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域文化论文

时间：2023-04-01 09:27:16 文化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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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地域文化论文

　　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地方文化，是指“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不断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陕西作家群作为与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知青作家群并列的文学群体之一，显现了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陕西地域文化论文

　　陕西地域文化论文篇1

　　浅析地域文化对陕西作家创作的影响

　　摘要：陕西天然的被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大部分，使陕西地域文化呈现出很强的多样性。

　　三大地域板块迥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文化，对陕西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使许多陕西作家作品中显现出较强的地域文化特征。

　　关键词：地域文化陕西作家

　　陕西作家群作为与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知青作家群并列的文学群体之一，显现了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其中的代表有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邹志安、京夫、赵熙等一大批优秀甚至称为大师级的人物。

　　从地域文化讲，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周秦汉唐文化曾在这里大放异彩，向世界展现过中华古文明的先进与辉煌。

　　但同时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里也留下太多的传统文化因素，例如宗法制所导致的“父权”统治，使人习惯于崇古、从上、盲目向后看，习于保守，而缺少创新改良的精神和勇气，从而使陕西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渐趋落后，甚至经济排名已经处在全国倒数之列。

　　陕西自古以来就因自然和环境原因被分为三大地域板块：陕北、关中、陕南。

　　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草原的交汇地带，中原农耕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在这里融合与交流，使陕北文化带有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双重特征。

　　关中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自周公确立“宗法制”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一直到唐朝，形成了以“钟鼎礼乐”为代表的宗庙文化，并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态。

　　陕南地区地处秦岭与巴山之间，高山阻隔造成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这里保持着质朴自然的生存形态，体现出理想浪漫的文化精神，具有秦、楚、蜀三种文化融合的人文特点。

　　这三大地域本身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特征，造成了各自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

　　这三大地区在当代都出过数位文学大家，如陕北以路遥、高建群等为代表，关中则以陈忠实、赵熙等为代表，陕南则以贾平凹、京夫等为代表。

　　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受到各自地域文化的影响，试以陕西三位代表作家为主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

　　高建群长期生活和工作在陕北，也长期以陕北为自己的创作基地，在其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对陕北就有精彩的论述：“当封建大一统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统治和驯化这一片广袤的国土的时候，网开一面，它遗漏了陕北。

　　这当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里一直处在民族战争的拉锯战局面，导致这种文化无力渗透或较少渗透而已。

　　”① 高建群认为儒家学说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我们的文化从两千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像另外三个文明古国造成历史的中断。

　　同时，儒家学说过于强调教化与服从，束缚了中华民族卓越的革新与创造能力，弱化了野性扩张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发展到近现代以后，这种束缚已严重阻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陕北处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拉锯地带，使儒家文化较少影响到陕北，在高建群看来，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就安葬在延安市黄陵县，因此陕北保留着“轩辕氏”的原本精神。

　　这种扩张性、开拓性的文化精神，曾经使陕北出现了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敢于反抗的农民英雄，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圣地，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受到了“轩辕氏”原本精神的极大影响，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高建群认为陕北高原这块“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所表现的雄强、豪迈的野性精神，恰是中华文化在发展进程中所逐渐丧失的。

　　陕北因为地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这里的人们没有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他们是天生的叛逆者，陕北人的身上还保留着这种开拓向上的“轩辕氏”的原本精神。

　　正是“轩辕氏”的原本精神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中不断壮大、发展。

　　从黄土高原一直向南、向东发展，才形成今天广大的中国。

　　而中华民族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这种野性精神，需要唤醒这种阳刚、向上、不断开拓的野性精神。

　　同时，我们也能发现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有许多内地作家远走新疆、西藏、内蒙、甘肃、青海等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如周涛、张承志、马原、马丽华、红柯等作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正是认识到汉民族精神的衰弱，才远走边疆去寻找一种雄强、刚健、不拔的野性精神，以拯救衰弱的“体不胜衣”的民族精神。

　　高建群在陕北找到的正是这种野性精神。

　　陕北作家路遥作品中较少谈及文化，但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无论是孙少平、孙少安，还是高加林，都是不屈于命运、不断打拼、体现陕北文化精神的“闯将”。

　　正如《人生》中，路遥借村支书高明楼对高加林的评价表现了陕北人的特点，认为高加林虽然人小，但心硬人强。

　　用“心硬人强”四个字，将陕北人敢于拼搏与闯荡的奋斗精神表现了出来。

　　二

　　贾平凹是地地道道的陕南人，商洛丹凤县人。

　　在他的创作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于他通过描绘陕南特有的文化、乡土环境中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展现出陕南民间的美好的人情和人性。

　　贾平凹试图营造出一个具有理想化和诗意化的梦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是率性自然的，是处在本真的生存状态中的。

　　贾平凹曾对他创作的商州系列作品解释说：“但她(商州)的美丽和神秘，可以说在我三十年来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称得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赞誉。

　　”②贾平凹认为商州(陕南)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这里的树木是细而高长的，水则晶莹如玻璃、似绿绸。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屋后有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夭夭的山桃。

　　贾平凹将自己故乡美丽的自然风光描写得如诗如画，无论是山峦、树木、花草，还是白云、流水、炊烟，在他的笔下全都带有了灵性。

　　这里的人文风情被描写得更是温馨动人，他在作品中将商州和商州人称作是“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乡亲”③。

　　在他的笔下，商州的男人虽不高大，但个个都很强悍，忍耐力更是罕见;商州的女人都是健美异常，个个都是双眼皮，睫毛也是长而黑，还非常温顺、善良;商州人也非常热情好客，总将自己家最好的吃食全都拿出来给客人吃。

　　在贾平凹看来，商州人非常的善良和纯洁，保持着淳朴随性的民风民俗，似乎这里就是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

　　贾平凹对乡土文化的理想化塑造，使这种乡土社会具有了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文化精神。

　　这种乡土文化所体现的自然淳朴的生活状态，带着对现代社会人情淡薄和人性异化的深刻批判。

　　实质上，许多到商州旅游的游客，并没有感受到商州的“美丽和神秘”，更多看到的是贫穷与落后。

　　因此，贾平凹对自己家乡商州的乌托邦似的描写，其实代表了自己对田园牧歌似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在陕南历史上，张鲁曾在东汉末年割据汉中，以“五斗米道”教化民众诚信无私，进行了一次理想主义的试验，试图建立起真正的“人间乐土”，

　　也许可以看成贾平凹对理想社会认识的思想渊源。

　　仔细解读贾平凹的作品，会发现从《废都》《高老庄》《怀念狼》一直到《秦腔》，都在表现喧嚣的现代文明与宁静的田园牧歌生活的巨大碰撞，

　　作者对理想中的自然无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渐消失感到失望与无奈，深刻表现了贾平凹创作的母题：人应如何摆脱异化，寻求生命和生活的本真。

　　三

　　在陕西三大地域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无疑是关中。

　　自古以来这里就有得关中而王天下的说法。

　　八百里秦川，北接黄土高原，南接秦岭，使历代统治者无不钟情于这片土地，而在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儒家文明已深深扎根于此。

　　宝鸡“绛帐”地名就来缘于东汉著名儒者马融设账收徒。

　　关中儒学历来都有“关学”之称，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层层积淀在关中这片有着悠远历史的土地上。

　　这里可以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引，展开对关中文化的挖掘。

　　陈忠实生长于白鹿原下，他大半生都生活于此，深深扎根于此。

　　凭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理解，才写出《白鹿原》这部旷世奇书，因此陈的这部小说被人称为“民族秘史”。

　　该小说深刻之处就在于对汉民族民族心理和行为的深刻勾画。

　　在书的开头写了主人公白嘉轩一生曾娶过七房媳妇，最后又写了白孝义没有生育能力，白嘉轩为儿子设计“借种”。

　　通过请阴阳先生、挂桃木棒槌、上棒槌会拜棒槌神等一系列既有神秘性又具有民俗性的故事，体现了中国人对血缘维系的高度重视。

　　有人曾认为这是作家献媚于读者，这恰好正是汉民族对血缘传递的过分注意，与汉民族的生存样态有关。

　　汉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农耕为主，是典型的农耕民族。

　　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就要求了以家族为单位的耕作方式，而家族的延续需要的就是家族个体血缘的传递。

　　祖先崇拜从上古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是从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度，更是在周秦文化的发源地——关中，保存下了这种原生态的文化样态，白鹿原正是周秦文化的缩影。

　　《白鹿原》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历史观，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所谓的“成者王侯败者贼”，“窃铢者贼，窃国者王侯”。

　　如文中对国共纷争的描写，较少正义非正义之分，而用“秦失其鹿，天下群雄共逐之”。的传统观念。

　　在小说的最后，黑娃是其中最革命者，却被白孝文用不正常手法，窃取了革命的成果，黑娃反而成了“土匪、反革命”。

　　用疯了的鹿子霖的话就是鹿家还是斗不过白家，将革命斗争史变为家族斗争史，显现了传统历史观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和人们大脑的潜层深藏的家族意识。

　　被称为陕西文坛一匹黑马的关中作家红柯，岐山县凤鸣镇人。

　　1986年，大学留校一年的红柯，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远走新疆，在那里生活了10年。

　　1996年回到陕西后，先后发表了《美丽奴羊》《金色的阿尔泰》《乌尔禾》等一批反映新疆草原生活和文化的作品。

　　在他作品中表现的一是张扬、野性、自由、具有扩张性的草原精神;二是草原牧人天人合一和生命本真的生存状态。

　　红柯认为，草原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的血性力量和生命激情，是长久浸润在儒家传统之中的汉族文化相对缺乏的，汉族文化需要向草原民族学习这种野性的精神。

　　因此，他在小说中着力渲染和张扬这种充满蓬勃张力的野性精神。

　　可以看出，红柯正是在完全异质的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强烈反差中寻找到了创作的灵感，作为一个从小根植于周秦文化的作家，恰恰是通过对草原文化的书写，来解构和重新建构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

　　通过对来自陕西不同地域大作家自身对本乡本土的理解和认识的再认识，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的截然不同，使三位作家对世界和生活的感受完全不同。

　　高建群的创作风格像陕北的风一样，充满了野性的力量;贾平凹的风格像陕南的水一样，清澈而舒缓;陈忠实的风格则像关中的黄土，充满了历史的积淀和沧桑。

　　正是这些作家在创作上受各自文化地域的深刻影响，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

　　陕北长期处于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紧张对峙中，形成的边缘性的文化形态使这里保持着强悍的民风和雄健刚野的“轩辕氏”原本精神。

　　当陕北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在有意或无意间必定会表现出这种精神。

　　陕南处在秦岭、巴山等山脉的重重包围之中，使其文化有封闭的一面，历来少有战争。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又似桃花源般安静祥和，加之这里民风淳朴、较少欺诈，使陕南作家在行笔中必然带有晋时陶氏风格。

　　而关中则因其为儒家原初生发之地，民风敦厚朴实，致使关中作家文中必有深厚的儒学精神。

　　评论者常将陕西作家称为“陕军”，而忽视陕西作家各自地域文化特征的特殊性，较少涉及陕西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在文章最后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类比，“关中如儒，陕南如道，陕北如侠”，以喻陕西这三大地域文化精神，这三大地域文化所显现的文化精神对陕西作家创作的影响必将是深刻而长远的。

　　①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

　　215页。

　　②③ 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第8页。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 多人.《白鹿原》评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陕西地域文化论文篇2

　　浅论陕西电视剧创作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摘要]陕西地域文化被人们概括为三秦文化，是从陕西分为关中、陕北、陕南三个自然区域这一地理特征来理解的。

　　通过对三秦文化即关中、陕北、陕南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考证、分析与概括，以获得中国电视剧金鹰、飞天、五个一工程奖三大奖项的陕西电视剧为例，就足以说明陕西电视剧创作一直在努力发掘和映现陕西地域特色，它与陕西地域文化即三秦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陕西　电视剧　三秦　地域文化　关系

　　一、地域文化对人、对艺术的重要影响

　　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地方文化，是指“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不断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

　　”地域文化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正如李慕寒、沈守兵在《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中所言。

　　其“产生、发展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居住的不同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特征、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等物质和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地域文化”。

　　可以说“没有抽象的无地域的历史和民族，任何民俗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都是附丽于地域而形成的，都是因地域的差别而彰显其特点的。

　　近些年来形成研究热点的三秦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等，无不与地域发生这样那样的紧密关联。

　　并因其不同的地域特色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地灵”，“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等俗语，意思都是说，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人。

　　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其实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域文化对人的重要影响。

　　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古今中外的人们对此也早有关注。

　　近两千年前的《汉·地理志》中说，“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

　　”意思是说，人的性格、行为、观念等，取决于水土之风气和王侯的引导，也就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

　　在很多的文章典籍中也有这样相关的论述，如《管子·水地篇》中所说的，“齐之水道躁而复故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则其民轻剽而贼”;《邹县志》中所说的，“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

　　多俭啬”;《陵县志·序》也说，“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

　　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

　　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

　　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蒋诈，民醇俗茂，悃幅无华。

　　”说的都是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民风、民俗的重要影响。

　　地域文化对人有重要的影响，而人正是艺术的中心，所以地域文化对艺术的影响，是必然的。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的中心是人”;匈牙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卢卡契也说，“艺术的对象是人的世界，它所表现的是与人相关的本质，是它的精神和它的外化。

　　”19世纪的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此也有系统的阐述。

　　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在他看来。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大因素”。

　　就环境而言，他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

　　“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的种类。

　　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的发生。

　　”“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逆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

　　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有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有如阳光的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

　　……因此。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

　　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

　　”显而易见，丹纳所言的“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等)和社会环境(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社会结构等)。

　　这里“环境”的实质就是地域文化。

　　毋庸讳言，对于电视剧艺术而言，同样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陕西电视剧创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陕西地域文化——三秦文化的特征

　　陕西简称陕或秦。

　　“陕”指陕陌，在今河南省陕县西南。

　　西周初期，周、召二公分陕而治，陕以东，周公治之，陕以西，召公治之。

　　此后，人们就把陕陌以西称为陕西，简称“陕”。

　　“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辖

　　区主要在这一带。

　　人们又称陕西为“三秦”，一般是从陕西的地理特征分为关中、陕北、陕南三个自然区域来理解的。

　　“三秦”得名源于项羽分封诸侯，让秦的三个降将分治秦之故地：章邯为雍王，领有咸阳以西;司马欣为塞王，领有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领有陕陌以西。

　　“三秦”即由此得名。

　　陕西地势的总特点是南北高，中部低，而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域：北部是陕北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地。

　　如图一所示：

　　陕北地处我国西北部，位于黄河中游，靠近内蒙古、宁夏一带，陕北高原是其最主要的地貌特征。

　　沟壑纵横，山大沟深，土硗地瘠，受秦岭天然屏障的影响，夏季的西南季风不能北上，造成了陕北高原雨量少、日照长，湿度小，气候干煤，而冬季内陆地区冷空气在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下很容易在这里集中。

　　冷高压力加强，使陕北的冬天风寒酷冷。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生存更加执着。

　　在历史上，陕北属于边塞地区，地广人稀，曾有许多少数民族在此过着放牧和游猎的生活，汉初实行“移民实边”的国策，羌族、鲜卑族、匈奴、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都曾在这里杂居，也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共生之地。

　　是多样化文化融合区。

　　在与当地汉族相处的漫长过程中。

　　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文化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

　　受自身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这里的人们逐步形成了粗犷、豪放、执着的特性，性格古朴、道劲、粗犷、热烈、执着、自信、豁达、乐观、宽容，更接近自然的人性，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放的安塞腰鼓、凄凉幽怨的唢呐声，就是这种特性的具体体现。

　　陕北特殊的地貌特点和特定的气候环境造成了特定的环境色彩——黄色——是其主要色调。

　　这在影视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我们熟知的电视剧《平凡世界》。

　　大写意的黄土高原，生命力的顽强给人以深深的震撼。

　　单调的色彩，寒冷干燥的气候，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却极偏好强烈、艳丽、鲜明的色彩，如红、黄、蓝等原色，特别是大红，几乎成了陕北民间的必用色——剪纸、年画、面花、社火、腰鼓，红红火火，表现了陕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乐观与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关中盆地是由河流冲积和黄土堆积形成的，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

　　《史记》中有“沃野千里”和“天府之国”的赞誉。

　　有“八百里秦川”之美誉的关中，从至今考古已发现的115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始，这一带都是人们繁衍生息的自然选择。

　　而关中，即四关之中，西有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再加上秦岭和黄河的天然屏障，关中的腹地西安(长安)，“沃野千里”、“四塞以为固”，天然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和建都的理想之所。

　　这使西周、秦、西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1个王朝，加上短暂的农民政权，如西汉末年的绿眉、赤眉军、唐代末年的黄巢，明代末年的李白成，先后都建都长安，历时1000多年，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随处可见：历代亭台楼阁、庙观寺院遍布：文物书画、文人吟咏日久弥珍：名胜古迹如大雁塔、钟楼、临潼骊山华清池、秦始皇陵兵马坑、桥山黄帝陵、兴平茂陵、礼泉昭陵、韩城司马迁祠、耀县药王山孙思邈故里、佛教圣地法门寺、宝鸡五丈原诸葛亮庙、麟游隋唐帝王避暑行宫九成宫：自然风光如华山、皇家温泉汤峪温泉、太白国家森休公园、终南山、宝鸡天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潼关、大散关等：受气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关中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体系，这些在陕西电视剧中也自然地得以呈现。

　　陕南地处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属南北交界地带。

　　北有秦岭，南为巴山，中间是汉江谷地，横贯东西的汉江及其支流串连起了大小不等的平坝盆地，有“小江南”之称。

　　陕南的秦巴山地，两山夹一川的地势结构十分突出，气候温暖湿润。

　　陕南盆地为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山地大部为暖温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4～15℃，受季风的影响，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0～3℃，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4～27.5℃，年降水量700～900毫米，其中陕南的米仓山、大巴山和秦岭山地中、西部高山地区。

　　年降水量多迭900～1250毫米，水力资源丰富。

　　北邻关中，南毗四川，东与鄂豫接壤，西同陇南连界。

　　处于几大文化板块或地域文化的边缘交接地带，与四川巴蜀文化、江汉楚文化以及中州文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南北汇萃、东西交融的地域文化特征。

　　山清水秀，奇崖清流，晶莹剔透，清新优美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南北汇萃、东西交融的地域文化，形成了陕南人独特的品性，既有北方的古朴与粗犷，豪放与刚强，又有南方人的温文与秀美、机智与开朗，爱国诗人陆游在其《山南行》一诗中的“地近函秦气俗豪”便是对陕南人勤劳朴实、淳厚善良、崇尚礼义、热情好客的民俗传统的贴切描述。

　　三、陕西电视剧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陕西地理风貌的差异，自然的形成了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陕北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三大地理板块及相应的文化风貌。

　　纵观陕西电视剧的创作，显而易见，它深受黄河文化、三秦文化的影响熏陶，可以说，凡是叫得响的、为人民群众、社会各界普遍好评的陕西电视剧，都深受陕西地域文化的影响。

　　都或深或浅地映现、透射出浓郁的三秦文化或关中、或陕北、或陕南的地域文化特色。

　　电视剧《喜鹊泪》，以真切、厚重、悠远的陕西关中农村为背景，写的是“文革”期间一位农村姑娘的爱情婚姻悲剧，它力图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认识和表现爱情婚姻问题，但他把爱情戏写成社会戏，旨在从主人公喜鹊的悲剧中去深思社会、思想、精神、道德等问题。

　　整个剧作显示出浓郁的陕西关中农村地域文化。

　　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电视台摄制的22集电视连续剧《半边楼》，则通过陕西西安某高等学校“半边楼”这一浓缩的环境，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了80年代中期我国高校三代知识分子的面貌，准确而又深刻地开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映现了社会生活的变迁，折射出时代的发展，礼赞了中国知识分子于重德精神与务实精神的交融中所累积形成的崇高品格。

　　剧作不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厚重、挚诚的情感色彩，同时也具有生动鲜活的陕西城市特色与高等学府的文化特色。

　　由陕西电视台摄制的电视连续剧《神禾塬》，通过关中农村翁婿三家在改革致富道路上各自的摸爬滚打、不同的价值标准、精神状态，以及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展开了一幅当代农村的变革图与当代农民的心态图。

　　由于该剧成功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特别注重在历史纵深处开掘改革生活，在历史坐标与道德坐标的统一和冲突中揭示人物性格，特别是重视民俗背影的烘托、屏幕画面的美与构思，所以具有鲜明的以神禾塬为象征的陕西关中农村文化与家族文化特色。

　　由西安电视台电视剧艺术中心摄制的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在陕北》，以详实的史料生动再现了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粉碎敌人围剿。

　　党中央落脚陕北，以及西安事变、红军改编、七七事变、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蒋发动内战、党中央撤离延安、全国胜利曙光升起、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在陕北13年的革命历程，塑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袖形象。

　　剧作深刻揭示了革命的“延安精神”，体现出浓郁的以黄土高原、陕北民风民俗为特征的陕北地域文化。

　　同样由陕西电视台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大树小树》，则是以地处山区的南岭地委书记秦皓为核心，展开了由地区到村镇。

　　由城市到农村，由机关到家庭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生活。

　　集中描绘了三个家庭、两代人的成长和成熟。

　　反映了扶贫、下岗、抗灾、稳定、工程建设、反腐斗争、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爱情婚姻生活等社会热点，透析了价值观、人生观、情感波澜等精神层面的问题。

　　该剧正面而又真切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的陕南基层生活，充溢着浓郁的陕南地域文化特色。

　　当然列宁也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