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麦叙事随笔

割麦叙事随笔

　　1975年我下乡到建边农场。

　　那些年一到麦收总能碰到连雨天。风大雨急，种在低洼地的小麦东倒西歪，一大片一大片地倒伏，地里积水多，连半链轨的康拜因“大脚”也进不去。

　　机械不能作业，就得靠人工割，一干就是个把月。记得每次开镰之前，连长都要在青年宿舍一本正经地进行一番战前动员。连长姓郑，三十多岁的年龄长得像五十岁，操着一口标准的山东口音。动员令总是那么几句，说什么“是英雄，是好汉，割麦场上比比看！”还有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一些挺上进的口号，听得人耳朵直起茧子。

　　每次让大家表决心时，都像蚊子嗡嗡似的说两句，有的心口不一地表现表现，多数人一言不发，满脸不悦。

　　愿意不愿意都得干，一把小镰刀、一双胶鞋、一顶帽子，女青年的脖子上多了一条纱巾。

　　麦地离我们的住处少则十几里，多则二十几里，近处午饭就回食堂，远处就在地里吃。一进入麦地，大家就象走进了刑场，实在不愿意向里面迈腿，因为只要脚一沾地，干爽的鞋子立刻就会呱呱湿。

　　前面有连长打头，后面有书记压阵，我们整个儿是一群被看押的“劳改犯”。一些当地青年干活根本不含糊，裤腿子一卷，袖口一挽，嚓嚓嚓，嗖嗖嗖，镰刀旋风般上下飞舞，一会儿就是一大抱，用“草腰子”一拧就是一捆，不到一袋烟功夫，连站杆带倒伏的就割完了一大片，看得我们眼睛直发愣。羡慕他们真有两下子。

　　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一个比一个笨，手里的镰刀干比划不出活，割的麦茬有高有低，割过的地方如同邋遢女人散落的头发似的，这落下一缕那留下一撮儿，打的麦捆稀松巴叽，用手一提就散花。

　　泡在泥水里的鞋子一会就湿得透透的，两个脚丫子在里边直打滑，握镰刀的手不大一会儿就打起了血泡，碰一下就钻心地疼。因为弯腰时间长，腰部就像木头橛子似的，硬梆梆地又酸又硬，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泥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白净净的脸蛋经常被抹得浑画的。

　　渐渐地，和打头的距离越拉越大。大家谁也顾不上谁，谁也帮不了谁，其中有个叫朱颖的小“知青”年龄最小，还不到17岁呢，个子又矮，胖的平时走路都迈不开腿。一到这个时候更显弱势，越着急越跟不上趟，越跟不上趟心里越委屈，动不动就哭鼻子。

　　割小麦不同于铲地可以藏奸耍滑，不愿意干了就用新土把草一盖，神不知鬼不觉的。割地要一刀挨着一刀地割，哪块割不到，哪块的麦子就站立，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容易被人发现。

　　于是大家边干活边嘟囔，有骂老天的，有骂地块的，也有怨自己不争气的。

　　“秋天的云少女的心”，有时干着干着，天气突变，人还没来得及出地，就被浇成个“落汤鸡”。可谁都知道，麦收大忙季节，即便是有个头痛脑热，连里也不会轻易准假。

　　相比之下我们最怕的还是夜幕降临之后，那是蚊子、小咬“大会餐”的时候，一群群的蚊子，嗡嗡地扯个嗓子叫，拼命的往你的肉上叮。打死这几只，那几只早已趁你不防备，叮你几口便得意地飞走了。顷刻间脸上、手上、脖子上被叮起一些小疙瘩，钻心地痒痒，越怕叮咬的，叮的包越多。当地人开玩笑说：“爱招蚊子的都是甜皮肤”，鬼话，不是甜皮肤的人也都难逃此厄运！

　　每到这难熬的时刻，我们最盼着听到连长的大嗓门喊一声“收工了”！往往是话音未落，大多数人已窜出老远，然后一个个无精打采，哼呀嘿呀，拖泥带水地爬上了车，简直像一群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

　　那阵子，“知青”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隔些日子来场大暴雨，好歇一歇筋骨解解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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