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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的由来介绍
“普通话”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普通话的由来介绍，欢迎阅读。
普通话的由来
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
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
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
唐宋时期，人们写文章、作诗词非常注意使用“正音”(国家颁布的读音)。
明清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
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
它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一方面，作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话，数百年来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以后，作家们自觉地用普通话写作，涌现出一大批作为普通话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作品。
“国语运动”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北方方言区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优势等客观条件奠定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普通话名字的由来
普通话由来中名字的来历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普通话”这个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的。
他在192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
他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
当时人们又称“普通话”为“蓝青官话”。
元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北京话，却有多少杂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它(“蓝青”比喻不纯粹)。
开始，这种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官话”。
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国语。
“国语”名称行不通。
在普通话由来的历史中瞿秋白就反对过。
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有了严格的内涵与规范(即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普通话定义的由来
普通话的由来与这些学者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 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
普通话的由来历史中下的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 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关于普通话的由来时间和地点介绍
所谓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7年开始规定并提倡的。
古代人也会说普通话，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普通话，而叫官话。
所谓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7年开始规定并提倡的。
原来，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并没有一个普通话的定义。
不过各个朝代，也都有自己的官话，也就是那个朝代的“普通话”。
中国传统的经济方式是农业，农民安土重迁，不肯轻易背井离乡;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是宗族，人们聚族而居，“死徙无出乡”。
在家乡生活只须讲方言就行，即使当个村长乡官，也只要用方言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有人被推荐选拔或考取进士到朝廷去做官，那末用方言就无法与人交谈了，那就必须学说官话。
关于普通话的由来这是最初的影响因素之一。
方言的分歧就是因为人群受到地理的阻隔而形成的。
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因为地势平坦，东西部交往比较方便且又频繁，所以整个北方虽有方言的分歧，但仍然可以归为一个系统，即北方话系统，而江南地形复杂，山岭河流造成的隔阂比北方要大得多，所以可以划分为吴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六个方言区。
官话是官场上讲的话，朝廷设在哪里、皇帝讲哪种方言，那种方言就成了官话。
中国古代的都城，周秦汉唐主要是在长安(西安)，东汉魏晋迁到洛阳，所以，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的方言便成了通行全国的语言(注:由于历史原因,当代北方话与古代北方的有很大差别.或者可以说，古代北方话与当代南方话更接近如粤语，吴语等)。
东晋南朝迁都建康(南京)，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不仅把宁镇一带的方言改造成为属于北方话系统的下江官话，而且洛阳方言也成为当时朝廷上的工作语言，南方士人入朝为官无不争相学之。
河南方言对官话的影响极其深刻，直至后来徽班进京形成京剧后，京剧的道白仍用中州韵而不用北京话，只有丑角才讲京片子，即北京方言。
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大批官员和士兵涌入杭州，把杭州话改造成为一种以吴语腔说北方话的特殊的方言，使杭州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官话岛。
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于是北京话又成为当官必须通晓的语言，以至于现在我们的普通话也成为既不同于河南话、又不同于北京话，而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一种语言。
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流。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方话语音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主要标准——滦平是北方话的推行区、记录区。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的推行与方言的使用是和谐共存的关系。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既不以消灭方言为目标，也不以消灭方言为手段。我们不能把普通话和方言简单地对立起来，两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处在不完全相同的时空之中。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它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实用性。在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时期，方言之间过去所有的那种明显的界限会逐渐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削弱。
新时代，新形势，推普工作也要迈向新高度。我国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提高全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一项基本语言国策，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举措之一。党的十八大以后，建设文化强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中国的乡村振兴进入新征程。语言文字在教育脱贫攻坚中已经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
接下来，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依然是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主体与核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支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历程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推广普通话”更是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8年，经过国务院批准，每年9月的第三周，被确定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我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普通话为国家的通用语言。
从推普”工作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出，推行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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