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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时间:2021-02-10 12:27:57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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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论文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论文关键词:郭绍虞;文学批评史;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