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

时间：2021-05-28 15:08:04 文化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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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儒家文化作为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代表，作为主流的传统中国文化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对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延续，对创造力的发展都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基因”里对创造力的消极作用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毕竟儒家文化更多的是关注人际的和谐，而不是对外在世界的追问与征服。

　　关键词：儒家文化;消极影响;创造力;积极影响

　　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实的活动，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了人的思维特性，而且在行动中彰显。作为中华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创造力之间在功能上的关系是很值得探讨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而后又导致了后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创造力的理解

　　什么是创造力?德国的海纳特在《创造力》一书中认为，“从词源上来看，创造力是在原先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东西”[1]14。这个定义基本体现出了创造力的实质，但是却没有展现其具体的内容。《辞海》中对创造力的解释是：“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新，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大体上由感知力、记忆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种能力所构成。”[2]517笔者认为《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比较确切具体的。

　　二、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能够“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在其绵长的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两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协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确，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历史的“不衰”。这种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国人过早地认识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为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倾向奠定了文化基础;因为，统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会再次迅速分裂。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统的时间要长于分裂的时间，而统一是稳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伦、尊崇礼乐;这些被后来的儒家逐渐发展成伦理纲常，更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如此，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为发展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有利于物质生产，有了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经验的总结才有可能。总结、改进生产技术，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千年而遥遥领先的物质文明。“四大发明”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创造力了。

　　物质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以后人们才有相对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艺术创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正体现了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

　　儒家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便开始是敌人，最终也可能被我同化，成为我们的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终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我所用，不断充实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对于知识的分享与传播，对于智力的开发都是很有益的，当然也是有益于创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内涵与境界，难道这里没有创造吗?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别于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样入世的“小乘佛教”，这也是包容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在这样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不胜枚举。

　　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清朝末年以后儒家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已经无能为力了。这说明潜伏在儒家文化内部的某些消极作用已经显现，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西方，所以才有百年的屈辱历史。

　　三、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1)“仁”“义”“中庸”的理念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继续对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论。渐渐地，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德性修养，都以正人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人对事，人们强调“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矛盾习惯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总是向外苛求他人。这种仁的理念有益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过于关注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减对自然的关注，对外在的追问。长久以往，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能力就会停止不前，也就会限制创造力的发挥。

　　所谓“义”可以理解为韦伯那里的“价值理性”，那么“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关注“价值理性”，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没有那么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没有西方那么彻底，外在的创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约。工具理性把人当成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总是考虑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也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总是过犹不及。这种处世方法某种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质。可是如此的处世方式很容易产生对知识的不求甚解。这种态度不能把对知识的渴望发挥到极致，容易把好奇心给抹杀了。果真，不走极端、不敢追问，如何能有更多新的发现。殊不知正是“极端”才产生了德国哲学的辉煌，尤其是近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国;因为德国人只要一谈问题就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甚至常常无穷地追问到本体论的层面。由此可见德国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与认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这般，就会在方方面面体现出它的影响。比如：德国人在制造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终于成就了德国的高端制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国的这种在制造上面的创造力想必国人无人不知。与之相反，国人却总是偏爱“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们在制造业上的创造力才很难彰显。

　　“中庸”的理念直接产物就是“谦虚”。当谦虚成为美德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个性不张。不张的个性很难产生怀疑精神，而怀疑精神是破除迷信的关键。要知道“不破不立”，创造就是“立”，没有怀疑精神去“破”，哪有创造的“立”。而事实上，儒家文化到后期甚至形成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三从四德”，更是限制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2)家庭伦理与耕读方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从西周建立分封制的宗族国家之后，家族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国法、家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同等的作用，可以说并行不悖。钱穆先生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柱石。就连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是家庭孝敬。”[4]65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家国不分的。但是，在家庭中讲求的伦理过于强调远近亲疏。这样的家的概念，就必然预示着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所谓“家丑不外扬”，便是此理。中国自古以来，很多经验、技巧都是家传的，几乎不外传。这很不利于技术、知识的保存、推广与创造，最终导致很多技术、文化成果失传：神医华佗的重要的医学著作《青囊书》已经失传，诸葛亮的“车水马龙”也难以复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国是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是本业，而商业是末业。这样长此以往就限制形成广阔的统一大市场;到后期又闭关锁国，因此海外市场也没有了。没有广泛的市场交换也就阻碍人们信息的充分交流。要知道信息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使像四大发明这样的技术产生了，如果没有向外拓展的市场需求的诱导也很难有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比如指南针西方用于航海，而我们用于“风水”;西方用火药研制武器，而我们却只会制作鞭炮。

　　说到读书，中国人自古读的是圣贤之书，学的是孔孟之道。之所以读这些书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讲的多是如何“做人”的学问，关注人际社会而不太精通自然学问。人际关系是研究透了，所以人们精于世故人情，可是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却是大大不足。为了在科举中夺得头筹，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投身于世故的旧思想、旧学问，可以说浪费了大批的最优秀人力资源，极大地减少了最具创造力的主体。在考试的内容上多是“本本主义”，并不太注重实践的知识，甚至鄙视劳动实践。因为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注重实践，创造力谈何容易。

　　(3)儒家文化的思维模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的话似乎是在批评贬低孔子[5]119。但是，他所指出的内容无疑是对的。西方哲学思考喜欢用概念、知性范畴、逻辑来阐述分析问题;中国哲学理解、分析问题凭借的是直观的生命体验而非逻辑。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够直达知识本身。可是，没有理智的分析过程，这种知识就只能靠人的悟性了，中国文化早熟也正体现在此。这种早熟早期有优势，但是到后期便成了劣势。要知道没有逻辑的演进过程，直接一步登天，虽然快，但毕竟不稳。就像盖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作为基础，自然是不能稳固的。所以，尽管开始我们成就非凡，到后来就一败涂地了。西方人虽然晚熟，可是在坚实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终于建立了现代科学，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此“分析科学”战胜了综合的理性，中国渐渐开始落后西方了。

　　“风水轮流转”，虽然西方文化在创造力方面，在近现代表现出暂时的优势。但是，西方文化那种内在的“冲突”“异己”的特性终究不能取带崇尚和谐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再次显现其在创造力方面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海纳特.创造力[M].陈钢林，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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