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性灵派”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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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性灵派”以“求俗”的文学主张独树一帜，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性灵派”世俗化的创作倾向不仅表现在文学题材的选择上，还表现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明清之际理学、心学的发展，市民经济的繁荣，通俗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都是“性灵派”文学创作俗化倾向产生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性灵派;袁枚;公安派;俗化
一、“性灵派”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
“性灵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有清一代四大诗歌理论。“性灵说”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南朝著名诗论家钟嵘的《诗品》，而宋代词人杨万里亦被清代“性灵派”文人奉为“开山之祖”，明代“公安派”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更为“性灵派”所直接继承。“性灵说”以尊情、重趣、求新、尚才和趋俗为主要特征的美学意趣，不但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而且使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从“阳春白雪”的大雅之堂走向了“下里巴人”的寻常生活。应该说，“性灵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趋俗”的概念，这是“性灵说”区别于“神韵说”、“格调说”和“肌理说”的最大特征。自“性灵说”问世以后，历代文论家大都强调其“不拘格套”和“主情”的特征。其实，就重“真情”而言，诸家学说皆各抒己见，屡有论及，其中儒家的“诗言志”传统源远流长，沾溉后世，为众多诗论家所继承.所异者只是每派所论的“情”或“志”的内涵不尽一致而已。至于“重趣”、“求新”、“尚才”等主张，前贤亦不乏论述，刘熙载、袁宏道等皆高张其帜，影响深远。所以，真正使“性灵派”超越前人，后启来者的，是其“趋俗”的文学主张。从晚明到有清一代，“性灵说”的影响不断扩大，世间文人士子大多服膺其说，以至陛灵派”终成清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究其原因，离不开袁枚等人巨大的社会影响.然“性灵说”的俗化倾向则是其广为流布的根本原因。
所谓“俗化”即世俗化，或者说是适俗化，集中表现为关注个人及其日常生活，也即关注世俗生活的内容。“性灵派”诸贤尽管都经常论及“真情”和“个性”，没有明确提出“趋俗”的观点，但这并不能遮盖他们在文学理论构建和诗歌创作实践中的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的观念来自于明代“公安派”的影响。在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公安派“诸人所阐发的融通三教的心性之学本质上就是世俗化和存在化的士夫禅学，其旨趣只在支持一己性情的自适。”文学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文学创作实践，实际上，较之明代其他流派，“公安派”的创作情致更加世俗化，艺术旨趣更加平民化，袁宏道甚至认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追求“宁今宁俗”的创作观。这种世俗化的创作观对“性灵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虽然“公安派”和“性灵派”在文学创作上均有俗化倾向，但也存在一些区别。“性灵派”的“性灵说”体现出救偏补弊的用心.“公安派”一味放任随性的做法在“性灵派”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约束。袁宏道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而“性灵派”诗人则要求以天赋写作，并且所写必须有趣，认为“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性灵派”的代表诗人袁枚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 “诗虽新，似旧才佳”，这些辩证的看法都体现出袁枚的通达和博取.也反映出“性灵说”对于前人学说的发展和创新。
二、“性灵派”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性灵派”的俗化倾向首先表现在题材上。清中叶之时，文学创作思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创作主体在题材选择上更加大胆.更具有突破性。对于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诗人来说.高高在上的庙堂文学已不再是创作的圭臬和唯一选择，而求新、求俗，突破前人窠臼，通变化裁才是其追求的境界。袁宏道赞赏“任性而发”的、通于人之常情的作品，观点比较偏激。但如何做到“俗”，如何做到“言俗而意雅”，“性灵派”诗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一方面，他们认为，追求俗并不是要完全摒弃前贤的主张，“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并且主张“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和“公安派”文人相比，袁枚对“雅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公安派”追崇性灵，在思想上于李贽亦步亦趋，诗论一味追求“童心”，一味求俗，失之于偏激。
“性灵派”诗人并不排斥学习古人.“余尝教人：古风须学李、杜、韩、苏四大家;近体须学中、晚、宋、元诸名家”。但同时认为需要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题材更加世俗化，更为大众所接受。袁枚指出，创作时不可落古人“俗套”，要追求创新，追求“书外”功夫。诗材的平凡化、日常化是避免和古人雷同的最佳途径.所以“袁枚诗歌的创作题材大都呈现出鲜明的日常生活化倾向”。袁枚的《随园诗话》不乏索然无味的日常记事和闺帏之诗，正体现出这种审美倾向。
其次。世俗化的倾向还表现在语言上。“性灵派”在诗歌创作上讲究真率自然，语言使用上不喜用典，强调浅俗明白，使诗歌语言更加生活化、世俗化、娱乐化。自宋以降，文人作诗为文多讲究用典。“性灵派”诗人因为“求俗”的缘故，作诗很少用典，袁枚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可以看出，袁枚对用典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首先作者必须熟稔典故，其次用典必须用得恰当，生典最好不用，“用僻典如请生客人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专写性情。不得已而适逢典故。”。袁枚更不喜卖弄典故的做法，“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另外，按照经典的文学理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难以直接进入诗歌，而袁枚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家常语入诗最妙”，使时人认为其诗歌“似元白”。其实，这种主张的提出正是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反动，在历代诗人浩如烟海的作品面前，后人在语言上的创新越来越难，宋诗之于唐诗是如此，清诗之于宋诗更是如此。因此，“性灵派”才独辟蹊径。强调“下语要平淡”，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具有“时效性”或“时代性”的语言，使创作 “活”起来，“真”起来，富于“个性”。但“性灵派”在追求世俗化语言时也掌握了一定的尺度.在强调语言“平淡”的同时要求有“趣”，避免诗歌语言完全庸俗化，不致于使打油诗或民谣都可直接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