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
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上》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一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一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
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一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一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一、汉字与汉语的合一。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关系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钱玄同支持胡适，但态度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可见，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着眼于言意矛盾，从达意的需要看待语言;“言文之争”发生于晚清及“五四”时代，已深入到语言体系内部，却是从启蒙的根本需要出发，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已经具备现代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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