利观
道家主要以老子为代表,老子主张取消义利，从道德上超越了义利讨论，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了解老子对“德”的划分，他把“无为”之德称为“上德”，把“有名”之德称为“下德”，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义利之辨就不能适用于老子的.义利观。老子认为“下德”会使人失“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所以只有由“下德”转变为“上德”才能实现其“道”的回归，在他看来仁义是世界变坏的一个象征,进而主张无为, 既没有任何仁义的社会模式，“无为之治”,“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甚至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所以才有了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 。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利而不用利，有仁义而不知仁义。所以道家的义利观虽然是完全否认义利，但是从他们超越仁义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道德的更高追求，有其积极的一面。
四、墨家的义利观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认为:“义者，利也”(《墨子?大取》)，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求利即是谋义，取利即是尚义。
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耕注》)的原则, 所谓“兼爱”，就是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墨子强调人们要爱人如己，人们应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能这样爱人如己，就会“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在此基础上的“交相利”原则是“兼相爱”原则的具体反映和实施，“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从而进一步强调利不但不非义, 而且义利并行，即“义”与“利”没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别。墨家的义利观上升为治国方略则认“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非乐》) ，这里的“利”是“公利”也即“义”，所以墨家的义利观是建立在把利国利民之利视作义的基础上的, 把个人私利与整体利益相结合，把“利天下”的公利与义等同起来，把道德评价的标准与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结合起来，它强调忘我无私，利人利国，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实现大同的社会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