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恶之花分析论文
以邵询美、叶灵凤、章克标等作家为代表，以狮吼社、幻社、绿社等社团为主要阵地的所谓“海派唯美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般认为，正是其鲜明的欲望化叙事和浓郁的颓废风格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并强化了后者的文学史存在。“海派唯美主义”由此被称为中国的“恶之花”。然而，通过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不难发现，在相当长时期内，包括“海派唯美主义”在内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述以及相关专题研究中都是缺席的，这里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制约因素(特别是新中国前30年)，但也存在学术认知上的缺陷，甚至在新时期的前20年，诸如以下论断仍是学界的普遍看法:“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未出现过一个唯美主义流派和纯一的唯美派作家。这种理论空场终于由1997年出版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一颓废主义思潮研究》一书得以填补。该著凭借翔实的材料，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发生、蜕变直至消亡的过程，并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文学流派的审美图景和思想风貌，由此从根本上扭转了学界有关中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传统认知。虽然《美的偏至》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但如同我们所见，该著的主要贡献是从由宏大主题叙事(如启蒙、革命、救亡、阶级斗争等)和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叙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的雄伟建筑群中清理出了唯美主义这一被遮蔽的文学院落，从而帮助我们逐渐接近完整、立体的文学史景象。但在此不得不问的是:为何唯美主义不管作为文学流派还是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最终都走向湮没或尘封的宿命?而当它们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对于重新认识、评价整个现代文学史、美学史的建筑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一重审过程中，我们又应立足何种立场和视角?显然，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研究若只限于满足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意图是不够的，一种回到初始旨趣的自我检视尤其重要—是怎样一种问题意识激活了我们去重新鉴赏、思考这片被遗忘的唯美主义风景的动力和欲望?这已不单单属于文学史的职能，而更与当下的思想实践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美的偏至》尽管意识到上述问题，但并没有做出进一步阐述。正如作者所说，在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研究题域当中，许多“问题的重要性期待着严肃的学术关怀”，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对文学及其复杂关系的认识”。如果基于这样的期待来评价李雷的《审美现代性与都市唯美风—“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研究》(以下简称《审》)一书便可发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重审文学史和美学史的成功范例。它以最具唯美色彩的“海派唯美主义”作家群为研究对象，将历史阐述和现实视域相结合，并渗透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价值立场，从而对“海派唯美主义”的历史渊源、思想内容、美学品格和价值特征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具完整性又颇富启发性的论述。
就《审》的取思路径来说，其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操作手段实在并不新鲜。作者认为要想获得关于“海派唯美主义”的历史面相和美学逻辑的相对客观的认知，“内外兼顾”的研究方式是必要的:“既要还原其生成的现代性文化场域，又需注重其文本自身，探究其内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用在作者看来，以往学界对于“海派唯美主义”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唯美主义的漠视或误解正是由于无法照看到其生成的特殊历史语境而采取一种盲目的价值独断主义的后果，也是因为这种根本上由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保守主义观念(尤其是前者)所支配的价值独断主义，不仅摧毁了进行一种纯粹的文学叙事的外部环境，同时严重打击了当时及其后的批评者去探究“海派唯美主义”内在美学逻辑的学术条件。在由革命、启蒙、阶级斗争等主流话语构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海派唯美主义”那种毫不隐晦的欲望化叙事和赤裸裸的感官趣味不单违背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也因此被剥夺了美学上的合法性。如果我们相信，启蒙与革命之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潮流(比如反封建、反殖民的现代化运动)激荡下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审》的作者显然认为，详细勾画出“海派唯美主义”赖以生成、流变的历史境域乃是将其从意识形态的审判席上解放出来，并使之重获学术价值的首要工作。于是，一个由租界、现代大都市、消费天堂等多种角色叠构复加而成的“老上海”被看作“唯美主义思想最佳的传播平台和最适宜的成长摇篮”。
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凸显出的一个极具典范意义的社会文化样本，“老上海”景观一直是历史学、社会学及文化学研究的热门题域，成果亦已不计其数。《审》的作者并没有试图在这片“海上风景线”上构筑更多的新奇景观，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在“老上海”这样一个现代中国的局域性的社会温室中去寻找唯美主义的生长条件。不难发现，正是宽松的社会环境，浓郁的商业氛围，丰富的物质产品为20世纪的中国人(尽管是极少数)第一次提供了一种能够自由表达欲望、挥霍生命的权利，而在这样一个消费文化场域中，当下的感官愉悦凌驾于恒定的精神秩序之上，前者以某种畸形的方式带来了“感性解放”和“审美自觉”的现代性体验，它们构成了唯美主义盛行的必要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这道“海上风景线”的勾勒并非仅做一般机械的史实描述，其目的是试图从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提炼出“海派唯美主义”据以发生、运动的实践机制。这种实践机制既包括前文所说的社会环境因素，但更关键的则是那些被称为“都市漫游者”的“海派”文人群体。“都市漫游者”借自本雅明，但不得不承认，将这个称号加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批游荡在上海都市丛林中的青年文人也并无不适。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仍被提示出来: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与都市形成一种既投人又游离的张力关系，“老上海”的“都市漫游者”则未对都市采取疏离和批判的态度，而是完全沉醉于都市生活的“声光化电”之中。此处所揭示的人(漫游者，即作家)与环境(都市)构成的作用关系(沉醉)正是激发唯美主义思想及行为的直接动力，这种关系同时也成为我们勘破“海派唯美主义”美学本质的一个关键视角。通过阐发这种有机关系，作者意欲说明，尽管“海派唯美主义”的思想质料、审美法则甚至文学手法基本上来自西方，但它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说那样，是顺借西学东渐浪潮而进人中国的一种思想浮游物，这种思想浮游物因为无法与中国语境契合化生出真正的本土问题而终将被抛离出学术场域。“老上海”孕育的“海派唯美主义”尽管是一股相当狭域化的思潮，但它仍然是真正的“中国思潮”，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美学所投射出的一个焦点，透过这个焦点，我们可以窥视到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独异面相。
在论证了“海派唯美主义”发生的二历史合理性之后，接下来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把握和评判其本身的思想特质和文化品格。作者由此采取了所谓“审美现代性”的批评视角，尝试把“海派唯美三主义”纳人了中国审美现代性这样一个刁文化总题域中进行一种整体化的观照，!从而与以往那种只注重逻辑梳理和知识叙述的唯美主义研究区别开来，这也成二为《审》在唯美主义的学理阐释上最突出的特点。我以为，在“海派唯美主二义”研究中引入审美现代性视角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建立了“海派唯美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勾连，这有利于明确前者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结构中的价，值功能。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社会会文化的中心主题就是现代化，这个探」索、实践的历史过程被称作现代性进二程。在作者看来，“海派唯美主义”的l文学实践只有被置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结构图景中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意义。而相对于以科学理性和民主正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现代性，唯美主义倡导的感性自由和艺术至上精神则开辟了现代性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领域—审美现代性。在审美现代性这个观照平台上，“海派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诗性意蕴与文化效应同时被展现出来，前者是指文学形式自身的审美品格，后者关涉唯美主义运动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文化的功能性关系。
其二，从“海派唯美主义”本身的美学特质来看，审美现代性的批评视域能够相对准确而深人地把握前者的逻辑结构与思想内涵。作者从审美现代性切人对“海派唯美主义”的理解绝非只是看到当时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而在研究上做出的一种讨巧策略。与此不同，作者运用审美现代性的话语逻辑来论说“海派唯美主义”，乃是以对后者本身的美学质素的认识为基本前提的，如在创作中贯彻“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法则，艺术成为日常生活的践行标准，审美的自觉、感性的解放、物性的欢愉乃至肉体的沉溺，不仅作为一种美学追求，而且作为一种生活信仰，在“海派唯美主义”作家群中得到奉行。尽管我们承认，上述关于审美现代性的判断标准完全来自西方的语义系统，简单地说，它很大程度上就是从19世纪末的欧洲唯美主义运动中提炼出来的。然而，如果我们认同来自西方的关于现代性研究的那套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那么，当“海派唯美主义”确实在中国语境中创生出—当然也有挪用—契合审美现代性准则的美学内容时，则以审美现代性予以解说便自然不失为一个恰当的视角。只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由“海派唯美主义”促发的审美现代性运动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代性诉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其三，审美现代性视角使“海派唯美主义”的学术意蕴超逸出其所在的历史场域而与当下的文化经验和思想现实关联起来。换句话说，只有被放置到审美现代性的问题框架中，“海派唯美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价值才能在当前语境中被重新激活，而不再是历史细节的追溯和梳理。可以肯定的是，若早10年到15年，《审》这样的著作是不可能摆到我们面前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或一种问题意识是直到最近十几年间，尤其是进人新世纪之后，才迅速地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中凸显出来的，它是伴随着当代中国知识界所谓现代学的兴起而逐渐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当中的，而逼促这一学术征象急剧转变的背后，乃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诸如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世俗与崇高的价值冲突变得越发尖锐，一些新的文艺现象和审美模式不断挑战着固有的评鉴体制与学科规范，并对长期以来建立的人与艺术、人与社会之间那种貌似和谐却已然僵化的审美、道德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而这一切，与这个所谓的审美现代性议题都有莫大干系。我们会发现，近百年前的“老上海”所呈现的物欲世界以及那些海派文人所鼓吹的感性自由主义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是多么相似。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就是一个持续行进却远未完成的主题，“海派唯美主义”在此意义上超越了美学史和文学史的学术吵域，而与我们身处的审美经验现实贯通起来。
在审美现代性的语义框架中，“海派唯美主义”的思想内容重新得到清理和评价，作者为此设置了两个思想对照物:19世纪末的欧洲唯美主义和以早期创造社为代表的所谓“世纪初唯美主义”，在与两者的对比叙述中，将“海派唯美主义”的美学特质显露出来。文学史清楚地表明，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无论是就思想资源还是创作风格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唯美主义的移植和模仿。我们知道，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发展的标志性运动，唯美主义乃直接肇生于对资产阶级理性文化的反叛，是对启蒙理性架构下的现代社会秩序和文化现代性体制的一种决绝性的对抗。而作者认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唯美主义者走上了与他们的西方老师不同的道路，这又具体表现在两种具有差异性的唯美主义形式当中。早期创作社作家虽然将审美无功利、“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唯美主义法则践行于文学活动当中，从而成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唯美主义者。但正如作者的洞见，创造社成员一开始就没有怀抱一种纯粹的感性本位论意图，个性解放、情感自由、审美独立的美学主张毋宁是针对一个强大的传统文化体制而做的启蒙主义吁求。因此，与西方唯美主义的反理性、反现代性的要求不同，在创造社那里，唯美主义的华丽外饰下隐藏的是启蒙的坚硬内核，或者说，唯美主义在这里只是一个价值叙事的准星，它瞄准的是宏远而迫切的现代性目标。
无论是从题材、风格和整体的文学形式来看，“海派唯美主义”在美学血缘上似乎与西方唯美主义更加亲近。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审》中判断，“海派唯美主义”实际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唯美主义，这样的说法颇耐人玩味。很明显，所谓“徒有其表”的判断乃是来自与西方唯美主义的比较，即相对于后者，“海派唯美主义”只是袭其表却失其里。何谓“表”?指的是由唯美主义那种感官化的文学手法、颓废的审美风格、独异的个人趣味，以及作家们精致而反叛的日常行为所构成的总体的美学形象，这是唯美主义最鲜明的外在表征。何谓“里”?即前文所说的唯美主义的审美现代性诉求，这些诉求借助极端的文学形式和激烈的个体行为表达出来。不过，按照作者的看法，“海派唯美主义”应该被视作对西方唯美主义“进行感官化与庸俗化理解的产物”。在纯粹声色的徜徉中，在感官欲望的无度纵泄中，西方唯美主义身体解放话语的反叛精神内核被抽离了，其包含人生苦闷意味的“颓废”的深刻性亦被“颓加荡”的低级趣味填平了。于是，作者说:“这种‘徒有其表’的唯美主义，在美的追求上多倾向于官能享乐之美和个体颓废之美，带有明显的极端享乐的个人主义色彩。据此我们发现，“海派唯美主义”既没有西方唯美主义的反启蒙现代性立场，也缺乏早期创造社(“世纪初唯美主义”)的启蒙主义诉求，它只是沉溺在感性自我的愉悦之中，不指涉任何外部的社会文化旨趣。扩张个体享乐的限度，穷尽肉身迷醉的一切可能，似乎成为它存在的全部价值。但作者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纠结于靡乱的表象是无法看到“海派唯美主义”的思想价值的，尽管后者并非是那些耽乐于“喷火口上欢梦”(章克标语)的作家的自觉目的。在他看来，“海派唯美主义”的感官化追求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对西方唯美主义的粗滥模仿，官能喷张、心舞肉跃的背后是一张束缚个体自然身心千余年的文化专制罗网，将唯美之浪漫寄付于唯肉之狂荡中，实在是怀抱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激烈姿态，就这点来说，它与早期创造社的文化目标是一致的。
仅以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理性思维来套说中国唯美主义的思想特质势必会在语义逻辑和价值期待上落空，因为理性主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体制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是虚渺之物，这也是早期创造社那种略带保守的唯美主义最终属意启蒙理性叙事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回到马泰.卡林内斯库对审美现代性的经典阐释就会知道，审美现代性实质是一种对立于任何既成之物的思想形式，它既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理性、功利、进步主义)，也对立于一切传统，甚至对立于可能成为新权威的自身。《审》的作者相信，与早期创造社相比，将唯美与唯肉合二为一的“海派唯美主义”正是借助一种对感性的无所顾忌的庸俗玩味而挣脱了所有传统的、理性的文化栓桔，表现出比创造社甚至西方唯美主义更加彻底的对抗姿态。它是因为庸俗而尖锐，因为欲望而走向对抗，因为世俗而反世俗，只要妨碍个体去享受“惬人的满足”，那谁都有权利将之扫进坟墓，不管它是古代传统，还是正在建构中的现代理性。相对于早期创造社以及同时代其他文学、美学思想表现出的以美善相济为价值特征的审美现代性追求，《审》通过对“海派唯美主义”的审美机理的剖解，解证出中国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另一种被隐没的价值取向:彻底的感官主义和欲望叙事。20世纪中国审美现代性之路总体上自然是与这些海派唯美文人的主张大异其趣，但犹如作者所言，后者其实提供了中国审美现代性建构的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是如此虚妄而单薄，却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而《审》的学术目的便是向我们解释，这种注定失败的审美现代性方案所形成的背景、内容及其走向失败的原因，并且从中寻找某些对于我们当下所处之经验现实的启示意义。这些研究将有利于拓宽关于中国现代唯美主义的解读视野，并能有效地帮助我们更新关于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认知观念和阐释依据。当然，更宽泛地讲，对于深人理解当前仍在不断被拆解、重构的现代文学图景的丰富意蕴来说，《审》的研究也是不无助益的。
【中国的恶之花分析论文】相关文章：
盛开在信仰下的恶之花02-10
好莱坞编剧与中国编剧分析论文12-31
中国古代的快递业分析论文01-05
中国环境类核心期刊的比较分析论文01-01
中国冰雪山水画中的特性分析论文01-10
中国和东盟合作利益的分配分析论文11-21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之对策分析论文11-15
中国居民高储蓄额成因分析论文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