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的现代文学论文
“现代化”是一个颇为正面、美妙的字眼，似乎它本身不证自明、颠扑不破，因此掩盖了其中负面的东西，尤其是掩盖了它与西方的权力关系。下面是解志熙的现代文学论文，欢迎参考!
解志熙的现代文学论文
“实存”观念认为，事物和人的实存是特定的“这一个”的“在场”方式，它先于本质，对可能的存在方式也具有优先性。
具体到文学研究，每一个文学现象、作品、作家都是实存的，需要置于具体的历史之中去考察，而不能以某些类别或本质简单涵括。
解志熙本人的文学研究基本上遵循的是这样的路子，对单个作家的研究在其中占据了大部分——这在同代学人中并不常见，即使是对存在主义的文学影响和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其中也比较注重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别。
这样看来，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解志熙没有“学科拥挤”的焦虑。
在原则上，解志熙并不反对文学史(历史)研究的现实性、当代性，自然也不反对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他把历史的实存看成是第一位的、无可替代的，他往往非常警惕这些研究倾向、方法会造成对实存的僭越。
因此，解志熙认为“历史研究真正本己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现象的实际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弄清了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为什么历史恰恰是这样的?”在另一篇文章中，解志熙拓展了这一思考：“历史研究以至于一切人文研究，必须注意区分并辩证处理历史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是历史化的存在，不可能超越历史，但一切历史存在的意义却不一定仅止于其存在历史的范围，倒可能有超越这历史范围的深广意味。
”但是“历史存在的意义”“仍需接受历史的检讨，仍然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视域中来看。
”5解志熙在“历史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意义”之间所作的区分，侧重点仍然在于前者，甚至是为了使“历史存在”免受侵扰。
在根本意义上，历史研究的本分工作仍然是对历史实存的描述和解释。
这种界定冒着极大的被误解的风险，会被以为放逐了对历史的价值评判，甚而被误解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6历史观的变体。
实际上，解志熙非但没有放弃对历史的价值评判，而且他评判的严苛往往让人印象深刻，孙玉石和钱理群在为他的著作作序时都曾善意地提醒他“宽容”一些。
这不是解志熙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他只是认为，对于历史的评判需要在充分、客观理解历史实存之后，否则一样会损伤到历史研究。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解志熙最为看重萨特关于“人的自由选择”的论述——“自由选择的绝对性”、“人是绝对自由的，即意味着人必须全面负责”7，恰恰为评判历史人物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甚至可以说价值评判成为了“实存分析”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部分解释了解志熙为何常常对一些研究对象态度严厉，甚至某些时候会以更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当看到有学者以方法去解释周作人的附逆行为时。
显然，他反感的不是文化批评的方法，而是这种文化批评的方法遮蔽了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反过来又使他对文化批评的方法连带着产生了怀疑。
这种严厉态度还部分地源于解志熙本人的文学观，在《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收束部分，作者借用朱自清的说法，强调了新文学的“双重严肃性——严肃的社会关怀和严肃的艺术追求”8;在《“严肃的工作”——〈李霁野文集〉阅读札记》一文中，
解志熙重温了朱自清关于文学严肃性的观点，并将其追溯到文学研究会的宣言中，“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9。
这种文学观秉承“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信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并寻求艺术上的不懈创新和深刻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之间保持均衡。
90年代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得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越来越像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劳农”，这个时候重温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也就具有了明显的自我定位和坚守的意味;另一方面，“工作”、“劳农”的说法又是那么“陈旧”和不合时宜，在各式新学说、新理论走马灯似地变换的年代，看上去反而带有了先锋和遗世独立的意味。
进入新世纪以来，解志熙正式提出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说法。
在为赵海彦《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一书作序时，解志熙谈到赵海彦在著作中遭遇到的一个“困扰”——也是困扰他自己多年的一个问题，即“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并试图以“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超越之：“有必要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重新定义文学活动的性质及其与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所谓‘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无非是要重新确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类的‘文学活动’其实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种最具主体性的实存行为。
确认这一点，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许多高深问题也许就有了比较明了的意味。
即就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论，其文学创造行为当然不可能完全超越其时代，但也决不是时代社会背景之简单的反映和被动的反应，而是他们对其身内与身外种种问题的发之自觉的应对、有所企图的行为——当然是以文学特有的方式。
我把这样一种研讨思路姑且称之为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以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
”10在另一处，解志熙重申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方法11。
这是解志熙为数不多的带有理论概括的文字，不是因为他不善于理论思辨，而是“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方法决定了他的写作风格：通常是由一个具体的文本、历史现场或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入手，然后在丝丝入扣的分析中展开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学图景。
研究者进入历史的过程也大概如此。
“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重心仍在“实存”，但是我不认为它可以解决当代研究者“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
回到历史实存之中只是暂时搁置价值判断的困难，顶多是把判断的难题推给了历史，而历史本身是无法为后来者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价值判断的。
实际上，“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来自于当下，而非历史，归根到底它是当代研究者处于众声喧哗时代中的价值认同困境，尤其是那些不满足于流行价值观的研究者，注定要承受更多的精神痛苦。
反过来看，困扰的存在对于研究者也未必不是好事，它可以成为研究者反思自身思想、方法、立场的契机，也可以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比如解志熙在论及“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时，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化批评的误用现象，“以文化来淡化社会现实和政治及道德等历史性因素”。
可是当他发现为周作人附逆行为辩护的学者也郑重其事地声称“历史是不可简单对待的”时，他不免陷入了困境。
这意味着对同一历史现象持截然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互相指责对方将历史简单化。
解志熙转而揣测对方的谬误“乃研究者求深心切或求甚心切之过”，实际上也就消解了原初的问题。
不过，随后他又注意到对方的立场可能是“失去必要的历史分寸感”造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唯文化论者在周作人研究中极力宣扬文化的无上神光以追求深刻超越的发现时，他们大概忘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旗帜上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以至于时事的色彩，这就是对周作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同情。
”
解志熙开始意识到：历史研究者虽然享有后见之明的便利，但他们的认识也一样需要被历史化，即放在他们自己所处的历史之中去分析。
如果是这样，关于历史对象的评价分歧毋宁说主要来源于研究者自身价值观的不同。
几年后，当解志熙探讨支克坚先生的革命文学研究时，他便直接遭遇了两个层面上的实存——革命文学这一对象的实存以及革命文学研究者支克坚的研究工作的实存。