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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敬畏思想研究【1】

  摘 要:先秦哲学集大成者荀子的学说蕴涵着丰富的敬畏思想。

  敬而顺之的天人思想不仅是人类的伦理义务和责任,而且是人类自身生命情感的需要和追求;敬而畏之的君道思想和畏而爱之的民本思想是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的一种构想,也是对儒家政治伦理的一种补充与拓展。

  荀子的敬畏思想彰显了他对传统天人关系的拷问与反思,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焦虑与探求,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现代价值,为迷失在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泥沼里的现代人,提示走出迷途的方向,更为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资源。

  关键词:荀子;敬畏思想;现代价值

  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加速了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物质的极大丰富。

  但是,与之伴生的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物欲的极度膨胀,生存空间恶化,精神焦虑,心灵荒芜。

  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缺乏敬畏之心。

  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既敬重又畏惧”。

  中国哲学中蕴含着丰厚的敬畏思想资源,这种敬畏,不仅仅是敬重和畏惧,更多的表征为在面对一切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对象时,从内心中生发出对其既尊敬又不敢逾越界限的警示。

  先秦哲学集大成者荀子的敬畏思想主要体现为“敬而顺之的天人思想”、“敬而畏之的君道思想”和“畏而爱之的民本思想”。

  本文试图对荀子的敬畏思想进行阐发,并揭示其对现代生存方式的昭示意义。

  一、敬而顺之的天人思想

  人类对天的崇拜与敬畏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商代后期的古文献中就发现有商王朝崇信天、天帝的记录。

  到周朝时期,周公旦则明确提出“天命靡常”和“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

  这一思想为儒家先哲们所继承和发展,孔子强调君子有“三畏”,其中,“畏天命”是“三畏”之首,“知天命”是人生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成就圣人的必经阶段,将“知天命”与人格境界联系在一起,表达了对“天”的创生功能的体认和敬慕。

  孔子在“知天命”历程中,深切地体悟到“天命”的奥秘无穷,因此,他采取搁置天命的睿智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这种搁置天命的做法,不仅彰显了孔子对“天”的敬畏,更预示着孔子将关注的焦点从天上位移到人间。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天人之间嫁接了一座“尽心”、“知性”、“知天”可上下通达的桥梁。

  荀子则在“知天”的基础上讲“敬天”。

  他说:“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荀子·天论》)只有“知天”才能“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荀子·天论》)。

  因此,荀子在继承儒家以德性贯穿天道、人道的人文思想传统的同时,立足“明于天人之分”来厘清天人之间的关系。

  “天”以一定的规律自主运行,“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荀子·天论》)这种“天”的神圣与伟大在于它的功用上,即是“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荀子·天论》)冯友兰认为,“自然界的运行并不是像人那样有所作为(‘不为而成’),也不是像人做事那样有一定的目的(‘不求而得’)……自然界也有它的功用(‘天功’),但是它的功用就是于无形之中使万物都能生成。

  这叫做‘神’,即神妙的意思。

  荀况在这里改造了老聃所说的道‘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又驳斥了认为自然有意识的有神论,否定了意志的天和目的论。”[1] 冯友兰对荀子思想的解读非常准确。

  荀子吸收了老子“试图用具有本原性、至上性或超越性的特征的‘道’,去消解人们对传统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崇拜,从而确立对至上的造化之根——‘道’的信仰与敬畏”; [2]同时,他将老子“道”的至上性加以改造,消除了“道”的不可把捉的特征,认为天道有常。

  虽然荀子在这里也沿用了“神”这个概念,但这里“神”不再是一种超验绝象的神秘主体,更不是飘渺虚无的精神实体,而是指“天”的内在演变与生机。

  “天”是生命的本源,是化育万物之本,万物得到“天”的协调而生长,得到“天”的滋养而成就,“天”使“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

  正因为“天”有创生万物的伟大功能,敬天顺命成为荀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说:“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荀子·不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荀子·不苟》)他的学说中有许多关于礼赞天的表述,寄托着他对“天”的敬畏之情。

  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他将“天”作为人类生存之本,并将“事天”作为伦理规范之首,足见他对“天”的敬畏之心。

  他还说,“天者,高之极也。”(《荀子·礼论》)“天”之可敬,不仅在于它的巍巍,还在于它以恒常性统辖和调节着自然界的运行:“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之事也。”(《 荀子·富国》)“天”之可敬更在于它具有君子“至诚”的高贵的品格,用无声的语言(自然现象)表达了自己的“至诚”的情感:“变化代兴,谓之天德。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其至诚者也。”(《荀子·不苟》)

  在荀子看来,“天”以“有常”之道生成万物,以“至诚”的情怀氤氲万物,因此,人类要敬畏天道,依循天命,才能远离灾祸,正所谓“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

  “天”有它自身的职责,有它自己的运行方式,人类只有掌握“天”的运行规律,顺应“天命”,才能安享天福,否则就会遭到“天”的惩罚,“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荀子·天论》)

  敬天顺命并不是在“天”的面前萎琐懦弱,把它看做主宰万物的神,消极地等待它的恩赐,而是主张人类要积极主动地掌握和遵循天命或规律,充分地发挥人的才能去利用它造福人类。

  “由于天是具有精神能动性的,因此人也应该以精神能动性作为自己的基本规定性。”[3]因此,荀子强调“制天命而用之”。

  “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弱化了传统的由于对“天命”的无知而产生的畏惧,也是对孔子“知命”思想的深化与拓展。

  它告知人类认知的主要目的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界是自己生命的载体,它生殖万物的功能及其变异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人类需要遏制贪婪的欲望,尊重自然规律,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才会得到自然的滋养。

  正如荀子所言:“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膳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当今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工的世界。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的理性精神的高扬,个人本位意识开始滋生蔓延,为满足无限的物欲,人们不停地向自然索取:“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体为本位的权利型伦理与力图通过征服、改造外在客观对象(包括他人、社会与自然)来表征自己的本质性力量的基本价值取向的结合,使得其生命存在形态是外扩的、以努力满足自身的欲望为基本取向的。” [4]

  而荀子提出了人类能利用大自然,控制大自然的破坏作用而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同时,荀子敬天顺命的天人思想警示人类在自身进化的征途中,要祛除自身的无知与傲慢,要敬畏自然,学会生存的智慧。

  这无疑在向世人昭示:“人与自然之间,不惟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更根本的则是一种相依相伴、共生共荣的伦理关系。”[5]毫无疑义,这种思想对弥合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建构人类的生态生存新模式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敬而畏之的君道思想

  荀子虽然强调人类对“天”的敬畏,但荀子的“天”不同于殷商时代对人的绝对统治的神秘之“天”,以及西周时期介入了德性的神圣之“天”,它是在人类主体视域之中的、可认识、可利用的自然之“天”。

  这表明,由于人的觉醒,跃动的人文气息已经冲破了神治秩序藩篱,开始向人治秩序转换,意味着天命秩序崩溃后,人的主体地位得以提升,个性得到肯定与张扬,人逐渐取代神而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人们对天命信仰发生质疑,天命秩序崩溃后,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也随之坍塌。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人类的原始文化生活中,生命过程的每一次重大转机,都会引起人们情感的紊乱、精神的冲突以及人格的分裂或重组。”[6]如何在摧毁颓败的旧秩序废墟上建构新秩序呢?荀子试图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来解决这个难题。

  荀子以行仁政王道的圣王为最高理想,而圣王以“善群”见长。

  “善群”的君主才能做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

  因此荀子把“善群”的君主“提到了与天地参,为礼义亦即人文之始的高度,其对主体人格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强调,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7]

  正因为荀子认为君主是具有圣人品格的理想化身,而像桀、纣这样的无德之君则被排斥于“君主”之外。

  他说 :“桀纣者,民之怨贼也。”(《荀子·正论》)“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荀子·正论》)所以,敬畏君主是他重构社会秩序的一种设想,是其伦理思想核心“礼”的重要构成部分,他将“事天地”、“尊先祖”、“隆君师”看做“礼”之“三本”。

  他说:“国者,君之隆也”;“天子者,势位至尊”;“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荀子·正论》)

  荀子对君主的敬畏,是孔子“畏大人”思想的拓展,其深层原因源于对“大一统”的理想社会的渴望。

  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方面是相对先进的华夏文化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吸取周边文化,同时也不断改造周边文化,使夷夏之间民族隔阂趋向模糊,各民族之间情感趋向和谐,民族之间壁垒渐趋消融,多元文化在长期碰撞中,逐渐形成核心的过程。

  伴随着文化上的共识,社会组织结构方式也趋向一致,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非血缘的亲情伦理,成为了中华民族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培育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理念。

  当礼乐制度崩溃,陷入了百年列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后,“天下一家”的观念仍然统摄着核心价值理念。

  这种深层的制约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百家争鸣”的理论品格——学术上的差异性和核心价值理念上的共同性。

  生活在战乱时期的荀子,深切地感受到人民对安定和平生活的渴望,为满足这种现实的诉求,荀子的政治学说自觉适应这种崇尚统一的文化传统和渴望安定的时代心理,设计了一套“法后王,一制度”大一统的治国方案。

  在荀子伦理思想体系中,国家好像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君主居于塔的巅峰,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而人民则处在塔的最底层,是国家政治中的被动力量,二者看似对立的两极,他们共同构成国家政治机体。

  其实,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尊君”与“和民”是构成天平平衡的两极,是维系政权存在的两种重要的力量。

  君民之间存在彼此制约关系,君主要体恤庶民,庶民要敬畏君主,拥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

  君主是道德的标尺、行动的指针, “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则水圆”(《荀子·君道》);“君子者,治之原也。

  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

  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 (《荀子·君道》)。

  君主以高尚的情操成为人民效法的楷模,庶民则以君主为轴心,根据君主的行为确立自己的生存方式。

  同时,荀子主张国家必须树立君主绝对权威,实行君主专制,才能使国家兴隆昌盛。

  他还将尊君思想与儒家亲亲原则结合起来,“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荀子将“尊君”纳入伦理规范的道德体系之中,强调对君主的敬畏,这是在伦理范导下,对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的一种构想,也是对儒家政治伦理的一种补充与拓展。

  但对于相信“性本恶”的荀子来说,他也认识到强调尊君所导致的君主专权的弊端,因而他又强调“畏民”,对此加以制衡。

  三、畏而爱之的民本思想

  

  儒家和谐政治伦理思想认为,“仅靠个体自觉的修身养性达到儒家的社会理想是不切实际的,需要在重视个体德性自律的同时,重视统治者和社会制度等外在因素的作用,主张统治者只有推恩于民,‘保民而王’,社会才能和谐稳定。”[6](229)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君主不仅要建立绝对权威,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关爱民众,为民谋利,给予他们生存空间,赢得民心。

  君主并不可以为所欲为,君民之间关系的互动,要求君主必须贤明。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不偏。

  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荀子·君道》)也就是说,君主必须受政治伦理的规范、礼义道德的约束,在既定的框架里行使君权,否则“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荀子·富国》)因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体现在对他人的关爱和理解。

  和谐的本质在于既给‘他者’以生存的权利,又对这种权利予以保护和发展。”[6](234)   在封建社会中,“庶民”是弱势群体,但他们在政治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荀子用“马”与“舆”、“舟”与“水”的关系来阐述自己的观念。

  他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

  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

  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

  如是,则庶人安政矣。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这是荀子民本思想的核心。

  “马”是驱动“舆”前进的不可或缺的动力系统,同样,君子为政也是这个道理,推动社会前进、促使王朝兴盛的决定因素是“庶人”力量,“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

  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

  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荀子·君道》)正因为民众的力量直接威慑着君主的统治,君主必须对庶民心中存畏,“‘畏’是实现‘敬’的手段,这一手段对社会的整合具有非同凡响的价值。”[8]这种价值体现在它促使君主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试,增强道德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真切地反映人民的愿望,真正地为民着想,将爱民落到实处,才会实现国家安宁、社会稳定。

  荀子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

  二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

  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荀子·王制》) 荀子治国的三大理念为“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而将“平政爱民”放在首位,足见其重视程度。

  如何“爱民”?荀子强调以礼养欲。

  他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人生来就有欲望和需求,作为圣明的君主不是遏制民众的欲望,而是要在一定的礼仪规范的规约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同时还要做到有礼有节,“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

  曷为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荀子·礼论》)可见,荀子将“礼”的涵义拓展为先王为了“养”民之欲,消弭纷乱,而赋予社会等级合理性的一种规范。

  如何将“爱民”落到实处?荀子认为要轻徭薄赋、不夺民利。

  他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

  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

  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

  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

  ”(《荀子·王制》)荀子认为爱民就是要养民,养民就是为民着想,采取各种手段减轻人民的负担,不能向民夺利:对于从事耕作的农民,只能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要规范他们的行为,严厉查禁从事不法活动的投机者,对于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的人们,要大力支持,包括不征收他们的赋税;对于从事林业和渔业活动的人们,要引导他们掌握适当的季节时令,不可竭泽而渔。

  怎样“养民”?荀子强调必须要富民。

  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情。

  ” (《荀子·大略》)荀子还提出具体的富民措施,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荀子·富国》)荀子要求统治者节俭用度而不使赋敛过重,加重人民的负担;不仅如此,更要做到平政爱民,使人民得以温饱而有余裕以进行生产,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

  荀子还从反面论证不这样做的危害,认为,“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在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矫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

  ”所以他强调统治者要“以政裕民”,警告统治者“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筐箧已富,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益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荀子·富国》)。

  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荀子的民本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异,“孔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思想则被荀子削去锋芒,塞入君本主义框架中。

  于是,在牺牲了民贵君轻精神的前提下,儒学实现了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并轨改造,并在理论上为后世封建政治提供了完备而切实可行的方案。

  ”[9] 其实不然,民本思想是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刘家和先生指出,《左传》中的民本思想有三个内容:(1)君权的根本在民;(2)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3)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10]刘先生对民本思想的阐述与荀子的民本思想是相契合的。

  当然,荀子的民本思想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其中最大的缺憾在于民本政治主张的实现完全寄托在有德之君主个人的德性自觉上,缺少一种制度化的东西加以规约,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也很容易孳生政治贪腐,这为政治构筑了一个极为不稳定的基础。

  总之,荀子的敬畏思想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价值认同与实践导向的统一”,[8]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荀子敬而顺之的天人思想、敬而畏之的君道思想和畏而爱之的民本思想,不仅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精神,而且对人类解决当前所遇到的生存困境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它否定天对人的主宰,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善了人类生活条件,改变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方式,但这种改变产生的负面效应是,与人类休戚相关的自然已不再具有人类德性。

  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随着人类愈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的行为的奴隶;同样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物质关系,以至亲情缺乏,社会道德沦丧。

  马克思曾经给我们指出一条发展道路,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才能摆脱异化的奴役,“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性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

  荀子的社会理想自然没有达到马克思这样的高度,但已经蕴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敬而顺之的天人思想警示人类,人的生存遵循的是“人道”,自然物运行规律是“物道”,要想“人道”与“物道”呈现和合状态,则必须遵循“天道”,所谓“天命不可违”也就是告诫人类“天道”的终极决定性。

  不过,这并不否认人的主体性和人道的合理性,“天道”本身就是“人道”与“物道”的集合体,“天道”、“物道”都是赋予人类精神价值的存在,敬畏天道本身蕴涵着人类对自身生存发展的合理性的清晰认识。

  大思想家的思想价值不是存在于故纸堆中,而是应活跃在当下现实中,与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

  我们今天研究荀子的敬畏思想,不是做他的思想守夜人,而是关切它的现实意义。

  敬而顺之的天人思想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智慧的向度,启迪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敬而畏之的君道思想,畏而爱之的民本思想,是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一种美好设想。

  不可否认,荀子的君道思想和民本思想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他的学说对于如何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尊君爱民为核心的“大一统”理念一向被认为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但其所蕴含的社会安定和谐恰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根基,而非乌托邦式的道德理想主义。

  荀子推崇平政爱民的民本思想就是呼吁要关爱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公正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理想社会,这些在当下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70.

  [2] 郭淑新.敬畏与智慧:《道德经》的启示[J].哲学研究,2010,(4).

  [3] 杨清荣.经济全球化下的儒家伦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4.

  [4] 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9.

  [5] 郭淑新.孔子敬畏伦理思想的当代诠释[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5).

  [6]郭淑新.敬畏伦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5.

  [7] 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M].济南:齐鲁书社,2001.331.

  [8]王晓丽.中国语境中的“敬畏感”[J].道德与文明,2009,(4).

  [9]王保国.评荀子的君本论和君民“舟水”关系说[J].史学月刊,2004,(11).

  [10]刘家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J].历史研究,1995,(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兰州黄河铁桥研究【2】

  【摘 要】兰州黄河铁桥见证了兰州、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发展历史。

  文章从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修建过程的史实评述、相关研究所用资料、与铁桥建设相关人物的角度,对兰州黄河铁桥相关研究做了回顾,认为应当在资料收集、研究视角、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

  【关键词】兰州黄河铁桥;晚清甘肃;述评

  兰州黄河铁桥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历经百余年仍在为兰州黄河两岸人民的交通出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事件史,兰州黄河铁桥修建中间夹杂着社会时代背景、人的因素,一个小事件映射出百年前的甘肃地方社会图景。

  中外合力修建黄河铁桥发生在近百年前的清代末期,实为甘肃近代开发史上的一次壮举。

  本文拟就近年来有关兰州黄河铁桥的相关研究做作一综述,以期更好的推进兰州黄河铁桥的相关研究。

  一

  (一)将黄河铁桥的修建置于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之下,认为其是晚清甘肃新政的重要遗存和见证,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甘肃的近代化进程。

  丁焕章先生在论述清朝“新政”在甘肃的推行和地方“实业”的兴办时,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经济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特别指出“经济方面的措施在甘肃的‘新政’中是最为显著的”[1]183,而修建兰州黄河铁桥是新政期间甘肃在经济方面的一项重要活动。

  其在简单论述黄河铁桥筹建过程后,指出“这是黄河上第一座钢铁构造的大桥,它在兰州地区的交通运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重要”。

  接着在论述新政的影响时,认为其在客观上对甘肃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包括黄河铁桥在内的一系列新政的举办“对甘肃的近代化,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186。

  庆珍、民善在《清末甘肃新政概述》中指出甘肃在清政府发出实行新政的号令之后,也着手开展一系列措施,但与其他省相比全面开展新政稍迟一些,但多在1905年以后,并由时任兰州道后改劝业道的彭英甲一手操办。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项下有“修建兰州铁桥及其他交通电讯事业”一条,指出“在交通运输方面,成效显著者为兰州铁桥的修建”,认为黄河铁桥的建成“大大便利了宁、新、甘凉的交通往来”。

  在指出甘肃地方边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新政在甘肃的推行具有消极的一面外,其具有的改革性则较为突出,“修路架桥”对改变甘肃面貌开发地方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潮流的,值得肯定的”。

  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思想、新意识”。[2]

  阮兴在《清末新政在甘肃》一文中,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考察了甘肃新政的开展,同样认为黄河铁桥作为黄河上第一座钢铁构造的大桥,“在兰州地区交通运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对甘肃的近代化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新政虽然没有使甘肃真正走向近代社会,而且由于时代的原因被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反思新政在甘肃的成败得失,有助于对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更好的促进我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李艳在《清末民初甘肃的城市近代化》一文中,从中西方在一种无奈心境中的相遇走上了近代化之路,随着政治、经济等的近代化,地处西北的甘肃在这种浪潮中开始了城市的近代化。

  从城市设施建设,提高城市职能方面,着重指出兰州黄河铁桥的修建“大大地便利了西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西北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对甘肃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认为兰州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使经兰州的贸易量迅速增加,南北两岸的交通不再受到限制,大量的农产品流入城市,使兰州市场物资更加丰富;同时还使得大量人口源源不断的涌入城市,增加了城市劳动力,加快了城市发展进程,近代化程度提高。[4]

  方学、秋帆在《历史沧桑的见证——兰州黄河铁桥修建始末》中指出兰州黄河铁桥是在晚清实行“新政”、举办实业的历史背景下修建而成,是近代甘肃走向对外开放,并认识、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结成的硕果。

  她曾极大地便利了西北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了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政治、文化及经济贸易的发展。[5]

  (二)现有研究注重于黄河铁桥修建过程的史实评述,就其立案、开办、桥料转运、修建都有相当大量的研究见诸报端,其中不乏史料扎实论述充分的严谨之作,但也有部分存在着对以往研究简单重复之嫌,缺乏新材料、新视角。

  关于黄河铁桥具体筹建过程的文章,在现有研究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几乎所有与黄河铁桥相关文章都会或多或少的涉及。

  比较严谨的研究主要有杨兴茂《清末创建黄河铁桥史事述评》(载方荣、陈乐道主编:《天下黄河第一桥》,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0-324页),王艾邦、陈乐道《长虹卧巨波——兰州黄河铁桥修建始末》(《丝绸之路》,2003年第8期)、王禄明《兰州黄河铁桥牌厦的修建及拆除》(《档案》,2004年第3期)、李自健《天下黄河第一桥》(《丝绸之路》,2005年第2期)、姜洪源《一座百年铁桥和一部档案》(《山西档案》,2009年第5期)、高源《“九曲安澜”第一桥》(《档案》,1998年第1期)、邢邦彦《清末修建兰州黄河铁桥始末记》(载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64年)等。

  其中用力最深的当属杨兴茂《清末创建黄河铁桥史事述评》一文,该文针对之前研究的局限,指出“对于兰州黄河铁桥创建中的许多曲折历程,列述不详或不准,甚至以讹传讹,亟需钩沉发隐,辨疑析误,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从建桥缘起、签约风波、设立机构、天津郑州西安转运、奏请立案、上书停建、中外交涉、施工掠影、助修铁桥、褒奖犒赏、奏销款项、善后事宜、养护铁桥等方面,详细考察了建桥相关环节,虽然作者在开始说只是作一综述和评介,但对于黄河铁桥相关研究来说已臻全面。

  此外还有论者关注到黄河铁桥的桥料转运过程,姜洪源在《兰州黄河铁桥的桥料转运》中,根据档案资料兰州黄河铁桥档案“桥料转运案卷”,为我们呈现了桥料转运的艰辛过程。

  几乎建桥相关的所有机具、设备、器材、包括水泥等桥料全部从德国进口,从天津进港,再经天津、郑州、西安三地转运到兰州,在当时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全靠人拉车驮,是最先体现甘肃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的。

  运输时间长,投入劳力大,花费银子多,是桥料转运的一大特点。

  [6]而杨兴茂《清末创建黄河铁桥史事述评》一文则更为细致的从天津转运、郑州转运、西安转运三个阶段呈现了各地桥料转运的问题和过程,如货币的兑换(市面流通的是龙圆和鹰圆,但津京一带有关货运的海关税司和火车站票房都使用的是道胜银行银票)、桥料的海关进口和税子口税,沿途内地厘税,概免重征,此外还缴纳了从天津到河南的火车货捐税银、由于桥料比较笨重只能由洋工匠逐个拆卸、由西安到兰州时有车夫私搭客货的情形。

  另外关于黄河铁桥何时改名中山桥,也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

  李艳在其《清末民初甘肃的城市近代化》一文中,引用李清凌《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的说法,认为在“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中山桥”。

  此说在相关论著中经常见到,而未找到这种观点的材料支撑,多为相互引用。

  而早在2002年,陈乐道即发表《“中山桥”名始于何时》一文,根据藏于甘肃省档案馆内拍摄于民国十七年(1928)的一帧题为《兰州饥民在中山桥乞食状况》旧照片对流行已久的民国三十一年(1942)改名说提出质疑。

  通过对此照片题款钤印的考究,认为“可确定“中山桥”名称的出现当不晚于1928年”。

  至于确切改名时间尚需相关史料的挖掘,方有定论。[7]

  此外尚有学者注意到兰州黄河铁桥牌厦的相关问题,王禄明《兰州黄河铁桥牌厦的修建及拆除》简要介绍了黄河铁桥随着铁桥交通的实用功能逐渐消退,而作为历史遗产的文物功能逐渐上升,更多的休闲娱乐功能,成为兰州的必去之地。

  [8]西迪《平抑历史的躁动——从黄河铁桥牌厦的复建谈起》则对当时国富民贫情形下斥巨资兴建牌厦提出反思,用银450两,而当时铁桥上一个一名巡兵一个月的工钱仅为3两银子,建牌厦的钱比他12年的工钱总和还会多。

  认为复建牌厦劳民伤财,蕴藏的文化意义极为有限,新建不如保护已有的文物。[9]

  (三)从所用资料来看,现有研究主要运用的是甘肃省档案馆所藏档案,比较单一,缺乏沿途运输桥料各省及对外关系方面的资料。

  关于兰州黄河铁桥档案,有多篇文章给予介绍,方荣《兰州黄河铁桥档案》(《中国档案》1996年第10期)、姜洪源《一座百年铁桥和一部档案》(《山西档案》2009年第5期)、宛志亮《兰州黄河铁桥档案》(《档案》2002年第2期)等。

  其介绍虽有出入,但由此我们可知其概况。

  兰州黄河铁桥档案由“筹建案”、“运输案”、“施工案”、“外事案”、“褒奖案”等7部分组成,共45卷、571件、2561页,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1906年7月5日),讫于清宣统三年六月十四日(1911年7月9日)。

  现有研究也多根据档案编排的顺序来安排写作内容,显得比较单调。

  这批档案无论从主体内容、时间性、形式与风格、系统性、稀有性上都很有价值和特色。

  这一全宗档案,是我国现存清代档案的一部分,它不但有在德国采购桥料,万里海运,天津海关进口,数千里铁路运输和民间运力转运130万斤桥料的长途跋涉,而且有清廷御批立项、中央机构核销经费等,呈现出了中外文档案文献交相辉映的地域性特征。

  对于近代中西桥梁交通史和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

  2003年5月,兰州黄河铁桥档案以其独特的价值,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四)从与黄河铁桥的相关联的具体的个人来切入,就个人在黄河铁桥筹议、建设中的态度作用作分析。

  现有研究主要是升允、彭英甲、傅秉鉴等人与黄河铁桥修建的关系。

  对于与之相关的外国人虽然肯定其作用和贡献,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则多是一笔带过,研究相对缺乏。

  光绪三十四(1908)年正月,陕甘总督升允奏“兰州城北滨临黄河,拟造铁桥以资利济,所有桥价运费等项,概由统捐溢收项下拨用作正开销”[10]。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十一日便由甘肃洋务总局总办、兰州道彭英甲等与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订立修建兰州黄河铁桥合同,“议定价天津行平化宝银十六万五千两,保险八十年”,由兰州道彭英甲一手经理并派藩、臬两司会同照料。[11]

  黄河铁桥由美国人设计,德国人负责建造,“承修者,为美工程司满宝本、德人德罗、华工刘永起”[12]295,其中满宝本为施工技术负责人,德罗负责收管材料统计施工进度等,工地现场技术负责人是天津人刘永起,还有从天津、上海等地招来的技术工人10余人,兰州当地雇用的铁、木、泥工匠60余人及小工百余人参与施工。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主办者展开,姜洪源《一座百年铁桥和一部档案》一文认为铁桥的建成,首先要归功于陕甘总督升允和时任兰州道兼洋务总局总办的彭英甲,这两位都是讲新政、习洋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放意识和在西北僻地开通风气的人物。

  并且特别强调建设黄河铁桥是第一例由甘肃人自主、自愿与西方人进行纯经济、技术的合作。

  [13]可是由此观察升允与彭英甲在清末立宪及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不仅令人心生疑惑,如果说通过黄河铁桥的修建能够得出以上观点,反差怎会如此之大,由开放转向保守,抑或当时这一批人仅仅是对西方的器物感兴趣,而对政治制度、观念并不赞成,在研究这一时期人物时是应当为我们所注意的。

  魏某举《代理兰州府傅秉鉴与黄河铁桥》一文,对铁桥建设中富有争议的人物傅秉鉴与黄河铁桥的关系做了新的阐释。

  傅秉鉴时任代理兰州知府,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向陕甘总督升允上“请考究喀佑斯包修黄河铁桥条陈”,从考验水力、考验冰力、预算物料、保险作法四个方面考虑,希望将提到的问题列入合同,“一一订明,以免日后轇轕”[12]4。

  有文章认为这份条陈虽有合理的成分,但从中也能看出傅秉鉴有猜疑、拖延和迟滞的消极意向,据此认为傅是守旧派的典型人物。

  魏文依据相关档案资料,从傅所上条陈的内容及各方对此的反应,最终傅的建议在黄河铁桥合同中得到了体现,指出其所上条陈“具有专业学识,进行了缜密推理”,因而对于铁桥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进而认为傅秉鉴“虑事周慎,具有科学头脑和真知灼见,善于分析和敢于提出问题”。

  由此,对傅秉鉴做出高度评价,认为他“心怀坦荡直陈己见”,对黄河铁桥的安全建设“功不可没”。[14]

  另有文章关注比利时人林辅臣父子参与清末甘肃实业,莫里循当时即“不无惊讶地发现兰州受比利时的影响很大”,而这主要是归因于在甘肃高等学堂教法语的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另一位则是曾任肃州税务官的林辅臣。[15]对于林辅臣父子的介绍详见邓明《晚清比利时父子的中国亲缘》[16]一文,可知林辅臣父子与黄河铁桥的筹建工作亦有相当大的关系。

  二

  综上,我们看到有关兰州黄河铁桥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成果,但仍有可资努力地空间,值得研究者继续拓展。

  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避免简单的重复研究、资料堆积,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拓展。

  第一、一方面在现有档案资料基础上,深入挖掘档案资料中的相关问题,使档案资料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如桥料运输过程中涉及到的关税、内地厘税问题,此外黄河铁桥筹建档案中频繁出现的统捐局卡,对于其的研究也亟待展开。

  第二、要在利用好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不断挖掘新材料,与建桥有关的外国人如比利时人林辅臣林阿德父子、美国人满宝本、德国人德罗等的回忆录、日记等相关资料。

  据报道林辅臣的后裔安妮将收集到的材料和在中国、兰州、天津等地的所见所闻,编写成了两部书,分别是《林大人》和《张子因》。

  《林大人》一书介绍了林辅臣在中国兰州、酒泉、天津、汉口等地的足迹,以及对甘肃近现代工业发展所做的努力,其中不乏大量的史实材料。

  而《张子因》一书,就讲述了安妮的奶奶,当时居住在畅家巷的兰州姑娘,以及林家家族的繁衍和传承。

  [17]另外清末民国有大量的外国人到西北游历,如莫里循、马达汉等,也留下了大量资料,需要系统的搜集梳理以展开研究。

  第三、对于兰州黄河铁桥建成后在兰州乃至西北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论述,大多是涉及时泛泛而谈,缺乏真正深入而细致的学术研究,论从史出。

  第四、就研究人员来说,多为甘肃省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占有最充实的档案资料,整理运用相对较方便,而除此之外少有人涉及,因而也导致现有研究严重同质化,缺乏新理路。

  应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如已有研究者从工业遗产角度对黄河铁桥进行研究,融合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史学及建筑美学等学科知识,剖析其内在价值构成。[18]

  第五、作为一座桥梁,对于其本身设计、结构、施工、用料等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同时作为由西方人设计的桥梁与同时期中西桥梁和建筑艺术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一个亟待开展的工作,当然这需要更多的桥梁及建筑相关领域的知识,跨学科研究显得更为必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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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庆珍、民善.清末甘肃新政概述[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40-44.

  [3] 阮兴.清末新政在甘肃[J].发展,1998(11):26-27.

  [4] 李艳.清末民初甘肃的城市近代化[J].兰州学刊,2004(6):311-313.

  [5] 方学、秋帆.历史沧桑的见证——兰州黄河铁桥修建始末[J].档案,2002(3):35-37。

  [6] 姜洪源.兰州黄河铁桥的桥料转运[J].发展,2010(3):158.

  [7] 陈乐道.“中山桥”名始于何时[J].档案,2002(5):29.

  [8] 王禄明.兰州黄河铁桥牌厦的修建及拆除[J].档案,2004(3):16-17.

  [9] 西迪.平抑历史的躁动——从黄河铁桥牌厦的复建谈起[J].档案,2004(4):14-15.

  [10] 清德宗实录,卷586[M].北京:中华书局,1987:748.

  [11] 谢小华.清末修建兰州黄河铁桥史料[J].历史档案,2003(3):72、74.

  [12] 方荣、陈乐道主编.天下黄河第一桥[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295.

  [13] 姜洪源.一座百年铁桥和一部档案 [J]. 山西档案,2009(5):6-11.

  [14] 魏某举.代理兰州府傅秉鉴与黄河铁桥[J].档案,2005(1):45-46.

  [15] 姜洪源.98年前的甘肃印象——莫理循1910年中国西北之行[J].档案,2008(2):29-33.

  [16] 邓明.晚清比利时父子的中国亲缘[J].档案,2005(6):15-20.

  [17]邵其珍.铁桥筹建者后人铁桥之上忆先辈[N].兰州日报.html

  [18] 刘起.作为工业遗产的兰州黄河铁桥建筑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8.

  专家检索研究【3】

  摘 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组织中掌握一定技能、知识的专家更是活跃在各项科研、生产活动的前沿成为创造新知识的核心资源。

  而对专家知识的管理能力成为影响组织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专家检索问题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特别是从2005年TREC设立专家检索子任务开始,有关专家检索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热捧。

  从专家检索定义、专家描述、查询主题与专家关系建模三个方面对专家检索的相关研究进行介绍和分析。

  关键词:专家检索 信息检索 专家专长

  1 引言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正在由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成为决定组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组织中的知识不仅是指像文档、报告等形式的显性知识,还包括在日常组织活动中产生并存储在组织内专家头脑中的隐形知识。

  

  正是这些活跃在科研、生产活动一线,掌握一定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专家成为了组织运用、创新知识的主要力量。

  如何发掘并有效管理组织内部的专家,日益为组织的管理者所重视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近年来的热点研究主题。

  与传统信息检索不同,专家检索作为实体检索的一个特例要求返回的是具有与查询主题相关知识的专家列表而不是相关文档。

  按照TREC对专家检索子任务的定义,专家检索的任务是在给定语料集上查找与给定查询主题相关的知识的专家列表。

  其中涉及三个要素:查询主题、语料集和专家知识。

  与前两者不同,专家知识在研究中并不是直接给出而是隐藏在语料中分散的专家证据中需要使用一定的方法才能得到。

  所以本文将专家检索任务分解为两个子任务:(1)专家知识表示子任务。

  从语料中识别出与专家有关的专家证据以描述专家掌握知识。

  (2)专家排序子任务。

  通过专家知识与查询主题间关联强度的度量,实现专家排序。

  我们将以此为线索展开对专家检索研究的讨论,组织如下:第二节介绍专家知识表示相关研究方法,第三节介绍专家排序评价相关研究方法,第四节对本文工作进行简要总结。

  2 专家知识表示相关研究方法

  专家知识表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确定哪些语料与专家有关及其关联性的评价。

  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传统IR方法,首先检索出与专家有关的文档然后将其做为专家证据以描述专家知识。

  比如在由Maybury等人构建的ExpertFinder系统中利用查询词与专家在文档上下文中的共现次数作为专家证据。

  这种方法基于如下假设,凡是文档中被提及的专家都掌握该文档的知识。

  但该假设在实际中很难满足,比如在现实中除了专家涉及文档中的知识外,专家在文档中被提及的情况还有其它有多种可能,比如在学术论文中某专家可能是作为致谢对象而被提及,或者在邮件中某人可能因为负责管理工作而成为许多邮件抄送对象。

  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专家被提及那么该专家就一定掌握该文档中的知识。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本文将其中主要的几种方法归纳如下。

  2.1 基于窗口的方法

  Fu等人放弃了传统方法中基于文档上下文判断专家与查询共现的方法,采用基于共现窗口的方法来计算专家与查询词亲密度以评价文档与专家间的关系。

  其基本思想是在文档上下文中,如果专家出现的位置与查询词间距离越短那么两者相关的可能性也越大。

  这种思想被随后参加TREC会议专家检索任务的团队广泛接受,大多数团队提交的系统在计算共现关系时都是基于这种方法或将其与自身方法相结合。

  根据Song等人所做的研究表明,在选择窗口大小时,较小的窗口有助于提高专家检索结果的准确率但同时也会降低结果的查询率。

  之后的研究中Zhu等人采取多中不同窗口尺寸计算专家与查询词的亲密度,并对不同的窗口尺寸指派不同的权重以提高检索结果的性能。

  同时该方法还常被与其它方法结合使用,比如Guan等人将其与基于文档结构的方法相结合用于评价专家与文档间的关系。

  2.2 基于文档结构的方法

  任何一种类型的文档都有其固定的格式,比如邮件的格式包括:收件人、主题、正文等部分。

  专家出现是格式中不同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与该文档的关系。

  Zhao等人通过分析专家出现在邮件格式中的不同位置,在使用该文档做为专家证据时为不同专家指派不同的权重。

  Vechtomova等人利用邮件的主题属性,通过忽略主题中的格式前缀如Re、fwd等,将属于同一主题的邮件合并成单个文件,以更准确地推断专家在该主题中所扮演的角色。

  Yao等人利用邮件中的格式信息,结合上下文中的语义信息推断专家在文档中的角色从而评估专家与文档间联系。

  3 专家排序相关研究方法

  专家排序的基础是对专家知识与查询主题间关联性的评价,如果两者关联性越强说明该候选专家越有可能是查询主题下的专家,其在排序中的位置也越靠前。

  但在目前的研究中还没有一种通用的评价方法,下面分别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方法。

  3.1 概率语言模型

  3.2 基于图的方法

  该方法是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通过组织内、外数据分析文档与文档、文档与专家、专家与专家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其一个以专家、文档为节点,专家、文档间关联关系为边的图模型。

  之后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图中的节点关系进行分析,以确定专家在网络中图中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排序。

  这方面的研究中大多是基于Serdyukov等人提出的相关性传递模型,并通过利用HITS或者PageRank算法计算每个候选专家的得分。

  相关性传递模型的思想是源于查询扩展技术,用户的检索行为通常不会在第一次查询之后结束而是会利用其结果继续进行查询操作,直到获得认为满意的专家。

  这一查询过程可形象的理解为是查询用户不断在专家与文档间的游走过程,因此该模型也被称为随机游走模型。

  如McLeanA等人利用图的结构在项目小组成员之间传递专家证据来识别项目中的专家成员。

  Campbel等人利用邮件的收、发件人属性构建专家间的关联网络,并通过HITS算法来分析专家在网络中的权威性;Amored等人对Campbel等人的方法进行了一些改进,先用HITS算法识别专家社区再进一步在专家社区中识别专家;Jie人等利用学术网络来表现候选专家之间的合著关系,并据此识别出潜在的专家及其个人详细信息。

  3.3 投票模型

  Macdonald等人借鉴数据融合技术的思想提出了投票模型,将对专家的排序问题转化为文档对专家的投票问题。

  首先通过IR方法检索出与查询主题相关文档的有序列表,之后遍历文档列表并将每个文档都视为对专家的一次投票,遍历结束以后按照票数的高低对专家进行排序。

  目前对投票模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投票形式和数据融合技术展开。

  关于投票形式的研究,毕文静等人将其归结以下三种:(1)专家获得的总票数;(2)专家支持文档在给定查询下的得分。

  (3)专家支持文档在给定查询下的得分排名。

  关于数据融合技术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expCombMNZ技术。

  在遍历支持文档列表时,expCombMNZ技术会计算专家在该支持文档上的得分。

  在遍历结束以后将每位专家的得分总和乘以他的支持文档数,并以此作为对专家进行排序的依据。

  4 结束语

  本文对当前专家检索领域研究中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按照研究问题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两类,即专家知识表示相关研究和专家排序相关研究,然后在两类研究中又分别选取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

  从其发展过程来看,2005年至2008年的TREC专家检索任务对专家检索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本文中所介绍的很多方法都是源于参与专家检索任务的团队的研究。

  TREC专家检索任务之后,专家检索的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检索的类型从专家扩展到各种实体;检索数据的来源从仅限于组织内扩展到将组织内、外数据相结合,特别是源于互联中的数据。

  同时,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从实际试验效果来看那些能充分挖掘数据特点,合理利用多种不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的研究要优于尽使用单一方法的研究。

  此外,在多源异构数据的使用与整合、语义分类词表及本体的引入、社会网络对专家专长的影响、专家专长的演化等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毕文静,沈华伟,刘悦,等.基于企业环境的专家检索研究[A].第五届全国信息检索学术会议论文集[C],2009.

  [2] D.Song,S.M. Ruger.Integrating multiple windows and document features for expert finding[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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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acdonal C,Ounis I.Voting for candidates:adapting data fusion techniques for an expert search task[A].ACM Press New Yor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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