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名人写感恩的散文

时间:2021-05-29 10:13:38 随笔 我要投稿

名人写感恩的散文

  是不是因为一路风风雨雨,而忘了天边的彩虹?是不是因为行色匆匆的脚步,而忽视了沿路的风景?除了一颗疲惫的心,麻木的心,你还有一颗感恩的心吗?...小编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是关于名人的感恩故事。

名人写感恩的散文

  名人写感恩的散文

  (一)我的母亲 胡适《胡适自传》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

  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

  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

  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

  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二)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