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与民族融合
研究古代文学的同学们应该知道五胡乱华，五虎指的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五胡乱华与民族融合这一论文，对需要的毕业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要：西晋末年，自中原发生八王之乱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趁机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各自的政权，虽然这一时期内胡汉民族矛盾尖锐，夷夏之防严重，但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促进自身的汉化过程，与汉族杂居相处，促进了融合的进程。另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对这一时期内对汉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互相吸取其中的优秀成分，是构成今日华夏文明主体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五胡，冉闵，融合，汉化，分治
一、引言
西晋末年，由于司马氏家族的八王之乱导致的中原大乱，战端四起，百姓流离失所，中原大乱，这时候居于北方的多个少数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开启了长时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方面的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的前辈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寅恪先生在其整理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对这一时期内胡族的汉化过程和胡汉之间的分治做了详细的描述，是这一方面的经典著作;另外，民国时期的汤球先生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也对这一时期内的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进行了有力的补充。杨茂盛、刘柏东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汉化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中也提出了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即使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内部结果机制发展的结果。这些都为我论述这一时期内的民族融合提供了借鉴。笔者就从胡族的汉化过程、胡汉之间的矛盾入手，以及胡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出发，浅议五胡时期胡汉之间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努力从中发掘出一些对于今天民族融合有利的东西加以探究和运用。
二、胡族各阶层的汉化过程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纯粹的文明，也不会存在有一个纯粹的民族，这种融合是时刻进行着的。以至于今日所形成的华夏文明的主体后，这种融合是依然持续进行着。自中国汉以后“民族融合”的发生都是由于中国北方、东北的游牧民族对中原以及全境的侵犯，而这其中最惨烈的一次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它几近毁灭了整个北方汉族文化，但同时又注入了胡族的血液。为了华夏民族主体的构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自汉朝以后，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的盘踞于中国的北部地区，势力不断扩大。到了西晋以后，胡人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对晋都城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在晋惠帝时期发生了八王之乱以后，晋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胡人趁机起兵叛乱，以五胡为主体的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南下建立了少数民族政权。此后，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
“五胡”的概念是《晋书》中最早提出来的，泛指的是东汉末年到晋朝时期迁徙到中国的外族人，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五胡乱华是从西晋灭亡开始算起的，一直延续到鲜卑的魏朝建立。自汉以后到魏晋时期掀起的少数民族内迁的高潮，大批的少数民族涌入北方。所谓“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已是事实。内迁后与汉民族杂居相处，过定居农业的生活，同时受到魏晋统治者的压迫与奴役，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少数民族反抗情绪日益严重，少数民族反抗和内迁使统治者感到忧虑和恐惧。因此，江统提出“徙戎论”主张，要求将内迁各族迁到塞外。但是他的主张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方面汉族地主需要劳动力，另外已经改变为农业定居各族不肯离开是重要原因。
北方各民族首领为了加速民族融合的速度，很早就已经开始了自身的汉化，这些少数民族首领从自身开始接受汉化，以此来加速胡族内部的汉化进程，他们积极的学习汉民族的文化，尊儒修学。刘渊本是匈奴五部之左部帅刘豹之子，幼年时曾经拜过汉人崔游孙炎为老师，后以“任子”身份居留洛阳，汉化程度很深，刘渊打出了“尊汉”的旗帜，自称“汉王”[1]。石勒本为羯族―奴隶，后投靠了刘渊，又自立为帝，建立了后赵。恢复了九品中正制，通过察举，考经等办法，为汉族地主参政议政广开门路，取得了汉族地主的支持，并重视农业生产，使北方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但是总的来说羯族汉文化水平较之匈奴要低些，但也是正在逐渐接受汉化。
这时期，从统治阶级到民众都开始进行汉化，尤其是广大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他们本来大多都是以游牧为生的，他们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仍然是游牧经济。进入中原以后内迁的各族开始了与中原相同的农业生活，开始了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种植谷物和农作物。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促使他们逐步向农业定居转化。以并州匈奴为例，太原以南汾水中游是汉族传统的农垦区，这里地主经济比较发达，是魏晋之际在氏族地位十分显赫的太原王氏、郭氏和平阳贾氏的老巢。匈奴部众为了求生，大多成为达官贵人和地主的佃客。所以成为佃客的匈奴人数量相当庞大。石勒早期的生涯是内徙是匈奴五部及羯人的生活写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匈奴和羯人由游牧-农耕的演变历程。由于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对原有的生态环境的脱离，他们脱离了本来属于他们的随水草而居的历史，开始习惯于中原的农业文化，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迫使他们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与汉族人一起劳作、居住等。不再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学习汉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使自身实现汉化。
胡族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胡族的汉化先后是不同的，一个胡族即使汉化程度很深，也很难完全消除与汉人的隔阂，消除华夷与夷夏之防。至于胡族统治者对待汉人，要看到他们虽然也任用了一些汉士大夫做官，但夷夏之防仍然严重存在，特别是一些汉化较晚的国家，他们的防范则是更为严格。集中体现在胡汉分治。最早出现在匈奴族所建立的汉国(前赵)中。汉国(前赵)以单于台管领胡人，单于台下设有左右单于辅，单于辅分主六夷部落;以皇帝管领汉人。皇帝之下有左右司隶，因此这时候刘聪、刘曜等皆兼皇帝、单于于一身，胡与汉部落的编户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二系统分开治理。一般来说，胡族系统部落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这即为胡汉分治。
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
民族的融合是一个民族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融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它在我国历史进程中主要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的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另一个是先进的民族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的民族。如“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的高欢”[2]。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次大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由于汉民族人数众多，拥有着先进的知识和文化，社会制度先进。所以就成为了民族融合的主流。这样我们也可以称这次融合为“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这其中所包含的因素有经济制度方面、人们的心理素质以及语言习俗方面。然而，如果我们单纯的认为我们汉族文化单方面的融合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这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去值得借鉴和学习，他们都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汉化的过程中，为汉族文化注入了自己的新鲜血液，使得更加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这些都显而易见的表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力，正是由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才有了今天我们多元的文化内涵，使得我们现在形成了所特有的丰富多彩的汉族文化。在这里略谈一下几点重要的影响。
1、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创新，促使经济制度进一步的完善
由于长期以来，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的作用下，中原的历代王朝无法有效的解决好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与中央政府赋税制度的关系问题，而均田制度的提出，大大缓解了这一矛盾，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唐代中叶。“均田制度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创立的一项政治制度，规定了民众授田的种类和对象，土地是可以进行买卖和继承的，还有宽狭乡授田的种类，主要是处置荒地和无主土地上进行分配土地”[3]。它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它是在我国北方土地特别荒芜，自耕农民减少的情况下出现的，从令文看，好像是处理一切耕地，但实际上只有荒地、无主地以及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才可以作为均田授受之用。另外，拓跋鲜卑在奴隶制初级阶段入主中原，所以对待战俘也较为宽和，虽然有为数较多的战俘沦为奴隶，更多时候被当做隶户和新民进行安置，对新民进行“外口授田”，这也是均田制的渊源之一。
2、胡族对汉族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的影响
在生产习惯上汉族服饰的特点是上衣下裳或宽袖长袍，穿着开裆裤，因此盘腿而坐成为了不礼貌的文明举止。胡人的服装夹领小袖、紧身、满裆裤，是为了习惯在马背上的生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期，已经引进了胡服，但没有进入日常的生活中，在这时才普及为人们所喜爱。魏孝文帝曾下令禁穿胡服，但是穿者是越来越多。隋唐的官场上也“全用胡服”，但是略有改动，将左衽改为右衽而已，这些非是皇帝的一纸诏令所能改变的，这是长时期以来生活中所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因为他们美观实用，更加便于生活。在食品方面，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过去汉族只会水煮面食，不会烙饼，真正的饼是西北少数民族带来的，因此称之为胡饼”[4]。并且在汉族人群中普及开来，成为我们今天使用面食的重要一种，胡瓜、胡麻、胡桃和油菜这个时期也普及开来。像“酥”类的奶制品，这时候也日益推广开来。
3、对隋唐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隋朝到唐朝期间，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最为繁荣、国内民族的关系最好的时期。这些不能从表面上来说是那些隋唐皇帝所拥有的特殊的天赋，这些都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这时期建立了隋朝的杨氏，以及建立了唐朝的李氏，他们的血液中都流淌着鲜卑的血液，他们所能依靠的关陇集团，其实质也就是胡汉贵族的混合物。“由于较好的民族关系能够有效的促进民族创造力的发挥，而隋唐时期能够掀起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两汉的经济文化思潮，这不得不说与这时期的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5]。
五胡乱华时期的移民运动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而使得汉民族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生机和活力。“后来随着统一的局面的形成和巩固，这种融合逐渐的得到了巩固和升华，成为了代表着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6]。
四、结语
由于在东晋时期汉人的衰竭，经历那次大的动乱之后，汉人到了宋朝时期已彻底失去了勇气，连烟云十六州都被辽所控制，何来统治?以致于南宋时期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为元所灭。我想说的是，不论胡族融合了汉族的血液，还是汉族融合了新的胡血，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因为至今为止，一个伟大的华夏民族主体已然形成，我们所要做的是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个民族伟大富强，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再需要的是为魏晋南北朝时那种血腥的暴力的民族融合，因为我们已经无法承受得起了，现在要进行的是和平下的具有新的民族融合，牢记那段历史，对于我们以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很大的影响，那段历史是刻骨铭心的痛，我们不愿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C].安徽：黄山书社，1987
[2]欧阳熙.略论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J].广西师院学报(社科)，1985
[3]白翠琴.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对汉族发展的影响[J].民族研究，1990
[4]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5]马雪芹.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02
[6]李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集体升华[J].华南师范大学(学习与探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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