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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实施的困境及前景
碳关税实施的困境及前景
摘要：碳关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化石能源出现危机的背景下诞生的。
碳关税的提出有其政治和经济双重考量。
碳关税征收面临着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争议，征收的技术标准难以确定，其征收时候会实现减排目标尚未可知，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增加了征收的不确定性。
但当前不少国家又成功承受碳税的先例，国际社会亦在不断努力推动减排目标的落实，发达国家不断通过立法推动碳关税的实施，碳关税的开征具有较大的确定性。
关键词：碳关税;困境;前景
一、碳关税的由来
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能力有限，环境未遭到大规模破坏，能源未被大量消耗。
工业革命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类的活动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化石能源消耗加速，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
20世纪爆发的八大环境污染事件促使人们开始注重采取经济手段保护环境，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各国政府高度警觉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性，使各国政府意识到节能的重要性。
为应对全球环境恶化和能源危机问题，国际社会先后召开了系列会议。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制定了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水平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7年12月《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并达成《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提出了第一承诺期（2008年到2012年）有关方面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其中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
2007年12月，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产生了“巴厘岛路线图”，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
2009年12月，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
目前发达国家主要通过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两种手段实现节能减排。
出于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考量，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诿自身的减排责任。
为应对气候变化，部分发达国家主张对其国内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设定限额，超出限额部分企业需支付“排放成本”。
但他们担心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对其企业采取类似措施而出现不公平竞争，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来实现所谓的公平竞争。
2006年，法国总统希拉克提议征收碳关税，以抵消进口产品因执行未执行碳减排而产生的竞争优势。
2009年7月，法国总统萨科奇呼吁设立“欧盟碳税边界机制”对未实施碳减排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法国宣布将从2010年开始对从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
2009 年3月，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首次提出建立碳关税制度的构想，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在2020年对来自包括中国的未在国内实施碳减排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边境调节税，即碳关税。
二、碳关税实施困境
（一）碳关税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碳关税概念是在全球环境恶化，化石能源出现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初衷是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共同的但有区别的碳减排义务：发达国家承担主要义务，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这一规定使法国、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据此不承担或不积极承担碳减排责任，试图通过碳关税来促使发展中国家积极减排。
GATT环境例外条款（b）条款规定“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而采取的措施可以不受WTO的非歧视性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约束。
碳关税的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气候变暖，符合（b）条款的规定，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鲁格曼认为碳关税本质上是一种增值税，是政府对不考虑环境外部性的一种矫正，是对市场扭曲行为的一种矫正，因此具有合理性。
发达国家认为碳关税是一种公共福利，可将所征收的碳关税收入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因而碳关税具有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认为碳关税以环境保护之名进行贸易保护违背了WTO确定的公平贸易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其合法性值得怀疑。
碳关税征收的反馈、调节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将碳关税看做一种福利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不具可行性，反而会将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加大二者之间的差距。
（二）碳关税征收技术标准不确定
尽管欧盟和美国出台了碳关税相关法案，但这些法案中并无具体的征收方案，所确立的碳关税征收标准是基于进口产品的碳含量或内涵排放。
内涵排放涉及到各个生产阶段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的总和，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和不同的生产阶段如何划分是一个难题。
影响内涵排放的因素，如企业的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资源禀赋差异等，这些因素需要有完备的定量计算体系和信息统计系统，还要有科学的税基确定技术，这些都是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具有较大的.不可操作性。
（三）碳泄漏问题导致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各国家对减排承担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国在承担责任的领域、大小、方式、手段以及时间等方面存在着区别。
其中发达国家承担主要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由于发达国家承担主要减排责任，有可能出现一些国家的高耗能产品生产转移到碳减排压力较小甚至是未采取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的国家，最终有可能导致增加碳排放的问题出现，从而出现碳泄漏问题，使全球碳减排目标难以实现。
（四） 利益集团的博弈导致碳关税的开征具有不确定性
碳关税的征收牵涉政治和经济问题。
发达国家担心由于发展中国家不必受减排法规约束，其单方面的减排会导致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从而丧失国际市场竞争力，并进而导致部分企业外迁，最终影响到本国的就业和财政收入，并导致出现“碳泄露”现象，使全球总排放量持平甚至增加。
发展中国家认为碳关税是一种贸易保护壁垒，违背了WTO的公平贸易原则，而且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并且要为历史排放承担责任。
发达国家掌握着先进的技术，通过产业转移将处在价值链低端的高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大的碳排放压力，碳关税的征收使发达国家实现了经济利益，导致发展中国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其结果是使得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010 年12 月，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家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丹麦提出的要求2050 年减少全球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草案。
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欧盟内部部分发达国家极力推动碳关税的实施，他们认为碳关税的实施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环境，并迫使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担减排义务，而另一部分国家则认为碳关税是一种贸易保护措施。
碳关税的征收可能会牺牲部分行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保护其他行业的利益。
此外，作为贸易保护措施的碳关税的征收可能会扰乱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
奥巴x总统曾明确表态在全球经济大幅衰减之时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都要非常谨慎。
三、碳关税实施前景分析
从以上分析来看，碳关税的征收面临着较多难题，但这些难题是可以克服的。
目前已有不少国家在国内征收碳税的先例。
芬兰早在1990年就开始征收碳税，此外瑞典、丹麦也在征收碳税。
据耶鲁大学环保刊物《Yale Environment 360》 2010年报道，欧盟成员国中2006年有9个国家征收碳税，2007年有11个，而截至2010年已有17 个国家。
碳税的征收无疑为碳关税的征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碳关税的征收可以有效借鉴碳税征收的技术方案，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气候谈判协调各自行动最终找出一条可被普遍接受的方案。
美国和法国较早提出了征收碳关税问题，并且通过政府法案的形势予以确立。
虽然碳关税有违WTO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有关原则和精神，但实践中不乏绕过这些原则的先例。
美国著名的小虾—海龟案交织着贸易和环境之间的争议，最终因环境保护之由而胜诉。
可以预期，碳关税的征收具有较强的确定性，我国政府和企业要未雨绸缪，及早采取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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