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论文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艺美学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文艺美学论文篇1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文艺美学”概念理解较为模糊的现状，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及建设“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现实意义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自我之见。笔者认为当前提出和建设“文艺美学”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即有利于美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有利于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开展对话；有利于从平等的语境中，开展国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文艺美学；学科定位；反思
“文艺美学”这个概念，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由胡经之先生等提出之后，已经日益为学界所接受。但是，到底什么是文艺美学？它与哲学美学亦即一般所说的美学、艺术学有什么区别？它的提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不少同志、包括我自己心目中还都比较模糊。现在我把对几个问题所作的一些初步的思考在这里谈一谈，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以我之见，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美学是自18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顿提出“Aesthetic”（原意是“感性学”，后王国维根据日人中江兆民的日译而中译为“美学”）之后，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发展起来、分化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思辨哲学，它们研究美学的动机和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满足它们的哲学旨趣，具体地说，是为了建构它们哲学体系的需要，使它们的哲学体系得以完整。如鲍姆加顿，他根据莱布尼兹的知识可分为“明晰的知识”和“朦胧的知识”的观点，认为以往哲学重在研究“明晰的知识”而忽视“朦胧的知识”，这样的哲学是不完整的，他提出“感性学”就是为了建立一门与“朦胧的知识”相对应的哲学的分支学科。又如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分别研究了“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之后，感到两者的鸿沟难以填平，因而撰写《判断力批判》，把审美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中间桥梁。再如黑格尔，他把世界看做是“理念”的发展和回归的过程，“理念”的发展可以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阶段，“绝对精神”的最高形式是哲学、次高形式是宗教，那么最低的形式是什么呢？按他的看法就应该是艺术。这样，“绝对理念”的发展行程也就环环紧扣而没有空隙和脱节的地方了。这些事例都足以表明，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不仅美学的性质是属于哲学学科的，而且它的方法也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即演绎的、思辨的、自上而下的，按照培根的说法，是一种“蜘蛛织网”式的方法。
这种从哲学的角度对于美的问题所做的哲学思考自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规定美和审美活动的性质，为我们研究和探讨实际的美学问题包括艺术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但是，不论这种哲学思考的意义多么重要，它与审美活动的实际，包括艺术创造、艺术欣赏等毕竟是有距离的。而我国学界提出“文艺美学”这个概念的目的和意义，在我看来就是要求我们把对美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活动实际经验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使哲学美学更能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根据文艺美学的对象和内容的这一性质和特点，在研究的方法上我认为也相应的应有所变化，应把原来纯属于演绎的、思辨的、自上而下的、“蜘蛛织网”式的方法转而向归纳的、经验的、自下而上的和“蜜蜂采蜜”式的方法开放。
按照这一认识，我认为文艺美学应该是介于美学与艺术理论之间的一门学科，是哲学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它与美学的具体关系是：一方面，美学研究的结论和成果为文艺美学具体研究、阐释和总结文艺实践的经验提供理论的前提，即思想的依据和评判的标准，并使艺术实践的经验经由这些理论前提的整合而更能向规律性的高度提升；而另一方面，具体的艺术实践经验又可以为美学在对美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提供感性材料，并使得这种哲学思考由于有了艺术实践经验的基础获得更为丰富、具体的内容，而不致偏于抽象的论证。当然，这只是我们在理论上对文艺美学学科所作的一种定位，在实际上有时也确实很难加以严格区分的。
一正如一切理论的概括总是相对落后于经验的描述一样，“文艺美学”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这样。
尽管这个概念的提出还不到20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文艺美学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来贬低乃至否定“文艺美学”这个概念提出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为我们确立了明确的研究对象，标志着这门学科的研究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这就是一切学科都只有当研究对象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
我说“文艺美学”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这至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把美界定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灵的外化。这表明心灵性的内容乃是美的一个本质的，所以按照这一规定，自然美也就被排除在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外了。因而他的美学实际上是艺术哲学，或者说是“美的艺术哲学”。稍后，谢林就索性以“艺术哲学”来为美学命名，并由此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开创了与典型形态的“哲学美学”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不同的美学研究的新派系。这一派系和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上世纪中叶先后被介绍到我国的前苏联美学家的一些论著，如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撰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陆梅林等译、三联书店出版），德米特里耶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概论》（杨成寅译，朝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实际上都不是纯粹的“哲学美学”而是“文艺美学”，是前苏联美学家在探讨哲学美学与艺术实践经验的具体结合所作出的一种努力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具体表现在美学研究的对象上，他们较为一致地界定为：美学的对象是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特别是他的高级形态艺术活动，明确地表明了它的重点应落实在艺术上面。从对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在美学著作中所探讨的大概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艺术的审美特性，艺术形象，艺术发生发展的规律，艺术的阶级性、艺术风格与流派，艺术家等等。对于这些美学著作，我们在承认它们在促进美学与艺术实践结合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同时，也感到似乎不够“美学”，即有点像艺术理论。之所以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充分吸取哲学美学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观察、分析艺术现象的理论前提。所以在致思的方式上似乎完全停留于总结艺术经验而不能同时兼顾到对艺术经验的反思。因为经验的普遍性未必都能说明规律的必然性，只有经过批判性的反思活动，我们才有可能既不脱离经验又实现对经验的超越，才有可能向着更高的认识境界和思想境界提升。
反思是哲学的特性，“文艺美学”之所以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而不是一般的艺术理论。我觉得就在于它在吸取归纳、经验、自下而上、“蜜蜂采蜜”式的方法的时候，并不抛弃美学自哲学的娘胎里所带来的这一反思特性。对于这个问题，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前苏联美学家如卡冈、斯托洛维奇等人的著作中，似乎才开始有所注意。前苏联美学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于我们“文艺美学”的研究和建设是值得借鉴的。所以，要建立我国“文艺美学”研究的思路和模式，我认为当我们的思维在克服传统美学研究中的纯思辨的推演的方法而转向对艺术实践的总结的时候，就不能完全排除和抛弃“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所应该具有的反思的特性，惟其这样，我们才能使“文艺美学”保持美学应必具的哲学韵味，而不至于完全等同于艺术理论。在这方面，黑格尔的《美学》倒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他在谈论艺术美、艺术类型和艺术门类时，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在把反思前提与艺术现象、历史和传统结合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但由于他的思辨的习惯，使得在他那里一切经验的东西都迁就于思辨，无视历史事实存在的客观性，把历史当作逻辑所把玩的东西而完全服从于逻辑的虚构，因而引申出许多有悖于客观事实的主观武断的结论来。因此，要使逻辑的与历史的获得有机的统一，就需要我们把归纳的与演绎的、经验的与思辨的、自下而上的与自上而下的、“蜜峰采蜜”式的与“蜘蛛织网”式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文艺美学”研究的方法才能臻于完善，我们“文艺美学”的研究才能走上真正科学的轨道。
二根据以上对“文艺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我们今天提出和建设“文艺美学”的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谈到的，是有利于美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克服传统的“哲学美学”那种纯思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找到了美学与实际结合的中介环节。而且，对于美学自身来说，也可以扩大它的视野与领域，使它经由“文艺美学”这一中介，从艺术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增强美学自身的生命活力，更有利于美学自身的发展。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这里就不详说了。
其次，有利于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开展对话。在整个美学学科的系统中，相对于“哲学美学”这种元语言来说，“文艺美学”是一种较为具体的语言。我国古代哲学由于重视感悟直觉而轻视理论分析，因此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像德国那种作为元语言的、系统的“哲学美学”，但是作为美学元语言的具体展开的美学思想，却非常丰富，这些美学思想在我看来一般都是属于“文艺美学”这一理论层次的，如“形与神”、“情与理”、“实与虚”、“正与奇”、“文与道”、“言与意”等等都是对艺术实践经验的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既是建立在丰富艺术实践经验基础上，又是对于艺术实践经验的超越和升华。这里面所包含的许多深刻的辩证思想和精微艺术发现，都是西方美学所未曾涉足的领域，我们今天提出建设“文艺美学”，就可以在这一研究层面上开展中西美学思想之间的对话，并通过对话吸取对方之长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使中西美学向着更完善的境界发展，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再次，有利于从平等的语境，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现在大家都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文化呢？它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的境况又将怎样？以我之见是促进交流而不是同化。因为精神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不同，物质的东西没有国界，而精神的东西则不可能没有民族的内容。这就是由于一切精神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所形成的，是深深扎根于民族生活土壤里的东西，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身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和凝聚力量，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所作的一种独特的贡献，是构成整个灿烂辉煌人类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只有充分发扬自己民族文化的优势和特长，才有可能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在国际上开展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共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文艺美学”的提出促使我们美学研究所走的民族化的道路，显然是在美学研究领域对我们开展国际交流所作的一个有力的促进。
文艺美学论文篇2
一、光与色彩的规范化运用
光与色彩是大自然馈赠于人类的礼物，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学会与自然友好相处，并且善于发现大自然当中的美好，则是文艺美学当中最为推崇的。创作者们热爱表现自然之美，并且认为这是最为直白、完美的选择。在创作当中，创作者们喜欢融合自己家乡的美景与回忆，以此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以这种方式来唤起更多人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实现生态美学的真正意义。
（一）规范化的色彩搭配
文艺美学作品中的色彩搭配会直接改变其表达效果。创作者在构思设计的过程中，会以敏锐的色彩视觉来寻求最为恰当的色彩搭配，从而完美呈现出自身的创作思想。创作者们认为色彩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人类能够共通的语言。因此，文艺美学能够通过色彩搭配来诠释出自身的设计思想。与此同时，色彩搭配还需要和光线相结合，进一步地提升作品的完整性与空间性。在创作过程中，需要选定一个主色调，然后再将其他的色彩进行呼应搭配。这样不仅能够全面呈现出作品的效果，而且突出了重点。
在美术创作中，创作者采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描述出了一幅具有丰富色彩单位的自然景象，使得欣赏者在阅读美术作品的过程中，能够迅速地融入到美术创作的背景氛围当中，并在脑海中创建立体的画面。翠绿的树林、红砖瓦房、黄土绿草、黑狗黄鸡、蓝天白云、绿湖红花，五彩斑斓地映照在欣赏者的脑海当中。
（二）规范化的光线处理
在文艺美学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需要对光线进行规范化的处理，在与色彩进行完美搭配的同时，还需要关注重点。因此，对光线的掌握非常关键，会直接影响到文艺美学创作的效果。从文艺美学创作的光线处理角度来看，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为显性光线的表达。显性光线为文艺美学创作当中直观表现出来的光线艺术，例如丁达尔效应、戒指反光、小院中、马路上、窗台边等，都是显性光线的表现内容。想要完美呈现出大自然的美，就需要对日常生活当中的显性光线加以全面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诠释，这样才能加强其美术作品的生动性、仿真性等特点，并且让欣赏者能够更为直观地理解文艺美学所要表达的内容，迅速在头脑中形成具体的画面。
另一种为隐性光线的表达。在文艺美学的创作过程中，隐性光线为大自然中的隐藏光线，必须通过色彩搭配来加以完善。例如：火光、虚拟影像等，都需要创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思想来加以修饰。每个人心中的定位与欣赏重点都是不同的，创作者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这种创新化的思想就构成了隐性光线的表达。
光线处理的两种方式表现出创作者在美术创作中是非常重视光线与色彩的运用的。而在美术作品中，也因为光线与色彩的运用，使得美术创作整体的立体感更为清晰。协调的光线处理与色彩搭配使得美术创作整体的色彩基调更为突出，画面感构建得更为斑斓有序。在创作者的美术创作中，欣赏者总能体会到各种各样的美景，其色彩的搭配与光线的处理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马上就能够融入其中一般。这种独到的色彩搭配与光线处理风格也成为了创作者的创作特点之一，其不仅能够丰富美术创作整体的风格，而且还能够帮助创作者更多地传递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与自然的体验。生命其实很简单，一草一木、一虫一蚁都是生命的象征，而这些生命与大自然的所有物质都是紧密相连的，小到一粒尘埃，大到河流山川，都与生命息息相关。创作者的美术创作一直都以平易近人的绘画特点为主线，加之光线与色彩的丰富描述，使得美术创作整体的背景氛围更显立体，并且让美术创作更具生命力。创作者以绘画的形式展现出内心最想表达的情感，与万千欣赏者一起分享和交流。
（三）形象颜色化
在文艺美学当中，其光线与色彩的搭配非常关键，需要呈现出形象化的状态，才能全面提升文艺美学的质感与空间性。如何提升文艺美学创作中的形象颜色化也成为创作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对于创作者而言，在构思与设计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内心已经拥有了一幅影像，而在创作过程中，只是在不断地将自己的影像还原为真实。这个过程非常关键，需要创作者拥有熟练的绘画技巧与色彩敏感度，才能全面地反映出自身所想。创作者经常会因为一种特别的颜色无法调制妥当而冥思苦想很长时间。由此可见，文艺美学创作中的形象颜色化状态的呈现并不容易，需要长年的绘画练习积累。在文艺美学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以自身的见解与技巧来合理化、创新化地表现自己的构思，以独到的形象颜色化特点来引起欣赏者的共鸣，从而提升文艺美学创作的大众化效果。以特别的形象颜色化方式阐述日常生活当中的自然之景，也可以烘托出创作者自身的思想态度及价值取向。
二、文艺生态美学的开放性
在文艺美学创作中，创作者的灵感大多都来自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人类有一个共通点，便是对家乡的特殊情感。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有着不同的情感，或快乐，或悲伤，但都是独属于自己的一份珍贵回忆。因此，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希望将自己的家乡情怀充分地展现出来，并且希望引起欣赏者的共鸣。这种创作起点也是文艺美学当中非常推崇的自然美学，其不仅能够全面地表现出自然生活当中的特别之美，而且能够有效地增强欣赏者对于自然的保护意识。对于文艺美学的创作而言，开放性的创作思想非常关键，只有拥有发散性、创新性的创作空间，才能发挥出文艺美学的最佳创作效果。
文艺美学创作在开始之际，就显示出充分的色彩元素。映入视野的黄色槐树叶、锈迹斑斑的大钟、秋意盎然的乡村景象等，类似于这一类型的色彩语言在美术创作中随处可见。不仅如此，创作者还在原有的色彩语言的基础上，对其描绘形象进行颜色化。美术创作中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有色彩融合的描述形式，色彩语言更是数不胜数。除了人物形象的色彩化，在文艺美学创作背景环境描述中，也少不了色彩描述。背景色的搭配需要与主题相呼应，突出主要内容，避免喧宾夺主。因此，在作品的背景处理过程中，需要选取层次分明、色调一致的主色系，与主题内容相对应，形成强烈对比，表现出创作者的真实情感，实现文艺美学创作的最初意义。
三、结语
光线与颜色的描述是文艺生态美学的特色所在，色彩与光线的结合运用使得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宛如一幅幅美妙绝伦的画作。本文以文艺生态美学创作为研究主体，通过对颜色与光线的运用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探讨运用颜色与光线的文艺生态美学的真正需求以及创作者想要表现出来的真实情感，以强烈的颜色对比来强化自身的思想呈现，从而缩短欣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距离，让欣赏者能够快速进入到创作者的内心世界当中，并且与创作者产生共鸣，真正理解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文艺美学内容，为整幅作品赋予新的意义。
文艺美学论文篇3
孔子和孟子，是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大家。但是，无论是孟子本人或后世的名人学者，都认为孟子的许多思想是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譬如韩愈就认为存在着一个从尧舜到孔孟的道统，朱熹对此大致认同。
[1]198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即孔孟思想的共同点在何处、差异点在何处、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一系列的共同和差异。对此一系列的问题，前贤圣哲都做了一系列的探索，成果蔚然。但是毋庸讳言，许多学者还是停留在对孔孟思想本身的阐述上，对其中的差异和差异的原因还探索甚少。[2]
本文打算通过对孔孟两者在文艺领域的思想的异同及其原因做一些探索。
一、孔子的文艺思想
要了解孔孟文艺思想的异同就必须了解他们各自关于文艺的论述。其中，孔子对于文艺观点的表述主要见于《论语》一书，其主要的有11条。新出土的《孔子诗论》也有许多论述，但本文主要针对的是《论语》，因为《论语》流行千年，影响甚大。《论语》的11条如下：
1、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
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4、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5、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6、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7。“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8、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9、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子路》）
10、子曰：“辞达而已矣。”（《卫灵公》）
11、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在这11条中，从文艺与外在的关系上讲，大概包含着以下几个关系：文艺与礼、文艺与修身、文艺与为政。从文艺的本身来讲，又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文艺的思想内容、文艺的表达、文艺的审美和文艺的功能。
具体来说，第3、5、7条阐明了“仁”“乐”“礼”之间的关系，其中“仁”是核心，人必须是“仁”才能谈“礼”和“乐”，而在“礼”“乐”的关系上又先“诗”而后“礼”再“乐”，这体现了孔子以人的道德为本的人生哲学观点。第1、9、11条则阐明了“诗”与修身的关系，孔子认为诗使人贫富得体，知识丰富，明白是非进退。这是因为“诗”中蕴含着许多正确的人生道理和人生经验，可以使学习者借鉴。第8、11条则具体阐述了“诗”与为政的关系，其中“诗”里的内容可以为行政、外交和事君提供借鉴。这些都是说明“诗”的外在关系，总体上涉及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那么为什么在孔子眼里“诗”的作用如此之大呢？
原来，在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主要的意识形态是以原始宗教为主。人们不仅狂热地相信着牛鬼蛇神，而且统治者也利用宗教文化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具代表性，这主要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周易》一书里。《周易》一书，便是原始宗教和人不断发展的理性相结合的产物，里面既有许多宗教性话语和标识，也有很多众人智慧的结晶。因此夏商没有多少诗乐流传下来，反而是宗教性着作《周易》流传了下来。发展到周初，随着分封制的推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的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3]
过去的神秘的巫文化已越来越不能担当起统治的合法手段，而从巫文化分化出来的诗乐又深受欢迎，当然是接替宗教活动的理想手段。当时非常盛行“赋诗言志”和“观诗”的风气则说明社会主流文化形式和实质上的新变。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周朝文化逐渐解体但是还非常流行。孔子本人志在复古，对周朝文化非常认同。“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鲁由周分封，在春秋时期对周朝文化保留丰富。这句话的意思是周道失落而发展成鲁国的样子，鲁国文化衰落便变成了齐国的样子。实质是，孔子所追求的“道”即是周文化，他本人就曾大量阅读过周朝的各种文献典籍，而周恰恰是借助礼乐手段统治人民思想的朝代。所以孔子对诗的各种外在功能的关注便是自然的事。也可以说孔子是继承了周代文化中先进的理性部分。
至于孔子对文艺的内在认识，在第2、4条里，孔子认为“诗”的思想要做到“无邪”和“尽善”，即思想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和标准。在第6、10条，孔子认为文艺的表达要做到思想和文辞的相得益彰，反对那种辞采过于华美和辞采过于质朴的文章。这也体现了孔子提倡中和之美的审美观。第4条也说，不仅要尽美，还要尽善，即文章的形式美需要有内容美来配合。在文艺的具体功能上，除开上文论述中的外在关系中的为政、修身、外交等功能，还有“兴”“观”“群”“怨”一说，即情感的兴起、呈现、交流和发泄的功能，这也体现了孔子功利性和情感性兼备的特点，还有学者因此甚至认为孔子主张“缘情说”。[4]
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孔子对文艺的内在认识是受其外在认识影响的。“诗”本来只是一种文艺的形式，但孔子在其思想、表达效果、审美标准和功能方面都做了一系列要求。其要求的思想纯正、文质相得益彰、中和之美和各种功利性和情感性的功能等等都体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周代的文化特点。周代文化的核心便是“德”“仁”等观念，是讲人文理性的文化，是对夏商等狂热的巫文化的反拨和进化，它反对偏激提倡中庸，它更加关注历史、社会和人生，这些观念都在《尚书》里有所体现。孔子曾经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并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所以说，孔子对文艺的内在方面的认识，从根本上受制于他的时代和他的人生历程。
二、孟子的文艺思想
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是生于战国时代，孟子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时代精神也召唤着孟子。关于孟子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孟子》一书。如：
1、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性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
2、“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类。……”“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遗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
3、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4、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
5、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臾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孟子·告子下》）
顾易生先生在《孟子的文艺思想》一文中认为：“孟子的文艺批评，植根于其性善说与仁政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民同乐、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的音乐美学思想；养气与知言的道德、语言文辞修养道路；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诗文批评方法；诗史一致以反映时代、批判政治的创作思想。”[5]
可谓概括精到。材料1讲的就是“与民同乐”和“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孟子生于战国时代，原来的周朝文化已基本解体，那些能享受音乐的阶层已由原来的奴隶贵族变成了地方诸侯和世俗的地主和士阶层，他们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情趣追求，因此对审美发生了新的追求，原来庄重的宗庙之乐显然不再适合他们的趣味。孟子看到了这一层，并明白音乐的产生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故说：“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也。”但是他又从维护统治的立场出发，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以万民同乐为追求。
实际上是承认了贵族的享乐欲望，同时注意到普通大众也有这种欲望。材料2，谈知言养气，孟子自称是一个卫道者，并豪言“舍我其谁？”他已经知道了道德与言语的关系，实际上养气即是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让自己的精神不断接近于社会上的伦理标准，这种接近功夫越足，则人的精神底气越足，越认为自己说的话就代表真理和大众的利益，进而就可能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各种语言进行辨别，所以便有了“知言”“养气”一说。材料3，谈的就是“以意逆志”，即根据全文的整篇意图判断语句的意思，而不是断章取义。文章在经过各个字句组合之后，字句便具有了篇章情景的意义，就不能抽出来单独理解。材料4和5，谈的就是“知人论世”，作者和文章以及读者以及各自产生的年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者的人生历程不同，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以及所处的时代境地不同，文章的意义就不同。理解文章，就需要掌握文章产生的背景，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文章的精髓所在。至于顾先生所说的最后一点，《离娄章句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在这里，无论《诗》或《春秋》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在时代的进程中承担起了相似的功能。就像前面提到的《易》《尚书》一样，都是当时人记载自己足迹和情感历程的载体，但也反映了文体的变迁。或许正是这样的变迁，文献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越来越明显，人们创作了越来越多的文章，对文献解读的能力要求才会越来越高。所以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孟子的“知言”“知人论世”“以意逆志”都是侧重对文献的批评和解读，这和孔子的“行有余力，则学文”（《论语·学而》）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孟子一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孟子十分强调人的内心。
6、“是心足以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7、“《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同上）
8、“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同上）
9、“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同上）
10、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曰：志壹则气动，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公孙丑章句上》）
11、孟子曰：“……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公孙丑章句上》）
12、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章句上》）
13、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章句上》）
14、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章句上》）
顾先生讲孟子的文艺思想是“根植于性善与仁政”（见上文），但在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在孟子的眼里，“心”才是统筹万物的灵魂。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人心，性善也就是心善，仁政就是行人心之政。
材料6、7，讲“心”可以为国治民，统治者只要将心比心，将恻隐之心推广，就可以行王政，天下归心。材料8，讲心统筹着人对外界的认知。只要用心，就可以权衡万物，辨明万物。材料9，讲心和财物的关系，讲明“恒产”可以使民有“恒心”，这进一步回应材料6的王政之心。材料10，则讲人的修身，即心、志、气的关系，即修心的步骤、经过、方法和可能。结合上文论述的“养气”说不难看出，修心就是要加强人的道德修养，而道德是代表大众的认同，是社会的伦理和规范，人的精神境界如果不断接近社会大众的伦理，自己的底气就会越来越足，底气越足志向就会越来越坚定，志向越来越坚定，心就会越来越安宁。这样由外而内，把修身的外在行为内化为人的精神气质。在修身过程中，随着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对其他的言辞的辨别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对其他言辞的辨别能力越强也会反过来坚定自己的志向。所以说，修心，定志，养气，知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那么为什么又可以知人论世呢？这也是一个“心”的问题，材料11就讲各种心对应各种性，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和各种心相反，人的性格就会和各种心对应的“四端”相反，而人的性格，无非是这几种。
各种人，只要拿各种性格一度，自然就会显示出来。但是“知人论世”虽然是建立在修心和“知言”“养气”之上，但人的性格是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孟子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孟子非常重视社会实践，“知人论世”就是其重视实践的外现。材料12、13、14就讲了自己理想中的修心要达到的状态，即有“赤子之心”“仁”心和有“存”之心，即要达到纯洁无暇、有所执着的仁物爱人之心。统治者只要将此心由己及物地推广，就可以行“王政”，即材料6所说的“是心足以王”。所以说，孟子的文艺思想并非是“根植于性善和仁政”，而是根植于“心”，再到性善，再行王政。这一点，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战国是封建社会生长奴隶社会消亡的历史时期。按孟子本人的说法是：“春秋无义战”。其实何尝是春秋，战国也是战乱频繁。在孟子一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要求推行王政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当时是非各执，旧的伦理已崩溃殆尽，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天下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孟子此时认为只要推行“仁政”，百姓很容易就会归顺。那么孟子认为“仁政”是不能实行还是不想实行呢？“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梁惠王章句上》）可见，在孟子看来，不行王政并非不能，而是不为。不能是受制于客观条件，不为完全是人心作怪。那么正人心风俗，自然成为孟子的当务之急。孟子开出救除时弊的药方便是“修心”，通过修心认识到人性本善，人人可成尧舜。通过修心来坚定自己的志向和追求，以期实行王政。通过修心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和道德境界，以求站在民众和维护统治的立场上推己及物，仁人爱物，以期风俗澄清。所以，究其全书，修心即全书主核，“知言”“养气”“仁政”是方法，“王政”是目的。他的文艺观也是统摄于这一体系之中。
三、孔孟文艺思想的异同及其原因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说》一文中引用程颐三段话说：“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1]199由此可以看出，孔孟同属一思想系统无疑。所谓的系统，就必然在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包容性。在前后的继承者关系上，它并非只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存在着某些可以界定其可以归为同一系统的属性，但也存在着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差异和发展性。孟子的许多人生哲学的观点主要继承孔子，包括在宇宙社会方面，如他的仁政、礼义、修身等思想。但也有像上文所说的发“前圣所未发”。他们一个是生活在春秋时代，一个是生活在战国之时；一个是在奴隶制的尾端，一个是在封建制的开端。由于时代的激变、个人人生历程的不同以及各自性格之间的差异，他们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和文艺的看法就必然存在着各种差异性。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就文艺思想方面来说，他们在功能、着眼点和审美理想上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便是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令人尊重的所在。本文不打算对其进行全面比较，仅就文艺思想方面来说，以期窥见一偶。
其文艺思想的相同面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孔孟的文艺思想在源头上有其一致性。孔子的文艺思想依上文论述，是对周代礼乐文化中先进部分的继承而又有所发展，它和周代提倡的伦理道德有共同之处。
而孟子的“知言”“养气”论按上文的论述，也直通社会的伦理道德层面，而孟子提倡的社会伦理又是从孔子处继承而来，彼此都遵从尧舜周代，因此它们在思想的源头上有其一致性。二是孔孟的文艺思想都和社会伦理、社会政治以及个人修养联系密切。这一点只要对比上文中孔孟文艺思想论述部分就不难看出。三是孔孟文艺思想都注重个人的努力。无论是孔子的“文质彬彬”，还是孟子的“知言”“养气”，它们都是在漫长的学习和修理中获取的。孔子在《论语》开篇中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即是注重“学”和“习”。而孟子的“养气”之说和“修心”之学，显然更注重“养”和修炼。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俄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告子下》）这三个方面大致是其相同的主要方面。
至于他们的不同方面也有许多，但最主要的：一是孔子的文艺思想包含抒情、修身、为政等手段。在孔子眼里，“兴”“观”“群”“怨”，还是有抒情成分的。但是在孟子眼里，文艺则完全是修心和为政的手段。即所谓的“知言”“养气”“知人论世”，这些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除此之外，孔子的文艺思想对于修身等功能是外在的，即是通过文艺来修身的。但是孟子的文艺，是从心出发的，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公孙丑章句上》）有心才有文艺，在修心的过程中与文艺相互发生。这也是孔孟文艺思想的重要不同之处。
二是孔孟文艺思想在其着眼点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孔子的文艺思想大都着眼于文艺的思想是否纯正，文艺是否具有中和之美，和对文艺的各种功能的阐发。像上文阐述的“思无邪”“文质彬彬”“兴”“观”“群”“怨”。但是，孟子多是从创作的主体和文艺的批评鉴赏的角度去论述。像上文已经论及的“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观点。三是他们所要求达到的审美理想不同。孔子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推崇的是具有中和之美的文艺，而孟子则主张通过“知言”“养气”达到文艺抒发的浩荡状态。可以说，孔子对文艺的关注和推崇比孟子的更具有文艺的特质。
他们之间的差别，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处于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的瓦解时期。他志在复古，继承先王遗志，维护周朝秩序。所以他对文艺的出发点是利用当时流行的文艺形式，宣扬周代的礼乐文化，所以孔子更注重文艺的思想和功能。但是孟子不同，他处于战国时期，虽然奴隶制文化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毕竟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形成，社会也比以往更为混乱，人心在社会伦理和制度的重建中显得更无标准。加上他认为，“王政”的不行并非由于不能，而是不为。所以，他更注重人的内心。而人心的修炼，又要有道德作为标准，要将道德内化为人的心性，这自然要求“知言”和“养气”。所以，他们的文艺观点不同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其次，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性格不同。孔子虽然是生活在春秋时期，但无意与别人的观点争辩，当时也尚未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他的性格是温润如玉，不会过激，所谓的恭而宽，敏而好学，即“人不知而不愠”，所以孔子追求的是中和之美。
但是孟子不同，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战国，当时各家思想蜂起，孟子以天下为己任，即“舍我其谁”。所以其追求的必然是充满情感和道德力量的充沛之美。朱熹在《孟子序说》中引用程颐之言说：“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
[1]199可见，由于他们各自的人生历程和性格的差异，所以也导致了他们文艺思想的差异。最后，他们文艺思想的不同也受文艺本身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展现的风格的差异和他们所生活在主流文化的影响。周代文学，像《诗经》《左传》《春秋》等典籍，受周朝礼乐文化的影响，大都体现出一种含蓄和谐、典雅等风格特点。孔子所接触的大都是这类文献，加上孔子对周代文化的推崇，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的性格和文艺思想都显得那么的温和。但是，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周代文化已丧失了权威性，社会上各个派别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孟子所接触的文献既复杂，形势也更为逼人，所以孟子从自身的时代出发，要求正确辨别各个文献，即“知言”“知人论世”；要求排斥异己，尊崇孔子，所以要“养气”；要求别人正确理解自己的观点，所以要求“以意逆志”。因此，孟子的文艺思想虽然是在继承孔子的基础上，但是显示了新时期的新特点，即封建文化专制独尊性。
总之，孔孟文艺思想虽然同属儒家，但是也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不能简单地等同和混同。只有理清他们的思想来源和发展历程，通过对比显示他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以及它们各自的根源，才能正确理解儒家文艺思想的由来和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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