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秦汉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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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成长期，这一时期的统治思想经历了由法家、黄老到儒家的变化，文化政策也相应进行了从强制到宽驰放任，再到由利禄之路诱导而趋同的调整，最终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格局。
关键词：秦汉文化;法家思想;儒家学说;差异
一、从“焚书坑儒”看秦朝的核心文化
秦孝公时商鞅用法家思想指导变法，使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此后秦历代统治者基本尊奉变法内容，国家大治。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中，重用法家代表人物李斯，完成了统一事业。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为适应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同时，也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求人们做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1]使人们的文化和思想行为在法家路线下统一起来。
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和随后的“坑儒”事件，标志着秦朝的文化专制政策达到顶峰。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对时政提出批评时，李斯起来反驳并提出禁锢文化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一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并在全国实行。次年，始皇又制造了与“焚书”异曲同工的“坑儒”事件。秦始皇御用的方士卢生、侯生等人，因不满意秦始皇的专制主义政策而逃亡。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焚书坑儒”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但直接毁坏了大量传世典籍，而且首开思想禁锢之例，用强制力量消弭反抗意识，将思想学术限制在政府圈定的范围之内。这种以法家的高压政策为核心的文化，给秦朝带来了统一六国的短暂辉煌，但更多的则是对这种政策的反抗。高压一旦超过了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便会形成更大的反弹。于是不久，陈胜登高一呼，“天下云会响应，嬴粮而景从”，而秦朝则二世而亡。显然，秦始皇力图构建的为大一统政治服务的文化高压政策并不成功，强制性的文化统一没有产生与封建政治共同发展的结果，反而严刑重法的法家政策最终激起了百姓的反抗，结束了秦朝的统治。也使得汉朝在开国之初即放弃秦朝的文化高压政策，不断探寻与封建统治相适应的文化统治政策。
二、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汉朝的核心文化
西汉开国之初，面对的是秦朝暴政和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严酷事实。为了巩固统治，汉统治者在继承了大一统的政权体制之后，在统治方针上最初却采取了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修养生息，无为而治政策。黄老之学属于道家，它在政治上主张宽驰放松，无为而治，在汉初流行一时。司马谈言之“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
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都把注意力放在休养生息方面，无为而治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果，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此时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传习学术渐成风气。到景帝之时，以儒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已形成很强的势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武帝即位后，汉朝经过多年的修养生息，已是国力强盛。此时，因循守成的黄老之学已不再适合社会需要，加上汉武帝渴望建功立业，于是即位之初就改变了“不任儒者”的政策，积极提倡奋发向上的儒家学说。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相，田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将布衣大儒公孙弘擢为三公，封平津侯，给天下士人树立了由儒术进身的榜样，引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儒学的地位空前提高。汉武帝也多次与贤良方正们讨论治国统治思想，大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政治的关键，并向武帝条陈了他的“大道之极”和“治乱之端”之说，在此之后，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全国思想的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实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将儒学正式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统治思想的转换，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
自汉武帝之后，汉朝历代统治者在儒家思想基础上，部分的吸收黄老之术，并杂以刑名，不断的补充和完善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进一步确立与大一统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三、秦汉文化的差异
秦汉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相继出现的大一统政权，在制度和文化上存在着传承关系，但是二者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
以秦而言，秦朝以法家路线治国，实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其文化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统治者以法家为统治思想，崇尚法律，迷信暴力。在建立和整顿社会秩序时，用严刑峻法来保证社会机制的运行，确实有显著的作用，法家的思想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为政出发点上看，以法家思想为依据，则统治者很容易将百姓放到他们的对立面，从而倾向于实行暴政。司马谈曾经评述法家的弱点“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但是秦朝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暴政虐民的直接后果则是统一六国的强秦二世而亡。
2、秦文化总体上表现出高压文化的特征。秦朝作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为了维护封建大一统的统治，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其构建的以焚书坑儒为代表的专制主义文化体系，却造成很多消极后果。它沉重的打击了思想学术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象，至此完全消失，学者们噤若寒蝉。除了法家学说和法律事业畸形发达外，其它学术文化事业严重萎缩。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使春秋末叶以来，蓬勃发展的自由思索精神，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秦朝以文化高压来维护统一的政策，收到的效果只是表面的，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由思想文化自由发展的时代直接过渡到文化专制的时代，这种突变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但人们的反抗意识不曾因为焚书坑儒而消失，相反却在暴力的胁迫下更加强烈。秦朝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最终葬送在自己的严刑峻法之下。
以汉而论，汉代的文化政策，以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正式确定的标志，它的文化特征及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比之秦代有以下不同：
1、汉武帝和秦始皇的文化政策，本质都是为了维护的封建统治，但二者的手段却大有不同。秦始皇用政权扶植一种学说，同时用暴力去压制和禁绝别的学说，激起更强烈的反抗。而汉武帝在扶持儒家学说的同时，以利禄作诱饵使社会形成尚儒风气，其他的学说自然衰落。再者，二者的实践效果也完全不同，秦始皇的高压政策，造成文化事业的萧条，也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汉武帝之举，却调动起人们的热情，促使民众积极的为大一统政权建功立业。
2、儒家学说强调亲亲尊尊，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维护等级制度，相对于法家的严刑峻法，更适合大一统政权巩固的需要。汉武帝对儒家学说的推崇，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
3、汉代提倡儒家学说，重视教化的功用，却不忘以刑立威，儒表法里。在兴太学、修郊祀、定历数、协音律、建封禅等的同时，对外大用甲兵，对内放纵酷吏，实行恩威并施的政策，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一张一弛的政策在武帝和昭宣执政时期表现明显，且效果显著。为汉朝的长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2]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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