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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基本思路经济论文
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期”，今年“保七争八”可期，但现行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和“非均衡发展模式”的现状要求政府政策应加快向公共政策转变，努力满足国民公共需要，不断增加“公共品”供给“非典”突如其来，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其实，现实情况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最近几年经常对中国经济发表意见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就由原来低估的6.5％调高为7.5％。中国经济新一轮周期性繁荣趋势不会逆转，“加速增长”的链条不会断裂，今年仍可获得“保七（7％）争八（8％）”的业绩，明年8％以上是可以预期的，各方面的最新迹象显示经济的活力依然强劲。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具有内在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会因短期冲击而终止。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增长周期趋势，短期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加速增长” 的中长期趋势不会逆转。
中国经济中长期繁荣发展趋势不会因短期事件而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深入进行的体制改革，包括政府体制、企业体制和各种要素市场的改革，会进一步释放出内部制度效率；
二是人口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加速增长，会促使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消费需求长期快速增长；
三是民营经济成长加快，会在强化竞争中全面改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体效率；
四是扩大开放促使外贸流量、国际资本流入加速增长，会使内部经济要素在与国际市场连接、整合度提升基础上，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率；
五是知识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新型劳动者伍快速扩大，技术流量的倍数增长，会不断增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六是政府体制创新会使宏观调控付出的代价变小，推动宏观决策效率改进。
从“非典”危机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深刻教训。其中最突出的，一是暴露出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二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管理制度创新还是比较滞后；二是显示出“非均衡发展模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领域先发展起来）正在出现效率递减趋势，二十多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一九八零年至二零零二年年均达到百分之九点九左右，但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以人为中心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仍然严重不足。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况，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加快转变工作职能和重点，重新分配自己的精力。一是通过加快民营化进程缩小国有经营规模，加快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让我们的政府官员从大量对竞争性项目、赢利性投资的审批和直接管理中解放出来，让真正转到公共财政上来，让政府政策转到公共政策上来；二是通过加快市场化进程缩小政府直接调控领域，更多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政府调节真正转到宏观调节上来。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履行其公共责任，为社会、企业和个人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断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
近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政策转变时仍要坚持“积极”淡出的精神，但重点、方式和手段应作适当调整，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强度、范围和方向。在宏观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增发国债是可行的，但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加大“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力度
按照公共政策思路，应当逐步转到公共财政，这一点已经在近几年的讨论中形成了共识。目前仍有争论的是，短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淡出”
从理论上看无疑应当“淡出”，一项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扩张型政策是不可以长期化的，是不可以一成不变的。但如果我们从发国债、减税等基本措施来理解“积极”，那么，这种“积极”的精神不能轻易放弃，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强度、范围和方向。
拿发国债来说。我们的公共设施条件还很差，离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差很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还很低，与东部、与城市、与快速的国民经济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生产性基础设施政府不来搞，谁来搞？还有，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养老、失业救济、弱势群体扶助等生活性基础条件反差更大，更需政府及早投钱来兴办。不管这笔钱是进当年预算内，还是不进当年预算内，这个责任政府是迟早要履行的。在通货膨胀厉害、债券利率高时来履行，融资成本会更高，花钱要比通货紧缩和低通货膨胀时期多得多。
有人担心发债太多会增加赤字，给未来留下财政赤字危机和通货膨胀隐患。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同样是发一千五百亿国债，不同时期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一九九八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不到七万七千亿，今年将是十一万亿，分母不断变大，发债率在变小，赤字压力也会变小。另外，如果现在不花钱搞几年、几十年后还是公共设施建设要搞的。
如果不发债搞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的供给不能增加，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短边”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还有，如果不发债，不给老百姓更多的投资渠道，在目前银行和其他金融体制运行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十万亿储蓄的大部分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浪费掉，或者，他们的钱会或明或暗地流到国外去。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增发国债，作为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实现的直接性扩张型财政行为，就短期平衡而言，要有度，这个度就是当年的赤字率不超过百分之三，这几年我们严格地在这个“警戒线”内运行。就长期平衡而言，要有适当的结构调整，改变部分资金的投向，比如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应继续加大对“三农”、中西部、社保、公共性文教卫生设施等“短边”领域的投入。这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债的职能，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各个利益体之间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但是，单纯发行国债的“积极”效果是有时限的，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它，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加大“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力度，这也是财政政策“积极”的重要表现。今年五月以来，为了减少“非典”冲击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措施，非常及时、有效。但还需要推出常规性减税政策措施，以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提高生产和消费能力，保障需求稳定增长。
结构性减税主要可以考虑几个方面：
一是在费改税基础上，从总体上减轻农民的税赋。除了减免农林特产税外，应当逐步取消农村学杂费和其他各种属于义务教育的收费，以及减免制约农民生产（对耕地）和生活的各种不必要的收费，以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二是在毕业生、各类（不仅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创业以及新技术开发等方面，实行更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以优化就业和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
三是在出口方面继续实施有选择的税收支持措施，以刺激出口总量稳定增长和优化出口结构。
四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刺激大众消费，特别是促使中低收入者消费稳定增长。
五是在税制转型基础上，灵活调减某些企业税种的税率。
“结构性”的主要涵义是，不提“全面减税”，力争国家税收总量不减少，以满足政府必要的公共开支增长的需要，“调减部分”的缺口由“调增部分”来填补。哪些能调增呢？至少有三个：
一是规范并且增加各地政府使用的国有土地征税；
二是大幅度增加水（主要是城市和工业用水）等稀缺资源的征税，将征税计入提价，提价转入税收；
三是在调减纳税等级基础上，适当提高所得税累进税率。
当然，促使国家税收总量增加的最重要途径是在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基础上，保证市场繁荣，促使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既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加快金融体制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控制金融风险，又要注意灵活性和适当弹性，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
近几年，我们的宏观调控比较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正确地选择了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在这个政策组合的作用下，我们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911”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冲击。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今年一季度经济刚刚好一点时政策就“掉头转向”，在“过热”判断下采取急促的“淡出”措施，实际面临的困难就会更大，宏观调控工作就会更加被动。可见，一项政策组合的实践一旦成功，并在现实中依然表现出积极的效应，就不要轻易改变方向，不要轻易掉头，要留时间先看一看，看准后再相机抉择。
但是，前几年的政策操作，尤其是货币政策操作，也存在一些可以总结的问题。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如何掌握“稳健”的力度、灵活性和弹性，如何妥善把握和处理好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速、物价变化目标和金融风险等问题，需要在政策操作上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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