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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伦理学
游牧伦理学
摘要：德勒兹伦理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对主体提出了一种后人本主义的坚定的游牧想象。
它在尊重我们时代复杂性的同时做到了对相对主义的后现代及其他表现形式陷阱的规避。
德勒兹伦理学是新斯宾诺莎主义的伦理学，建立在一种积极的关系本体论基础之上。
关系本体论需要寻找到他异性对当前条件尚未支持的价值与力量的肯定流变进行推动、调动和思考的方法。
只要人们需要通过集体努力让当前条件产生或现实化，来推动人们的相互交流出现质变，就要践行肯定的伦理学。
生成小民族的过程一定涉及生成女人，它是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参与者在内的实用伦理任务的核心。
游牧伦理学涉及本体论的关系性、情感性和承受性诸方面理论。
关键词：德勒兹;斯宾诺莎;游牧伦理学;生成女人;女性主义;新唯物主义;肯定;批评理论
导论
生成女人和由此涉及的女性特质地位的问题，是德勒兹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出现在德勒兹关于斯宾诺莎思想的研究专著里，还表现在同肯定的游牧本体论更密切全面的联系中――这构成了德勒兹哲学体系的核心。
德勒兹激进本体论的关系性理论在道德标准上是没有倾向性的，但它明确要求积极地参与到培养肯定的价值观的规划中。
德勒兹的内在哲学把肯定的实践定位于外在，即生命本身残酷、凌乱的外在。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创造的混沌其实并不混乱――而是所有可能形式的潜在结构。
生命不是在那些单个事例中被个体化的先验之物，而是内在于、且因而符合于多种多样的物质现实。
我把这个生成力称为“佐伊”，它与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恰恰相反――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建构各种可能未来的创造力。
一种游牧的德勒兹伦理学将关系、实践和复杂性优先作为其重要的构成要素。
它故而倡导三重转变。
首先，它强调与康德普遍主义的道德规约相对立的激进的流变伦理学。
它认为伦理学不是道德，原因在于伦理学不局限于权利、分配公正或者法律的领域。
相反，伦理学是关于力量、欲望和价值的话语，它们赋予生成模式以力量，使生成变得可能。
其次，它把强调统一的、由理性驱动的意识转移到过程本体论上，即强调对本体论的关系性的重视。
由此，他异性被视为一个生产的界限或者生成的临界点的表现，而这需要一套达成共识的协商。
游牧理论喜欢寻找一些方式，他异性可以运用这些方式推动、调动和考虑价值与力量的肯定的流变，而当前的条件尚无法维持这些流变。
因为，为了引导在彼此交往中出现质变，人们需要创造这些条件或者通过集体的努力实现这些条件，所以，这些条件的实现需要务实的态度。
肯定伦理学的实践可以实现潜在的种种可能性，从而构建从当前出发的新的未来。
这种建构方法将当前的否定条件转变成可用于肯定的实践的生产之前提条件。
再次，它让主体的出现摆脱了否定逻辑，并将主体性附着于肯定的他异性。
这让相互性具有了创造的姿态，而非作为对同一的再认识的斗争。
一个同他者的伦理上的赋权关系，其目的在于增加个人的潜力或者能动力，并在过程中产生出令人快乐的能量。
而鼓舞这种探索的条件涉及致力于对积极性加以肯定的流变过程。
因此，哲学游牧论和尼采一样厌恶道德，视之为否定的、愤恨的、否定生命的反动激情。
这种道德被斯宾诺莎快乐肯定的伦理学所取代，这种伦理学隐含着责任感、情景性以及积极协作伦理行为的共同层面的构成。
因此，作为他异性的得天独厚之所，妇女是反现实化或深度生成这一肯定过程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一、生成女人
游牧理论表达了一个以变化与运动来压倒稳定状态的过程本体论。
人们还从一个普遍的生成小民族，或者生成游牧者，或者生成分子/女人/动物等方面对其加以演绎。
小民族是游牧理论变化的活力或者强度原则，而大民族(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核心则是静止的、自我复制的和毫无生机的。
因为男人代表的是大民族，因此，没有创造性的或者肯定性的“生成男人”：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要承担自我繁殖存在者的重担和维持存在模式的任务。
这种静态的取向在发达资本主义背景下就呈现出神经错乱的性质。
这是一台“纺织机”，生产出大量物品、商品和数据实现量变繁殖，而不会改变或挑战权力架构。
“从一到多”的量变增殖逻辑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这个系统没有单一的核心，而是多个中心多处分布的一个分散网络，这是全球经济的一个特点。
它们的任务就是保持资本朝着利润的方向流动。
任何质量的价值或者因素都不容许妨碍利润。
游牧理论使用质的流变和生成小民族的伦理观，来反对这种自私自利的贪婪制度。
游牧伦理观认可复杂性和肯定性，并挑战现有的权力架构。
进一步说，该伦理观还隐含了权力主体――形形色色的经验的小民族(女人、孩子、黑人、土著人、动物、植物、种子、分子等等)――对于流变生成的积极和赋权之过程来说，是个得天独厚的出发点。
不存在中心的生成，只有远离中心的生成。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发的。
处在贬值差异的多重定位中的边缘主体拥有为他们自己量身定做的任务，因此，他们经常陷入主人麻痹性的凝视中――憎恨他(她)的同时又羡慕他(她)。
例如，为了摆脱这个被辩证法束缚的定位，女性主义主体需要激活不同的反记忆和实现可供选择的政治实践。
生成游牧意味着个人须学会去彻底改造自身和去渴望作为质变过程的自我。
游牧理论建诸非统一的、却又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伦理上负责的游牧主体观。
大民族和小民族都需要去克服大民族/小民族或者主人/奴隶的辩证法，以及需要去解开牢牢束缚他们的嫉妒(否定性欲望)和统治(辩证法)的死结。
在该过程中，考虑到他们的出发位置如此不同，他们必然会沿着一条条非对称的生成线前进。
对于大民族，除非彻底废除其中心地位，不可能有生成。
中心是虚空;一切的行动都在边缘地带进行。
然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小民族来说，其模式是不同的：女人、黑人、青年、后殖民臣民、移民、流亡者和无家可归者，可能首先需要经历一个认同政治的阶段――寻求一个固定的定位或者一个大民族的地位。
这样做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需的，因为，正如我经常所讲，你无法放弃你从未拥有的东西，你也无法以游牧方式摆脱一个你自始至终从未掌控的主体位置。
因此，我认为生成游牧者(生成小民族、生成女人)内在上是有差别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出发的位置。
定位政治至关重要。
换言之，随着异质性被注入辩证对立的两极之间，辩证对立就相应地被消解了。
这个“克分子线”――存在、身份、固定性和权力之线，与“分子线”――生成、游牧的主体性和潜能的线是绝对不同的。
尽管在菲勒斯中心主义内部，这两种线陷入了一种二元论的模式，它们是两个不对称的“他者”。
由于每个主导体系都会将同一性强行加入一套等级关系中，由此造成结构上的不平等，而以上两种线就被这种不平等区别开来。
德勒兹将克分子/大民族界定为标准，而把分子/小民族界定为“同一的他异性”的他者。
然而，游牧哲学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消解这个二元论模式以及如何将两关系项的权力关系进行重新分配。
因此，逃逸线或者生成线的重要性超过了这两个关系项中的任何一方。
逃逸或生成只能生成小民族，就像生成女人/孩子/动物/不可感知物一样。
这是一个以平行却非对称的方式来推翻对立辩证法的内在区别的运动：“被解域化的大民族的变量，只能是生成的主体;被解域化的小民族的变量，只能是生成的工具。”因此，需要在这里格外强调一个居于大民族与小民族――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非对称的出发位置。
这就意味着解辖域化的过程是双向的，数量上的小民族只能通过将自己从作为他者的统一身份中解放出来，才能经历生成过程;而该身份是由他们与大民族的对立而强加于他们的。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女人作为“第二性”，或“同一性的他者”才需要在该过程的分子意义上生成女人或生成如露丝・艾丽盖雷所说的“他者的他者”。
因此，要解域占据支配地位的主体，第一步是必须生成女人(也叫做男人女性化)。
然而，对从经验的小民族出发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有着更多的选择。
如果对于小民族而言，融人大民族的吸引力很强(也称为菲勒斯女性现象)，那么，逃逸线具有的朝向小民族的生成吸引力也相应强大。
换句话说，你可以进行一个产生撤切尔夫人的生成女人和另一方面产生出欧美流行音乐天后的生成女人：她们都并非这个术语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但是她们彼此之间的不同也泾渭分明。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让生成小民族的过程保持开放性，不能停止在辩证的角色转换处。
在角色的颠倒中，通常先前驯服的奴隶会处于新主人的位置或先前的浪漫情人会处于母老虎的地位。
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可逆性逻辑。
这对于某些社会主体如女人、黑人、后殖民者和其他的他者们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承载了小民族的希望。
生成游牧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反本质主义的，还是非主体的，并超越了广为人们接受的个性观念。
它是超个人的模式――或从根本上说是个集体模式。
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游牧者，你只能继续努力生成游牧者。
人确实必须从具体的某个位置出发：一个理智的和负责的地点。
而生成的过程是一个安放在社会象征体系核心处的定时炸弹。
该象征体系将存在、主观性、男性、强制异性恋和(西方)民族优越感紧密结合起来。
不同的生成就是撕开这个空间的各种线，要求我们不断地重新绘图：每次都是一个关于找到新坐标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个空间现象，还是个时间现象。
对整个生成分子过程至关重要的是记忆的问题。
大民族(特征为白人、异性恋、拥有财产和男性)――是个将知识集中化的巨大数据库，该数据库通过他的各项活动的每个方面传递下去。
大民族主体掌管着该体系核心记忆的钥匙，这让众多小民族的非传统的或者被压制的记忆沦为无意义的行为。
对于大民族来说，生成路线最终是个反记忆，它并不是以线性顺序来恢复具体的记忆，而是作为一个解域的力量，让主体摆脱他/她关于统一牢固的身份观念。
一种游牧的非线性时间哲学，作为动态生成中的主体所具有的内在分裂的结合体的一条曲折之线，支持对记忆及其与想象的密切关系进行一种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解读。
这在疼痛、受伤或者受虐待的负面或创伤记忆情况中尤为重要。
这种负资本是历史上被边缘化或受压迫的主体所具有的意识的固有组成部分。
构成“小民族”对立意识的痛苦和负面记忆是游牧政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核心内容。
虽然认可这一特定的定位――作为一种关于痛苦的受伤记忆，以及一个基于历史的空间――游牧主体还是把政治性解读为旨在超越当前的事物状态，推动创造性的“反现实化”或变革性抉择的一种体现。
这一时间观念和政治观点的必然结论是，小民族具体切实的记忆并不仅仅是永远镌刻在历史牺牲品肉体上的、负面的静态碎片。
分子或游牧的记忆更是一个创造力，正如法农所说，它让“尘世的可怜虫”朝着对非传统的世界秩序，对更人性化和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进行憧憬的世界历史任务的方向提前迈进。
它可以归结为一种双重的意识，除了意识到它们产生的作为横向截线和集体变革之动力的创造力，还能意识到不仅存在压迫的多重轴线，以及由此相关的伤害、羞辱和痛苦的多重轴线。
但是请注意，在古典辩证法中，以经验为依据的小民族被自动定位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和革命行动与伦理力量的指导方针，但在游牧政治学中，情况不是这样。
压迫的负资本正好是价值嬗变过程的得天独厚的出发点――请允许我采纳尼采在这观点上更勇敢的表述――它涵盖了小民族自身：他们也必须生成小民族。
小民族也需要激发自己的记忆，除了要反抗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主体的居统治地位的幻想，还要提防陷入反同一性的辩证诉求的恶性循环。
这种游牧记忆是不受身份束缚，或不与自我挂钩的，而是非个人的或后身份认同的。
它和一个陌生化的激进过程或为摆脱主导地位的表象乃至自我表象的实践而不认同的激进过程联系起来。
生成游牧理论存在的潜在短板是：从中心对中心进行批判。
所有的生成都是小民族的生成，也就是说，他们不可避免地和必然地沿着古典二元论的“他者”方向前进――在该过程中取代他们并将他们再辖域化，但这总是仅仅在时间的基础上。
生成女人/动物/昆虫是一种流动的情感，如写作一样;它是一部创作，是一个需要和他者一起，也就是说在和他者遭遇中一起建构的位置。
他们将主体推向他/她的极限，与外在的不同的他者不断地发生遭遇。
游牧的主体，作为非统一的实体，既是自我推动的，又是异质定义的，或者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
因此，企图能够将生成女人与其他多种多样生成的展开和布置分离开来，有可能是最严重的概念性错误。
生成游牧的过程是由连续的但并非直线的步骤构成的一条曲折路线，它始于“生成女人”，标示出穿越动物进入“生成不可感知物”以及更远的“生成小民族”的不同临界点或模式。
“生成女人”与生成的概念和过程密不可分，但是并不存在一个系统的、线性的或目的论的生成的诸阶段或时期。
每个高原都表明一个框定的和可持续的由内在现实化的流变所构成的区块或瞬间。
打破这些界限同时思考诸多高原，而不是局限封闭于一个高原内部，对于批判性思维至关重要。
二、小民族与生成小民族
政治运动的认同诉求是基于历史压迫体验的，而游牧理论的经验的、超验的渴望，旨在通过多种多样的生成过程，去阐述一个新的集体的横向联系。
在认同诉求和渴望之间存在着一个积极的和创造的张力。
正如我先前所说，只要男人或男性是思考主体性的主要所指对象，是规范、法律、逻各斯的掌控者，女人就被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即被对立地认为是他的“他者”。
结果是不可能有男人的生成小民族，而生成女人对于所有人的小民族意识来说是个特权位置。
男人，作为主体性的特权所指，是规范、法律、逻各斯的掌控者，就代表了大民族，即体系的静止中心。
结果是，一方面男子特质与生成过程对立，它只能是解构或批判之所;另一方面，对于两性和所有的性别来说，生成女人是生成过程的一个关键步骤。
因此，这就造成了德勒兹同“生成女人和女性特质”的关系出现一个难题，德勒兹本人没有做出解答，我在别处对此作过全面分析。
这个难题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将普遍的“生成女人”赋权或设定为其他生成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是呼吁超越这个“生成女人”的同时，又担忧把优先权或主导地位赋予女性的做法可能会产生一些独断影响。
一方面，生成小民族/游牧者/分子/无器官身体/女人，从女性特质开始;另一方面，它被设定为流变过程的一般表述。
德勒兹的各种生成，强调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在形而上学的稳定点之间、之下和之外的各种复杂多样的过渡状态所具有的生成力量。
但是它们(这些生成)没有很好地解决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
德勒兹的著作显示他与女性主义观点的高度契合，即我们要从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出发。
因为女人被二元定位为他者――在这一体系中，虽然是以否定的方式，她依然成为了菲勒斯的附庸。
在并且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说性差异是区别的主干，因此，必须进行优先考虑。
此外，游牧理论意在将形而上的差异淡化为一个多样的却无差别的生成。
这引发了我的问题：游牧理论对游牧生成的强调会产生什么样的女性主义政治学?
德勒兹明确支持基本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区分：作为概念的女性和作为具体的经验行为主体的活生生的女人，并最终给出了女性自身范畴所固有的类似区别。
因此，这也足见德勒兹对女性主义政治立场的支持：“当然，克分子的政治学对于女性来说是必需的，其目的是赢回她们自己的有机体、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将自己局限于这样的课题是有一定危险的，如果不能做到让一股泉水干涸或者一个流动停止，这个课题就无法进行运作。”
虽然如此明显地支持女性依靠人权和公民权为取得完全的主体性而斗争，德勒兹还是用“生成/小民族/分子的/游牧的”观点来对抗“大民族/静止/克分子的”(将女人看作菲勒斯中心主义体系的构建算子)观点。
游牧的或强度的视域是“超越社会性别”的性恋，这种性恋不是二元的，而是多样的，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不是辩证的，而是处于持续的变化中，非固定的。
这观点体现在如下的比喻表达法中：“多性恋”，“分子女人”和德勒兹的去菲勒斯风格而积极贡献的“无器官身体”。
这就是游牧酷儿理论。
只要对男性性恋的过分强调，强制的、以生育为目的异性恋，性别的二元论的持续存在，以及将女人作为他者的特权形象，构成了西方主体一地位的要素，那么，生成女人必然成为颠覆主体地位的出发点。
换言之，通过一系列解构步骤，“生成女人”引发了菲勒斯身份的解构――这些步骤重新向上追溯，目的是为了对它们，即这个差异和其他差异的社会象征建构的不同阶段进行消解。
三、德勒兹对女性主义的批判
德勒兹还把他的女人之生成女人理论用作基于身份认同的女性主义政治学批判的基础。
所有的流变政治都应该是关于生成小民族的和关于要将主体“女人”分解为朝向普遍的和“无性别”的生成的一系列过程。
换言之，为了避免小民族内部出现微观一独裁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重复，重要的是要有大局观。
“在我们看来……在共生关系中有多少关系项就有多少性关系，正如促成感染过程的因素有多少，疾病的差异就有多少。
我们知道很多存在者从男人和女人之间穿过;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随风飘落，形成根部周围的块茎，从生产的角度无法理解他们，只有从生成的角度可以理解”。
生成的这些不同程度不仅是主体地位的示意图，还是思想的分类法、关系政治的地图和强度状态的变量。
多样性没有像在柏拉图模式中那样产生一个单一模式，而是创造和产生各种差异。
从根本上讲，德勒兹认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短板在于它保持了主导价值或身份认同的单调重复，该理论还声称可以辩证地再次获取主导价值和身份认同。
这造成反动的、克分子的或者大民族的思维延续下去：在尼采的价值天平上，女性主义者拥有奴隶般的道德。
在德勒兹看来，女性主义者会成为颠覆者的前提是，如果在她们的生成中，通过把蕴含正面与肯定的多种多样的欲望可能性解放出来，她们就会从社会和理论两个层面促成对非俄狄浦斯女人的建构。
这种作为生成的标杆，或反俄狄浦斯的生成主体的、新的一般的女性特质，显然与德勒兹建构的新普遍原理的女性主义构型相反。
该构型建立在女性种别性，或更确切地说，建立在性的二分法的深化上。
前者针对的是彻底具身化的去本质化形式;而后者则针对策略上的再本质化的具身化。
四、超越性别的性恋同德勒兹关于女性主义政治的矛盾心理形成反差的是，女性主义表达了更明晰的观点。
游牧女性主义强调了对复杂的、多态的和不正当的性恋――在女人和所有人那里――的盗用，以及强调只有洞悉大民族的阴谋――给予异性恋特权的性恋，就可以实现性恋的简化。
故而，物质一现实主义者或生机论女性主义，立足于一种动态的一元论的政治本体论，不再关注性/性别差异，而是把性恋作为过程纳入全面的关注中。
对女性主义主体哲学来说的性/性别区分，显得冗长多余，而从事大陆哲学工作的讲英语的女性主义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先是贾腾思、格罗兹和布拉伊多蒂论述过这个区分，之后就是被巴特勒的行为转向理论以新的范式重新进行系统阐释。
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们基于不同的立场讨论同一个议题。
对性恋的重新强调，这与关于性和性别的古典或酷儿理论相反――是由于物质一现实主义的女性主义所倡导的视角变换而出现的。
在被公认的对德勒兹女性主义的经典阐述中，贾腾思和劳埃德认为德勒兹从斯宾诺莎那里改编而来的一元政治本体论，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契机。
与笛卡尔的二元论不同，斯宾诺莎的心身可以用同时性效应进行表述。
如果借用约翰・马克思的一个术语，可以说这些需要思想的具身化，也需要物质的脑化。
这里只有一种物质：一种有智力的肉体一思想一物质复合体。
这表明身体差异在变化区分的过程中，既是一个平庸之物，又是一块奠基石。
这个女性主义的规划与德勒兹的游牧论之间产生的共鸣包含着很多方面和层次。
劳埃德认为，心一身并行论和内生情绪的或自然倾向驱动的主体观向人们暗示：不同的身体拥有不同程度与层次的权力和理解力。
这明显暗指着性差异。
假如，根据斯宾诺莎主义的叙述，思想只是关于身体的现实想法，性差异可以深入到思想中，因为思想并不独立于其所在的身体。
如果身体被辨别为不同的性别，那么思想也一样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性别。
劳埃德强调，斯宾诺莎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不同的权力和快感与不同种类的身体有关，同时，又展现在不同的思想中。
故此，女性的身体不可能不会影响到她的思想。
斯宾诺莎思想的倾向性是明确的。
这种倾向性，在劳埃德看来，为女性主体性的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因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宗旨就是避免落入女人真实本性的本质论陷阱，同时摒弃思想无倾向性的观点。
尽管斯宾诺莎接受了他那个时代关于女性附庸地位的传统观念，并因此将妇女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劳埃德还是慎重地指出，斯宾诺莎所持的思想具身化本质的一元论具有一定的解放潜能。
通过与笛卡尔的心一身二分法的二元观进行比较，就可以更好地衡量斯宾诺莎一元论的价值。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笛卡尔的心一身二元论远比斯宾诺莎的性一无倾向论对女人造成的伤害更大。
一个女性本质的“之所是”必须最终在每个情况中决定，人们不能先验地对其具体阐明，因为每个具身的复合体都有其特殊性。
事实上，从新斯宾诺莎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由于具身的主体是通过与其他力量在“亲和”或“不和谐”的模式中发生遭遇而形成的。
而这种“亲和”或“不和谐”会赋予各种遭遇非常清晰的，但又事先无法为人所知的构型。
以此论推，它们也揭示了任何针对“消解性别”的政治规划的荒谬性。
“消解性别”意味着要去恢复身体的原状，尽管这个渴望符合发达生物一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但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对于劳埃德和贾腾思来说，性差异不是一个难题，是因为它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对于克莱尔・科尔布鲁克而言，它不再是个问题。
对于作为一个将自身表现为终极在场的自行发生体系的思想，性差异提出了关于可能性条件的问题。
如此一来，性差异就产生了一般意义上的主体性。
按照科尔布鲁克的观点，德勒兹对差异具有的生产性和积极性力量的强调对于女性主义理论来说是个麻烦，因为它质疑了性差异的根本价值。
德勒兹式研究方法的优势是它不再强调性差异的形而上学，而是强调性差异的伦理学。
德勒兹的哲学实用主义对性差异是否需要形而上学都表示怀疑。
科尔布鲁克想把争论的阵地从形而上学的基础转移到强调需要创造新概念的内在哲学上。
这个创造的姿态是对已知事实和经验的一种回应方式，因而与事件这一概念联系起来。
概念的创造本身就是经验或实验。
这里有双重含意：首先哲学不需要被看成大师话语或必然的思想范畴：艺术和科学实践也有适合自身发挥的作用;其次，如果伦理问题不需要形而上学，那么，女性主义和概念的关系也无须是批判性的，但可以是发明的和创造的。
换句话说，进行思考实验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
重视欲望的生产性和将性恋看作是解域性别及其二元体系的重要力量的观点，是游牧女性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
性恋作为复杂的多层次的力量，它产生多种多样的遭遇、共鸣和关系，并不能被容纳于男/女辩证法的权力(主权)结构中。
它反而是授权(潜能)与能够生产出亲密、实验和与他者关系的诸多空间的生成的一个活跃空间。
性差异不再是局限于两性之间解剖学和社会学狭隘范畴里所理解的性差异。
这一点作为第一层差异，我在别处做过分析。
它既不会停止在分化过程的第二个层次――不同类型女性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停止在第三个层次――每个女性内部的差异。
性区分的游牧进程是个永恒的分裂过程，它是位于性别系统之外的生成区块，它可以调动未开发的力和能量，并给它们安排一个维持解域化过程的任务。
考虑到唯一的伦理问题是让肯定的和可持续的非传统取舍发挥作用，那么，一个伦理关系的力就在于为那些潜在的可能性之现实化提供支持，而这些可能性旨在推动去实现与多种多样的他者更宏大的相互联系方式。
如果“赋权我们行动”是游牧主体性的伦理命令，那么，性恋作为一个最强的遭遇模式，是扩大人们的遭遇他人和维持与他人影响力的感知和能力范畴的必要前提。
物质一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的生机论的要点是将性恋定位成一个具体的和充满生机的资源，既将个体自我去中心化，又让欲望摆脱一个致力于实现身体一生命政治学管理和规训的性别体系的限制。
困难在于如何让性恋愈来愈强的感受释放出来，和由此去建造属于和作为生成一他者的可持续未来。
欲望作为彻底遭遇的生产的、解辖域的力量，是后身份认同的和非个人的。
它围绕着爱人之脸设计出理性的新景观，因此，它无法局限于对其设定的那个简单人类面貌。
作为视角变化的最终结果，所需的是一种后个人的和反人类中心论的欲望理论，该理论可以恰当地处理唯物主义的和活力的游牧生成的主体所具有的复杂性。
结论：为了游牧女性主义
在后来被称为“彻底的内在”理论中，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了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
让我来告诉你这个对比的主要原因：
先让我们看看德勒兹女性主义的伦理与政治基础。
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把具身化，因而性别、情感强度、移情和欲望都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纳入关于当代非统一的主体政治学的讨论之中。
政治主体性的哲学批判基于两种观念。
其一是强调主体的具身的和被植入的本质，这会导致人们无限度相信生活过的经验。
这会演变成日常生活政治学以及导致重新对当下产生兴趣。
一个人的思考必须全球化，但是行动必须地域化。
另一个重要论点是要重视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
“差异”不是一个中立的范畴，而是表明排除在主体性资格之外的一个关系项。
将差异与贬义等同起来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它将主体界定为与意识、理性和自我调整保持一致和等同的伦理行为。
这造成整整一批人沦为边缘的和随意处置的躯体，即性别化的、种族化的和自然化的他者。
同等重要的是，人们要关注兼具限制性(主权)和生产性(能力)力量的权力。
这也意味着权力结构既是丰碑又是文献――正如福柯所教导我们的――在于它们表现为社会机构、表象系统、叙事及认同模式。
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对我们的教导，它们既是封闭的历史范畴，又是无穷无尽能量的流动。
对权力这一分析的精妙之处，非但不会导致政治和道德行动的中止，反而变成了对政治活动的适宜场域来进行详细阐述的出发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游牧思想是复杂性理论的社会政治学的分枝。
而且，对幸福政治或者在自己文化中舒适感的政治的强调――远不是要倒退为自恋癖――而是对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和社会秩序的盲目对抗的犀利写照。
依次而论，它支持感受强度与欲望的不同政治经济学的反现实化。
对政治幸福的追求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主义和利益驱动的，因为它已经被抬高成一个为社会建构希望前景的无偿使命。
在女性主义实践中，我最重视的是批判的敏锐性同创造的潜力结合起来。
女性主义通过对这一远离抱怨与谴责的“双重展望”的呼吁，清楚地表明了对以上批判的敏锐性同创造的潜力相结合的重视，据此向人们提供能动性的选择。
女性主义的伦理经验缺乏一个逻辑必然性，通过该必然性将政治主体性与对立意识联系起来，并让它们都变成消极性。
政治行动主义可以发挥更大的效力，前提条件是它能让增强自我意识的过程摆脱否定，将其反而与创造的肯定联系起来。
就同一和差异之间的至关重要关系来言，这意味着对他异性赖以推动、调动和造成潜在可能性之现实化而采用的方式的认知取代了二分法认识论。
就本身而言，这些并不包含在目前条件中，也无法从条件中体现出来。
它们必须依靠集体想象力的质的飞跃，才能实现或创造性地生成。
女性主义在政治性和政治学之间做出了明显区分。
女性主义理论家――从波伏娃到哈拉温，乃至更多学者，都远离了革命纯洁论的罪恶幻想，因为这种论调必然会同暴力产生纠葛。
然而，这些人对普适性的人本主义设想，对人权的诉求，或者对人类理性的自我纠正效力同样持怀疑态度。
他们反而强调有必要去改变衡量的标准，从而在最有效又最隐蔽的地方揭示权力关系：在个人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具体定位中。
个人必须从具身的和植入的自我的微观事例以及从构建自我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出发。
这种双重强调――一方面重视至高权力的脆弱性和另一方面重视专制权力关系，是对政治性进行游牧研究的关键。
作为一种心境，行动主义就在于将哲学同政治学联系起来的亲密程度，如在“政策”(La politique，有组织的或大民族的政治学)中，不如与政治性――“政治问题”(Le politique，以分散的、游牧的和块茎的生成形式而开展的政治运动)联系的亲密程度高。
政治学与政治性的区别极其重要。
米歇尔・福柯在其作品中，假定沿着权力的双重轴线，划分政治学为限制性或强制性(主权)，政治性为赋权性与生产性(潜能)。
前者强调对公民社会及其社会机构的管理，而后者关注对新的存在艺术和伦理关系的变革性试验。
政治学是由基于年代先后顺序的、连续的、进步和解放的诸多措施构成的;而政治性则是需要批判实践之循环时间的、彻底的自我创新。
本着更加切实和严肃的精神，德勒兹和瓜塔里把对流变或生成的渴望置于研究计划的中心。
对于游牧理论至关重要的区分是认清时间和生成所维持的情感质度的各个轴线的区别。
政治学的制定基础是时间图一～为实现标准和规约的机构化而设置的必要的线性时间。
它是一个反动的、依附于大民族的实体，经常由单调的重复和可预测的颠倒构成。
这些构成成分虽然有时候会改变平衡，但是基本上不会触动权力架构。
而政治性的设定基础是循环时间――生成的时间和肯定的批判实践的时间。
它是小民族的，致力于将与当前有关的非传统的事物状态反现实化。
基于我们不知道人体之所能的原则，生成一政治性最终旨在实现主体性结构的改变。
它关乎的是产生和维持“生成小民族的”的过程。
这个具体的敏感性把强烈的历史记忆与意识以及反抗的欲望结合起来。
它摒弃了那种主导意识形态，那些各种政治派系的左派或右派的伪善又武断的腔调，支持快乐的变革行动的产生。
该实践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内容同一个根深蒂固的禁欲主义形式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与一种非功利伦理学结合起来，依赖行动主义的微观政治实例，并避免包罗一切的概括。
这种研究方法，旨在改变我们同环境、社会和其他非社会之间关系的集体模式，虽无特别之处但颇具实验性，是彻底内在哲学最实用的体现。
女性主义运动是政治性在游牧学意义上所具有的典型范例。
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所有社会运动中，妇女运动特别阐释了自我组织能力、组织力量和无领袖组织的想象力。
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轮女性主义浪潮，不仅发端于对自由民主体制的虚假普遍性和排斥性的人本主义空头承诺的批判，也对所谓的极左派及其领袖们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进行批判。
在对自由的集体期望、对多样性的尊崇、对社会与象征的正义以及对“日常生活政治学”渴望的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成为一个激情澎湃、幽默风趣和政治活跃的运动。
它不遵循居于统治地位的规范，但却深谙自己为广大妇女所肩负的责任――女性主义体现着她们的愤怒和幻想。
妇女运动的众志成城是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实验之一。
游牧女性主义建立在欲望政治学的基础上，不管人们的性别、种族、阶级或性倾向，是对丰富和实现人们潜能的集体共同渴望的正面肯定。
作为幸福政治的一种形式，游牧女性主义是对自由的固有渴望，致力于反抗和摧毁各种性别身份的、既定的、制度化的形式与各种性别身份所现实化的权力关系。
游牧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让潜在的女性特质现实化，该女性特质的结构和特征需要集体协商和共同维持。
游牧女性主义也重新制定了批评理论的任务。
德勒兹以“疑难”模式把哲学重新定义为对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发挥作用的人本主义“思想形象”的不断追问，寄望以“游牧”方式来破坏思想的稳定。
然而，德勒兹又把哲学定义为一种彻底的内生论形式，因而更加强调维持理论过程的情绪性的政治感受。
相应地，德勒兹女性主义者把作为主体的主导观念和作为人类理想的理性进行批判，但是摒弃了感伤模式和对怀疑论者的称颂;相反，游牧女性主义者主张把思维彻底地重新界定为一个用新思想形式和具体实现它们的方式进行集体试验的创造活动。
这与当下时代精神之间的联系，将政治计划置于多样化的领域中，其范围从涉及性恋、血缘关系，一直到包括宗教的和零散的实践在内。
人们通过叙事、神话或小说，将对这些主题的分析传播开来，我把这再命名为“象形”或者当前的绘图。
一个绘图就是关于某人历史和社会定位的一张政治影响力地图，借此能够分析出权力在具体境况中的构成和阐述抵抗的适当形式。
米歇尔・福柯曾广泛地研究过谱系或反记忆概念，将其作为一个工具，他在对后工业社会的权力微型物理学分析中勾勒出“当前图表”。
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也曾强调对具体权力结构的单一现实化进行内在分析的重要性。
女性主义，未受这些哲学概念影响，也通过“定位政治”的实践来倡行这个方法，将之作为定位行动主义的手段。
它也完善了主体的积极的再命名和再表意的策略。
一个定位是个植入的和具身的记忆：它是一组反记忆，由对主体性所主导的社会表象进行抵抗的思想家们激活。
定位是一个物质主义时空的、居于多样性中的主体共同生产的场域。
定位为政治和伦理责任提供了基础。
记忆、定位的绘图、政治认同或不认同和战略的再布置均是增强自我意识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是由诸如女性主义和种族理论的流变认识论构想出来的。
从游牧的视角来看，“女性特质”既非一个本质化的实体，也不是一个可直接理解的实体;它反而既是一个具身的和被植入的定位，又是一个强度生成之所。
它是一个规划的结果，一个超越女人的传统(“克分子”)主体地位的政治和概念规划;然而，这个超越需要通过肉体发生，进入各个具身的位置，而不是从这些位置上逃离。
通过同时作为(同一性的)“他者”，又作为完全的社会主流融入了大民族，女性特质陷入了后现代晚期的双重约束之中。
当今的女人，既长着一张白人女性所具有的可怜而又霸道的面孔，又沦为菲勒斯中心主义政治存在论(要求女人象征性缺位和被社会边缘化)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沿着生成游牧所指的方向，我们就能踏上实现量的流变的、结满硕果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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